1945年夏天伦敦的一个早晨。曙光渐强，大都市的轮廓已影影绰绰地显露在晨曦之中，青白的曙光和淡淡的晨雾交融在一起，点染着伦敦的大街小巷。只见三五成群的伦敦市民簇拥在路灯旁的广播下，叽叽嘈嘈，议论着什么。原来，市民们在听丘吉尔先生的第一次竟选广播讲话。广播中传来了丘吉尔先生那铿锵有力、声如宏钟的嗓音。他说：
“市民们，朋友们，请听我忠言相告。现在社会主义正在走近英国，可是，社会主义政策与英国的自由思想可谓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毋庸置疑，社会主义同集权主义和卑鄙的国家至上主义是水乳交融，难分难解的。在整个社会生活和国家工业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政府，不会允许人们自由地、尖锐地、甚至激烈地表示不满情绪••····当心啊！他们还会去求助于某种形式的盖世太保的支持······”
丘吉尔
广播下的人群一阵骚动，衣冠楚楚的绅士们开始欢呼丘吉尔的精彩演说。一位商人模样的中年人甚至说：“工党的社会主义国家同黑衫党的法西斯主义国家是同样货色。”一位矮小、精明、肤色雪白，还不到三十岁的伦敦金融投机商大声高呼：“不能搞社会主义，打倒工党的克里普斯。”这时，几位面色铁青的蓝领工人走上来，怒吼道：“住口！我们为工党而感到骄傲，丘吉尔那稀奇古怪的愚蠢讲话是在吓唬选民，我们拥护工党······”蓝领工人的出现吓跑了人群中的几位伦敦富人。
此时，广播里又传来了工党领袖艾德礼的反唇相讥：“丘吉尔先生认为整个大选就是他的胜利进军，他离奇的、慷慨激昂的演讲是想从过时的思想里找出陈词滥调。他想让全国人民知道，战争期间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温斯顿·丘吉尔与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先生是多么不同。他生怕那些战时接受他领导的人会受到引诱而忘恩负义，不再追随他······我们欢呼社会主义，因为它不仅是一种时尚，而且能够让全英的广大人民过上好日子·. . . . . ”
广播下的人群一片欢呼。不过，那多是蓝领工人、工会会员，普通市民的欢呼声。伦敦的富有阶级始终对工党的社会主义怀有极大的戒心和敌意，他们沉默着，一些人匆匆而走，一些富人在穷人堆里暗自叫骂。
1945年英国大选的帷幕就这样拉开了。它是右翼保守党与左翼工党之间的一次较量，也是传统的保守主义与战后风行一时的社会主义之间的一次交锋。
保守党这边的阵营是：大资本家、金融家、伦敦的工商业巨头以及为他们掌舵的丘吉尔先生。大多数观察家都估计，保守党将获胜。英国政界、新闻界大多数人都持有这种看法，连斯大林派往伦敦的间谍也向莫斯科发报说：“据可靠情报，保守党将获胜，建议我国政府对工党持谨慎态度。”据苏联共产党判断：保守党将会获得80个议席的多数。苏共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在英国，保守党一贯实力强大，影响深远。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英国是由以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的国民政府领导的。丘吉尔于1940年接替内维尔·张伯伦出任首相。他领导英国人民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与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还主持了战时保守党、工党和自由党的内阁大臣组成的联合政府。经过五年卓有成效的领导，丘吉尔亲眼看到了纳粹独裁政权的垮台。他对英国人民忠心耿耿，受命于危难之时，临危不惧，引导英国人民赢得了二战的胜利，这使他备受世人注目。1945年5月7日，英伦三岛隆重庆祝欧战胜利，丘吉尔被冠之以“民族英雄”的荣誉，威望甚高。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舆论普通认为，由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会在大选中大获全胜。
工党这边的阵营有：伦敦的蓝领工人、工会会员、在资本主义社会无计可施的普通人，以及为“平等”而呐喊的中小知识分子。工党领袖艾德礼就是一个温情脉脉的知识分子，他虽然出生于一个温馨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就读于公学，毕业于牛津，却对满手老茧的劳动者深怀同情。小时候，他那温情、贤淑的母亲给了他良好的教育。从他的家庭背景看，他完全应该长为一个敬重权威、崇尚竞争、轻视劳动者的年轻右派，可他却向往平等、同情保姆，对普通人民怀有天然的仁爱之心。大学毕业后，他成了社会主义的典范，放弃了当大律师的前程，献身于伦敦东区的济贫工作，后来又成了工党前身——独立工党的头面人物。
艾德礼像所有怀有仁爱之心、温情脉脉的英国知识分子一样，热情有余，心计不足，想独占鳌头，却缺乏手段。《泰晤士报》的主编在1942年3月的一篇文章里，对艾德礼做了一番形象的勾画：“此人可敬，但能力有限。他优柔寡断、顾虑重重，同工人运动中显赫一时的大人物相比，他真是相形见绌。”工党的领袖艾德礼这样平淡无奇，那么，他身后的那些左翼人物，贝文、道尔顿、克里普斯当然也就不足惧了。看来，工党似乎敌不过保守党。
