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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7月，红九军团从江西石城出发，向福建境内进发，为北上抗日部队担任护卫任务，一个月后到福建省中部的樟湖坂镇。
当地原来盘踞着一支反动武装，为首的是一个名叫卢兴邦的旧军阀，在闽中一带鱼肉百姓、作恶多端，民愤极大。
卢兴邦听说红军打过来了，吓得魂飞魄散，马上带着老婆孩子和金银细软逃跑了。
红军没有抓到卢兴邦这个恶棍，都有些失望。这时当地老百姓告诉他们：卢兴邦在附近山里兴建了一座兵工厂，专事制造武器弹药。当战士们在群众的带领下，进入卢兴邦的兵工厂，虽然没有找到什么 现成的武器，却在仓库里得到一笔意外的重大收获。
什么重大收获呢？既不是金银财宝，也不是粮食布匹，而是当时红军最缺乏的东西——火药。尤其让红军指战员大喜过望的是，这是一批质量上乘的黑色火药，而且数量非常可观，居然有整整四千多箱！
要知道，红军的火药来源，一部分靠战场上缴获，另一部分也需要由苏区的兵工厂自行制造。但是国民党军队一直对苏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各类物资都极其匮乏，更别说制造武器弹药所需的原材料了。当时红军兵工厂根本搞不到黑色火药，迫于无奈只得用白色硝药来制造子弹，可想而知，这样的子弹杀伤力是很小的，这也正是早期红军在武器装备上处于严重劣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卢兴邦逃跑时带走了老婆孩子和金银细软，却带不走这四千多箱火药。他当初不可能预料到，自己购置的这批火药，竟成为红军在樟湖坂最大也最意外的一宗收获。
中央得知这一喜讯之后，当即给红九军团下达指令：尽快把这批“宝贝”运往苏区。毕竟单纯的火药作用不大，必须造成子弹才能真正转化为战场的杀伤力。每多运一些火药到苏区，就能为红军的战力增强一分。
以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参谋长张翼为首的军团首长接到指令后，当即从两方面着手完成这一任务：一是在当时招募大量木工，配合红军工兵连，不分昼夜地赶制用于盛装火药的木箱（原来的木箱有些已经破损了，无法再用）；二是紧急动员全军团指战员，安排运送火药。
当时红军根本没有汽车、火车、轮船等先进运输工具，就连战马、骡子等脚力也少得可怜，那么，这四千箱火药到底怎么运往苏区呢？
办法其实很简单：人力运送。全军团指战员无论职务高低，每人都背上一个木箱子行军，里面装着大约二十至三十斤火药。
除了火药之外，每个指战员还要背点食盐，因为这东西也是苏区极为紧缺的。这么一来，算上各自的武器、行李，每个人身上背负的重量达到了五六十斤。
大家都明白多背一些火药回去，我们的兵工厂就可以多造些子弹保卫苏区，就可以更多地消灭白匪军，所以，尽管红军指战员都知道路途遥远，身上背负物品过多，不利于行军打仗，但大家都是争先恐后地想多背一些东西回苏区去。
到了八旬中旬，这支红军已经完成了掩护兄弟部队北上抗日的任务，转而正式开启了返回苏区的征程。只不过，这次征程比来的时候难度提高了不少，毕竟每个人背上、肩上都多了数十斤食盐、火药，行军负荷大增。
尤为困难的是，福建中部、北部一带山地居多，而且当时道路非常狭窄弯曲，再加上已进入仗天，天气极为炎热，给随时有可能要进入战斗状态的红军指战员负重行军带来巨大的困难。
即便如此，从军团首长到炊事员、马夫，人人都挑着一副担子，冒着酷暑向前行进。他们采取晓行夜宿的办法，尽量避开日头最盛的时段，每日仍可推进五六十里。
几天后，红九军团到达尤溪县山区，又碰上连降暴雨，虽然没有烈日烘烤了，路上却泥泞湿滑，使得部队行进更为艰难。
在恶劣的地理环境和天气条件下，红军指战员充分发扬互帮互助的精神，共渡难关。一些身体强壮的战士先赶上一段路，就把自己的担子放下，去帮助那些体弱或有伤病的战友挑担。通过这种交替推进的办法，实现部队的整体推进。
在这次运送火药的行程中，军团长罗炳辉可说是吃尽了苦头。他本是个大胖子，挑上这么重的东西行军比一般人体力消耗得更快。虽然上级给他配了战马，但他早就把坐骑让给伤病员了，自己像普通战士一样挑着一副担子前进，而且丝毫不肯落后于人，总是身先士卒。
罗炳辉不仅亲自负重前行，一路上还不时带头唱起了军歌和山歌。在首长的带动下，全军团指战员个个精神抖擞、士气昂扬。
到了8月22日，这支特殊的红军部队终于来到毗邻福建永安的石峰一带，此处已与苏区相距不远了。恰在此时，军委传来一个喜讯：苏区兄弟部队已经发动了数千名群众，准备好了运输工具，从而组建起了一支民工运输队，正在赶往红九军团前往苏区的必经之路——姑田，届时可为红九军团运送火药、食盐帮上大忙。全军团指战员获知这一消息，无不欢呼雀跃。
6天后，部队正式到达姑田，民工运输队也准时赶来接应。军民携手，共同把这四千多箱火药以及食盐等物资，顺利交接给军委设在苏区的兵站。历时长达一月的火药运送任务至此圆满完成，为苏区红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