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瓦拉同志
中国史上最后一位丞相胡惟庸，是元末濠州定远人，跟明朝开国元勋李善长是同乡，并在他的推荐下，得以进入朱元璋的幕府。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年），胡惟庸正式加入朱元璋的阵营，从元帅府奏差、宁国主簿这类小官做起，由于精明干练、善于迎谐主意，仅用了12年时间便晋升为西吴的太常卿（明朝建立前，朱元璋自称吴王，史称西吴）。
明朝建立后，胡惟庸的权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仅用了6年时间，便取代徐达担任右丞相，4年后又晋升为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胡惟庸很晚才加入朱元璋的阵营，在创建明朝的过程中似乎也没有立下耀眼的功绩，而他之所以能一再被超拔，最终当上丞相，缘于朱元璋认为他资历浅、易控制，远比那些功臣宿将让他放心。
胡惟庸拜相之初，朱元璋对他很是宠信，除军国重事外，其他政务均交由他全权处理。而胡惟庸感激于朱元璋的器重，也自觉勤奋进取，由此深得后者欢心。但随着权势和地位的攀升，胡惟庸开始膨胀起来，不仅侵夺了右丞相汪广洋的职权，而且擅自处置生杀赏罚大事，再不肯对皇帝事事汇报、请示意见。
不仅如此，胡惟庸还利用职务之便，将弹劾自己的奏章全部扣押，以防止朱元璋看到不利于自己的言论。由于胡惟庸位极人臣、一手遮天，热衷功名之徒，以及失去职位的功臣武将，便竞相巴结、讨好他，以求得到高官厚禄。正因如此，胡惟庸得到大量的金帛、名马、玩好等物，价值难以估量，一时间富拟王侯。
对于胡惟庸专权跋扈、培植党羽的行为，忠直的大臣们看在眼里、忧上心头，为此，魏国公徐达、诚意伯刘基等人纷纷向朱元璋揭发胡惟庸，希望皇帝能约束他，以免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然而对于徐达、刘基的谏言，朱元璋却沉默以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受此鼓舞，胡惟庸便大肆诬陷揭发他的大臣，甚至还命人暗中毒死了刘基。
然而胡惟庸跟朱元璋相处多年，深知此君是个雄猜阴刻的主儿，他之所以迟迟不肯收拾自己，必然是在布设一张“大网”，准备将他及党羽一网打尽。考虑至此，胡惟庸便勾结屡受朱元璋斥责的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令他们在外面召集兵马，准备共图大事。与此同时，胡惟庸命人出海招引倭寇，并派密使联络北元，请求两方出兵做外应。
就在胡惟庸及其党羽秘密筹划这些事情时，一个突发事件打乱了他谋反的节奏。原来就在此时，胡惟庸之子乘车经过闹市时，因为马匹受惊而坠死于车下，胡惟庸哀痛暴怒之余，竟将驾车的人杀死。朱元璋闻讯后，一改昔日对胡惟庸的纵容态度，坚持要求他以命抵命。看着态度决绝的朱元璋，胡惟庸知道“摊牌”的时刻已经到了。
为了保住性命，胡惟庸便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图谋起事，并密告依附于他的武将和各地长官，要求他们及时响应。然而胡惟庸的阴谋尚未得以实施，因害怕事败后被灭族的涂节，便上书告变，由此导致政变计划破产。朱元璋闻讯后暴怒，下令捕杀胡惟庸、陈宁和涂节等人，时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
惟庸惧，乃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谋起事，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明年正月，涂节遂上变，告惟庸...帝大怒，下廷臣更讯，词连宁、节...乃诛惟庸、宁并及节。见《明史·卷三百十八》。
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下诏废除中书省，并且规定此后不得再设立丞相职务，臣下敢有奏请复设此职者，当处以灭族的重刑。就此，从秦朝开始持续千余年的丞相制度，就此被彻底废除，皇帝一身兼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角色，权力得到空前提高。
胡惟庸被杀时，所牵连的党羽并不多，直到十年后，朱元璋才借题发挥，将包括李善长、费聚、陆仲亨等人在内的功臣宿将，以“逆党”的名义处死、灭族，人数多达3万余人。此后数年间，“胡惟庸案”株连蔓引，又导致大批文武官员被杀（“帝发怒，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云。”引文同上）。
纵观“胡惟庸案”的前因后果，其中的疑点与不合常理之处非常多，以至于后世很多史学家认为，胡惟庸其实并没有谋反的心思与举动（明史专家吴晗在《胡惟庸党案考》，便坚持认为“胡惟庸案”是彻头彻尾的冤案）。他之所以被杀，究其原因在于君权与相权之争，是朱元璋通过捏造谋反案诛杀胡惟庸，来结束长达两千余年的丞相制度。从胡惟庸被杀后的政局来看，此说未尝没有道理。
史料来源：《明史》、《明太祖实录》、《胡惟庸党案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