艾德礼
可是，在1945年7月宣布大选结果时，人们简直目瞪口呆，工党胜利了。一个工人的政党在英国这个资本主义的堡垒里，竟以压倒一切之势赢得大选成功，这在英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竞选中，工党从保守党阵营夺走210个席位，同1935年相比，工党的选票从8, 325, 000张猛增到1, 200万张。工党于1945年赢得多数选票，这预示着，艾德礼将带着一个主张搞社会主义的政府而登台执政，这在英国历史上同样是史无前例的。
英国工党何以在一个正统的资本主义大国里上台执政？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看看英国工党是个什么样的政党。
英国工党是在英国工会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于1900年2月由职工大会发起创立。起初，它仅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称为“劳工代表委员会”，1906年大选小胜后才改名为英国工党。
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英国工党的确是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政党。1918年2月，工党通过了悉尼·韦伯协助起草的新党章。新党章第四条明确规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对每一工业或事业实行尽可能完善的公共管理与监督的基础上，保证体力或脑力劳动者得到他们的全部劳动成果和可能做到的公平分配。”此项规定迄今仍为党章沿用，是工党以社会主义政党面目出现的重要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英国工党的力量显著增长。1924年，麦克唐纳借助自由党的支持，组成了第一届工党政府，但执政仅十个月就因自由党不再支持而垮台了。1929年5月，工党在大选中战胜保守党，首次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麦克唐纳组成了第二届工党政府。1930年初，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席卷英国，工党内部因政策分歧发生争吵和分裂。以麦克唐纳为首的工党少数派与工党分道扬镳，另组“国民工党”。由于分裂，同年10月，工党在大选中遭到惨败。上述工党政府虽然两度执政，但都没有向自己的社会主义目标迈进。
然而，1945年大选前的英国工党却公开声称上台后要搞社会主义。工党以激进的竞选钢领《让我们面向未来》为基础，提出了主要经济部门要国有化、加强社会主义改革、全面建设福利国家和巩固对苏友好关系等一系列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的主张，结果却在下院夺得393席，大获全胜，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普遍左倾，在整个世界搞社会主义已成为一种时尚，这种国际大气候当然也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英国政坛的发展。二次大战后的英国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英国人民为了与希特勒作斗争，接受了国家在战时的必要管制和限制。他们已学会了共同生活，英国历史上出现了某种“令人激动的集体主义”，这对工党上台是极为有利的。另外，人民在战时受了苦，他们理所当然地想到战后要分享胜利果实，希望国家提供较好的社会福利。为此，他们甘愿接受计划化和政府干预。他们深知，是工党而不是保守党更有可能满足他们的福利要求。因为在英国，保守党代表的是社会贤达和工业巨子的利益，而工党则代表着中下阶级乃至普通工人的利益。
虽然在战后丘吉尔成了全英人民心目中的英雄，看来谁也不能把他击败；但是，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在人们心中却形象不佳。英国人民难以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劳合·乔治不履行自己的诺言；大萧条年代人民生活困苦；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又把英国拖入了德国法西斯的战争深渊。这一切让英国抛弃了保守党。
英国工党能在1945年上台执政，还有两个重要的历史根源。一是英国历史上有济贫的传统即福利国家的传统；二是英国历史上有阶级妥协的传统。这两个传统不仅是反映不列颠历史演进的两根线索，也反映出一个绅士之国的传统精神——宽容与妥协。
