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德，是南宋末期比较著名的武将。他出身平民，早年从军并被南宋名臣赵葵赏识。吕文德最初参加的战斗就是“端平入洛”，此后一生转战江淮、荆湖、四川等地。
当孟珙、杜杲、余玠等抗蒙名臣相继凋零后，他逐渐成为南宋可以依靠的中流砥柱之一。
吕文德一生最为出彩的巅峰，当属1259年蒙哥南侵期间，当年3月，时任京湖制置司参议官的吕文德从播州（今贵州桐梓县）北上增援四川，并出任保康军节度使、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主持川东防御战。
春季雪化之后，江水暴涨，吕文德、向士壁等人趁机发起进攻，与蒙古军激战后将其击败，从而打通了蜀道，继而迫使围攻钓鱼城长达半年的蒙哥本人选择撤军。
九月，吕文德又马不停蹄地从重庆赴援鄂州，击败蒙军拔都儿部，“乘夜入鄂城”，使得鄂州“守愈坚”。
不久，围攻鄂州长达数月的忽必烈北撤。
宋廷特地下诏褒扬吕文德：
“援蜀之赏未足酬功，今援鄂之勋尤为显著，特赐百万，良田万顷。”
此后，吕文德一直担任京湖制置使，开府鄂州，率军驻防京湖边境。他本人也不断加官进爵：景定二年（1261年）超授太尉，景定四年（1263年）兼宁武军节度使，咸淳元年（1265年）授少保，咸淳三年（1267年）加授少傅，咸淳五年（1269年）受封崇国公。
可以说，南宋已经把抵抗蒙古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他的身上。
襄阳，是吕文德的管辖范围，也是忽必烈南下侵宋的关键枢纽。岳飞曾经将襄阳视为“恢复中原之根本”，蒙元方面也将襄阳视作打开南宋的钥匙。
可以说，正是因为襄阳失守，南宋才陷入无可挽回的境地，短短三年不到，就宣告覆灭。
金庸先生在《神雕侠侣》中，将吕文德描绘成颟顸无能，胆怯如鼠，还始终破坏抗蒙大局，显然与事实不符合。
那么，作为实际领导的吕文德，真实历史中的吕文德，该为襄阳失守，承担什么责任呢？
一、逼反刘整
击退蒙哥征宋之后，南宋朝廷大力推行“打算法”，谓“打算”，
就是核算、会计的意思，即派遣官员会计查核各地军费，凡在战争中支取官府钱物用于军需者，一律加以侵盗掩匿的罪名治罪。
从节约财政开支角度的初衷来说，“打算法”有必要推行，但可悲的是，贾似道、吕文德把这一法令当成排挤异己的大好机会，贾似道是为了挟私报复当初得罪过他的军将，吕文德是为了排除异己，把宋军变成“吕家军”。
结果，贾似道整死了向士璧、杜庶、曹世雄等名将。
吕文德则逼反了名将刘整。
刘整时任泸州知府兼潼川路安抚使，原本是邓州穰城人（今河南邓州），金末时投奔了南宋，为名将孟珙所提拔擢升。
刘整叛宋，不仅将蜀中要地泸州献给蒙古，更加致命的是，他长期转战荆湖、四川，深知南宋国防利弊。
他投奔蒙古后，给忽必烈献上了两个大礼包：
1、训练水军；2，主攻襄阳；
前者为蒙古方面如虎添翼，打破宋军唯一优势，后者则使蒙元方面集中全力围攻襄阳长达六年之久，并最终破城。
二、坐视蒙古人在襄阳城外修榷场
这个同样是刘整向忽必烈提出的计策。
1263年7月，蒙古提出在襄阳城外开设榷场，榷场的地点被设在樊城东面白河口方向。
吕文德居然应允，但是蒙古方面很快又抛出早已准备好的“南人无信”借口，要求建筑城墙以保护其货物。吕文德心中以为蒙古人得寸进尺，打算不予同意。
不料，此时身边有幕僚建议说
：“榷场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
于是吕文德奏请朝廷开设榷场。蒙古方面迅速在白河口构筑了第一座城堡，接着，又在鹿门山（襄阳市东南）建造了一座土城，外通“互市”，内筑堡壁，以阻宋南、北之援。
至此，蒙古图谋襄樊有了进可攻退可守的立足点，从1265年开始，蒙军便开始利用白河口、鹿门山等据点，骚扰进攻襄阳外围地区，以削弱南宋防御襄阳的人力物力。
蒙古方面在襄阳城外修筑据点的时候，襄阳守将吕文焕连忙派人向吕文德报告，匪夷所思的是，两次报告都被吕文德身边的亲信隐匿不报。
吕文焕第三次报告才被吕文德知晓。
吕文德的反应愚蠢且狂妄，先是指责吕文焕妄言邀功，接着又盲目乐观，认为即便蒙军筑城也不过是假城而已，
“襄樊城池坚深，兵储可支十年”。
他派人回复吕文焕称，“好好守城，等到春雨降下江水高涨之际，将亲自率领水军前往攻击。”
然而，蒙元方面开始集中全部力量向襄阳城外集中，修筑城堡的步伐也越来越快。
襄阳城内的人们已经闻到了战争气息，他们看到鹿门山、白河口蒙古人忙碌的景象，但却毫无办法，束手无策。
很快，吕文德得知蒙古在白河口城堡的对岸又修筑了一座新的城堡，从此时起，无论白天黑夜，没有一艘船能在不被蒙军威胁下通过汉水。
他方才意识到情况已经十分严重，惊慌地用脚跺地，连连自责，“误了国家的，是我呀”。
不过，吕文德的悔恨已经太迟，他错过了挽救襄阳的最后机会。
随着城堡的完工，套在襄阳脖子上的绞索已经开始被收紧，而襄阳乃至南宋的国运也正式开始了倒计时。
小奔说：襄阳的陷落意味着南宋的灭亡，而襄阳之所以陷落，吕文德难辞其咎。所以，吕文德的真实形象虽然远远高于金庸先生小说中的形象，但却仍然要为襄阳失守负最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