济贫的传统最初是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一个必然产物，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也给工人带来了贫困、苦难、疾病和污染。1830年，英国工人在每周四先令的代价下每天工作16小时，女工、童工广泛盛行，工作状况极度恶劣，工人区流行着伤寒与霍乱，这一切使得的阶级斗争的脉搏加快。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英国社会形一股巨大的要求社会平等的舆论潮流。恩格斯首先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金斯莱•加斯克尔夫人等著名作家也深刻地揭露了工业化给普通工人带来的巨大苦难。狄更斯在他的《雾都孤儿》、《艰难世事》、《焦炭市镇》等著名文学著中，用犀利的笔法向统治阶级展示了工业化给工人带来苦难。同时，19世纪初的欧洲政治大动荡，也迫使精明的统治阶级认真地考虑社会改革。拿破仑战争、英美战争、大陆封锁，粮食歉收、1825年的经济危机和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以及1848年欧洲革命，这一切使统治阶级唯恐英国出现雅各宾式的暴力。英国的富有阶层看到了法国大革命中血淋淋的事实。那些腰缠万贯、骄奢淫逸的贵族由于过分压迫平民，引起了一场可怕的革命，贫民们冲进巴士底狱，到处是起义和革命，巴黎弥漫着血腥味，贵族老爷们一个个人头落地，荣华富贵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想到这些可怕的前景，善于见风使舵英国统治者开始认真考虑救济贫民，不得不着手消除工业化的恶果，创建最初的福利国家。1802年官方颁布了工厂法，对工厂主对女工和童工的剥削加以限制。1811年，英国国教教会组成“国家会社”，旨在教育贫民子弟。1833年，国会通过了设立视察员制度。监督工厂主不得雇用幼儿。1834年改进济贫法，国会还授权中央政府负责照顾贫民。1848年通过公共卫生法要求对贫民的医疗卫生给予照顾，1870年的教育法普及了小学教育，在1833-1856年，英国为增加国民的福利设立了二十个中央委员会，董事会及视察团。可见，“维多利亚朝早期的人，已为福利国家打下了基础”。
1900年，英国自由党在劳合·乔治的领导下上台执政，颁布了一系列社会福利立法，进一步巩固了维多利亚早期形成的福利国家。1906年的教育法，规定在学校内为穷人家庭的儿童提供免费膳食。1918年的儿童法，规定禁止虐待儿童。1918年的养老金法，为年满70以上的老人提供一定的养老金。1919年的劳工介绍法，建立劳工介绍所，帮助失业工人找工作。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是一项重要的立法，第一部分医疗保险，规定所有工资收入者都应参加；保险金由个人、雇主、政府三方支付，可以让工人在指定的医院免费就医；第二部分对就业波动较大的几个行业实行失业保险。自由党颁布的这一系列社会立法，大大完善了福利国家的历史进程，使得英国福利国家的轮廓已相当清晰。
到1945年英国工党上台执政，英国已通过了大部分福利国家的立法。英国工党施行的措施实质上只是英国历史上社会改革传统的延续。工党继承了济贫的传统，它准备以史无前例的慷慨给英国人民以更大甜头，以实现平等的工党主义和陶醉在万民拥戴的虚荣心里。
工党的上台还与英国历史上阶级妥协的传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英国，一向是改良传统强而革命传统弱，英国人非常讲求宽容。
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英国历史上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一种阶级妥协的传统，这种传统是由英国的阶级结构所决定的。在英国，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毛织、炼铁等重工业和航海商贸的蓬勃发展、向美州的大规模移民、持续300年的圈地运动以及工业革命，使英国社会具有更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商业机会和工业发展造成了人们阶级身分的不断变化。这使英国社会财富中不像在法国和德国那样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英国形成了一种三层式的社会结构一土地贵族一资产阶级一工人。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注意考察英国这一特殊的社会结构，马克思曾指出：“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唯有那里已经没有农民并且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唯有这个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形式即劳动大规模地联合在资本主义企业主的统治下－几乎笼罩了整个生产，唯有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居民是雇佣工人。马克思所说的这种三层式社会结构的特点使社会较早地出现了一个拥有一定财富的中间阶级；三个阶级之间的界线较为模糊，中产阶级可以通过积聚财富和要求政治参与上升到土地贵族阶层；工人中的工人贵族可通过为中产阶级效力而上升为资产阶级。由于各个阶级都拥有一定的财富，迫使阶级斗争呈现出缓和的特点。阶级之间财富的重新配置，权力的下移可以用妥协、让步的方式来实现。所以，阶级妥协便成了英国历史中的一大传统。
1945年，工党能够上台，从根本上说是得益于政府济贫和阶级妥协这两种传统。并且，工党上台后准备将这些传统发场光大。艾德礼一上台就挑选了一个理想的班子。贝文负责外交，道尔顿负责财政，莫里森担任下院领袖，比万负责住宅卫生和社会事务。工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颁布了一系列体现平等的社会主义改革措施，这些措施使英国的穷人们大快人心。
首先，工党对英国经济的关键部门实行了国有化。英国格兰银行带头实行，接着，民航、煤炭、电缆、运输、电力部门也实行了国有化。具体的步骤是，由国家出面成立管理局管理各个企业，然后制定具体法律条文，最后确定“国有化日期”，按期实现有关企业的国有化。不过，英国的国有化不是采用强制剥夺的办法，而是由国家出钱买回原企业主的产权，政府十分博慨地给予原来的企业主以大量的补偿金，以使资方和工人都尽可能感到满意。国有化虽然不是真正的平等和社会主义，但使工人的生活变得较为稳定，工人不再受市场供求关系的无情调节而经常失业，所以，英国工人阶级仍然把国有化当作社会主义的良好开端加以欢迎。英国工党执政期间的另一重要措施是实行了社会福利政策，这是工党最得人心的措施，它使英国的中下阶层大受其益。他们为之奔走相告，日日期盼着落实的那天。
福利主义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实际上是当时国际思潮普遍向左的一种反映。英国工党的福利政策是在贝弗里奇报告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贝弗里奇报告发表于1942年12月，它是由身居高位、却对穷人怀有深切同情心的贝弗里奇起草的。英国人把贝弗里奇报告称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人权宣言”。它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阐明了施行社会福利的种种好处，它建议在战后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险制度和国民医疗保健制度，并保证将来每个人都有享受社会福利的同等权利。对贝弗里奇报告和工党上台的措施，穷人欢迎，富人持冷漠态度。穷人认为，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福利，从此生活安逸、工作稳定、福从天降，因此倾力支持工党。而富人则面带愁容，心怀不满，他们认为福利主义是对其财富的一种扣除，因此，他们将为之掏腰包、纳重税，迁就穷人。但鉴于自1945年以来，左翼思想在英国社会已占上风，平等的呼声日高，工党又登台亮相，这使福利政策的推行箭在弦上。
1946年，工党郑重颁布了国民保险法。工党声称，该法规旨在建立广泛的国民保险制度，提供救济金、退休金、寡妇救济金、丧葬补助等政府资助。这项法案使伤残病人和许多穷人得到益处，从而大大提高了工党的威望。同年，工党又颁布了“国民医疗保健法”该法案开宗明义地表示要为穷人服务。它写道：
卫生大臣有责任促进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建立全面的医疗保健制，以提高英格兰、威尔士人民的身心健康，改进对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工作······除本法明文规定的收费项目外，其它医疗服务一律实行免费制。
英国工党建立福利制度的实践，实为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福利制度之先声。通过国有化和福利主义等措施，英国老百姓获得极大好处，工党的威信也直线上升，这使工党领导人开始陶醉起来。道尔顿公开说：“我们兴高采烈，得意扬扬，我们全心全意地工作着，因为我们身后有无数的拥护者。····••”艾德礼神采飞扬地对苏联人说：“英国正在建立一种优于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克罗斯兰甚至断言：“至少到1957年，英国已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了，人民在这个梦幻般的国度里享有一切。”
工党政府在1945年的改革给英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希望。英国似乎出现了一个体现平等精神的美好时代。甚至英国人的价值观也得到了改造。集体主义和乐观主义似乎代替了放荡不羁的自由主义和追逐私利的个人主义。工党上台后，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渐渐少了，国营企业的蓝领工人喜上眉梢，营私舞弊的生意人受到工党政府的限制，计划经济的国家政府冲淡了市侩气十足的商业气氛。英国急剧向左转，英国有人甚至以颇为肯定的语气谈到列宁和斯大林。
保守党无可奈何地感到：福利国家已为公众接受，充分就业成了共同目标，适者生存，能者优先的传统观被一视同仁的平等观所取代。工党也变成了一个值得尊重的、替老百姓办事的执政党。保守党人深深地认识到，“肉包打狗，一去不回”。由政府给英国广大人民的好处已很难收回。下次大选，如果保守党继续对福利国家心怀恶意，企图推翻，那么，保守党必然会在大选中丧失人心、惨败而终。基于这种认识，保守党在政策上小心翼翼地向工党靠近。果然，在1951年10月的大选中，保守党不再用激烈的言词攻击福利国家，他们还许诺，如果当选，它将每年建造30万所住宅······
保守党从1951年起连续三次在大选中获胜，执政达13年之久，鉴于工党主义在战后英国社会中的深远影响，保守党审时度势，顺应时代的潮流，把艾德礼政府在台上的改革措施基本上接受下来。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巩固和发展，除了钢铁业实行了非国有化外，其它国有化政策一律依旧。经济上同工党政府一样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英国历史上出现了少有的两党一致。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这时创造了巴茨克尔主义一词，形容两党政策的基本一致性。巴次克尔一词是对保守党做大臣巴特勒和工党财政大臣盖茨克尔的合称。它说明，在战后英国的政治舞台上，保守党与工党已达成了共识政治，两党政策十分相似。共识政治既是保守党向工党做出的巨大让步，也是工党主义影响深远的明证。50年代，英国的爱德华•海厄姆斯写了一本小说，书名叫《龙胆紫》，他书中所描写的主人公既是保守党人，又是工党党员，他口若悬河，到处演讲，想当选为议员，而听众竟没有发现他的双重党员身分。这个故事说明，两党政策的确十分雷同。当时英国流行一首小调，生动地反映了两党一致的情况：
贝文或丘吉尔的风格，
丹麦人或荷兰人都感到如出一辙；
工党或保守党的演讲，
法国人和希腊人听来都一样。
由于保守党向工党靠拢，使工党的社会主义影响英国政坛达20年之久。从1951年到1979年，无论是保守党上台，还是工党执政，都基本奉行艾德礼政府所奠定的基础——两党一致的政策。
保守党
工党主义的国有化与福利国家给英国人带来了不胜枚举的实惠和好处。英国人的生、老、病、死、伤、残、孤、寡都有了保障，政府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无微不至的福利制度，核心是向社会提供社会保障，具体地说，也就是人人可以享受社会保险。后来，英国政府又规定了国民最低生活标准－在别的国家叫贫困线。收入低于这个标准的就是贫困者，他可以声称自己困苦不堪而向政府申请津贴和救济。比如，一个不劳而获、完全依靠救济的人，他从国家得到的救济金可以达到一个普通人工资的25%。
国有化和福利主义虽然给英国的广大阶层、特别是中下阶层带来了种种好处。但它的消极作用很快就在战后英国的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对经济慢性衰退、通货膨胀——失业并发症与国际收支危机交织在一起的英国病雪上加霜，加重了大英帝国日益衰退的趋势。
首先，企业在国有化之后几乎都成了赔钱的企业。这是因为，国有化之前的私人企业主，都是些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他们严格按利润原则和市场行情来经营企业，赚钱的生产，赔本的立刻停产。为此，他们不得不随时根据市场生产、销售、竞争状况而作出灵活的反应。他们没有一成不变的计划，不受政府的干预，随时根据市场行情调整自己的生产、销路和价格。这样，私有企业往往可以获得较大的盈利。在企业国有化之后，由于企业“属于国有”，不再与负责人的经济利益有很大关系，企业负责人只根据政府计划和行政原则进行生产。国有化的企业很快变成了“衙门”，机构臃肿，办事效率差，官僚主义盛行。同时，国有企业里的工人，不像私营企业的工人随时会被解雇，消极息工，玩忽职守，使国有企业大多亏损。1950年，英国矿业主史密斯记录了两位矿工的一段对话，足以说明英国矿业亏损的原因。
文森：戴恩，你从清早到现在一直在喝威士忌，我想，我们应该努力工作，工党为我们工人建立了引以为荣的社会制度，我们要为上帝的恩赐而努力·····
戴恩：文森，你是一个大傻瓜！现在工党执政，薪金合适，矿主不会随意解雇工人，我们为什么不放松一下，自找愉快呢？
文森：戴思，你的想法可不对头，艾德礼为我们创立了平等的国家，我们矿工更要好好干······
戴恩：文森，你是一个粗鲁的鼓动家，资本家是我们的克星，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效劳呢？
文森：你错了，现在国有化工业公司的重大问题决定权都掌握在议会和政府手里，资本家在哪里呢？
戴恩：算了吧！国有化只是国家出钱买回原业主的产权，劳工们既不能分享利润，也得不到经济上的实惠，他们只是在玩弄一场行政上的把戏而已，你何必要认真呢？
福利国家同样给英国经济的衰退造成了深刻影响。因为，不论是什么样的福利措施，都是政府给人民的一种“实惠”，都需要有大量的财源。同时，福利国家的一大特点是财政支出直线上升，福利措施只能多，不能少，只能上，不能下。因为，在人民群众看来，福利措施越多越好，他们对此的要求有增无减，这使政府骑虎难下。1949年度，英国社会福利支出是65. 7亿英镑，到90年代初，福利支出已上升到383. 9亿英镑，增长的幅度高达450%,成了政府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也成了英国经济增长的拦路虎。
福利支出的激增，不可避免地使国家财政支出扩大，财政支出扩大又必然引起财政赤字，政府依靠增加税收来弥补财政赤字，以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的施行有充足的财源，又引起了更大的人不敷出。这种恶性循环实际上把政府赶进了一条死现风－福利支出的增加引起财政赤字，使公民的实际收入社会津贴减少，于是他们向政府要求更多的福利，政府为了提供更多的福利，再次扩大财政，使国债和赤字滚雪球似地增大。如此循环反复，它使政府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使气息奄奄的英国经济每况愈下。
由于这些情况，作为“福利国家”的英国看起来好像是两个英国，从福利的角度看，英国是一个富庶之国。人们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有了保障，政府建立了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比如，在80年代，英国每个婴儿出生以后，母亲可得25英镑津贴，由国家负担。16岁以前的每个儿童，每人每周有6. 85英镑儿童补助，凡进公立学校者，享受免费教育。16岁中学毕业又未找到职业的青年，每周可得18英镑救济。失业者、无生活来源者，每周可领取29英镑补充救济金。患病者免费医疗，因病误工每周可得45英镑病假津贴。年老退休者每周有37英镑的养老金，如果死亡，政府还会发给抚恤金30英镑。名目繁多的福利措施使英国的贫富悬殊大为改观，全英2/3的住户有了自己的房屋，一半以上的人家拥有自己的汽车，至于各种高档家电早已普及，英国从表面上看来呈现出一幅社会稳定、生活富裕的繁荣景象。伦敦城内商贸兴隆，超级市场琳琅满目的橱窗前，人群熙熙攘攘，奔浦不息，伦敦郊外，绿色的田园间点缀着一座座豪华的私人别墅，五颜六色的私人汽车在乡间大道上起伏奔驰。在明净碧蓝的夫空中，伦敦郊外的中产阶级正驾驶着自己的微型直升飞机去伦无衰退的迹象。教上班或购物•••···英国俨然是个西欧富国，它的经济似乎毫无衰退的迹象。
但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英国却是一个“穷国”，因为它的经济增长缓慢，国民经济一直处于慢性衰退之中。英国驻法大使汉德逊爵士在离任报告里悲哀地写道：
有人试图用田园式生活情趣为理由来替当前经济衰落的状况作辩解，我对这种人不会给予多大同情。现今，你只需到西欧转一转，就会马上意识到，相形之下我国是多么贫穷和寒酸，我们的机场，我们的医院，我们的游乐场，没有一样有人家的好······我们的衰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比如，为了想在欧洲共同体的经费预算中少出点钱，我们自己又在哭穷。在法国，人们现今已把我们和病夫联系在一起，正如过去总是把我们与成就联系在一起一样。在许多公开的讲话中，英国竟然被当成一个不可模仿的反面样板。更令人震惊的是，法国人举办的宴会上，如果有英国代表在座，主人总要对英国人说几句恭维话，人家瞧不起英国人却故意想出些奉承话，什么我们的语言多美，我们英国人多么富有幽默感之类，太令人寒心了！
汉德逊爵士实事求是地承认了英国经济衰落的事实。的确，在1954年，英、法、德三国总产值增长的百分比还大致相同，但到1977年，英国国内总产值的增长率已远逊于法、德两国，法国的国内总产值已比英国高34%,德国比英国高61%.全体英国人都毫不脸红地自称，英国是欧洲不太繁荣的国家之一。目前，英国的经济已被德国、法国超过，到本世纪末，在人均国内总产值方面极有可能被意大利和西班牙超过。英国经济的不断下滑纵然有多种因素，但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和财政支出浩大的“福利国家”无疑是英国经济在战后日益衰退的病因之一。工党主义既缓解了英国的贫富悬殊，又对英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战后英国工党“福利国家”的历史实际说明，平等与效率之间是有矛盾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先驱艾哈德认为，现代的“福利国家”使人们不必依靠自己的努力，而是依赖国家生活，这会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动力真空”，久而久之，社会经济会衰退，社会福利也会成为无源之水。相反，没有名目繁多的社会福利，人们努力工作，增进生产力，物质产品自然会增多，水涨船高，社会成员的福利也会增进。事实证明，平等与效率是有矛盾的，过度追求平等会影响效率，在这方面，英国的情况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证。
参考资料：《英国史》、《战后英国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