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石，别署龙溪山人，1957年生，右军故里人。尝就职于临沂画院，受聘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追文人画，参与“新文人画”，现居京郊小筑。
与草虫一样，鸟也是胡石笔墨表达的重要载体之一。
宏观鸟道，飞在天上。微观虫迹，低到草丛。一样都是广大世界。尽精微致广大，广大也是精微，精微也是广大，从宇宙观念上看，二者不分彼此，都是道心的体现，都归于心性。鸟与草虫，这是视线的两极，更是精神的两极，这两极又归于心性这个生命的“奇点”。
自从自然之鸟走进笔墨，化身为宋画里的鸟、牧谿的鸟、八大山人的鸟，随着文化的聚合与推进，鸟的文人化达于极致。
宋人画鸟，院体画，工而精，那种工是一种写意的工，线与色彩都带着明显的写意性行进，然而还是不够幽深，不够渺远，不够阔大。处江湖之远的牧谿，则是截然相反的另一番景象：墨随心意，淋漓洒脱，画鸟如画影，呈现的是飘渺幽绝的禅宗之境，给人一种地老天荒的洪荒感。牧谿画鸟，是空相。后来的八大山人画鸟则更多的是遗世独立，是白眼，是啸傲，是非暴力不合作，是孤高生命的远遁，是月落雪山的苍凉。孤冷的人生感受借鸟呈现，给人一种人生如幻的荒诞感。八大画鸟，是幻相。
无论形象、意象，还是空相、幻相，都是文化体现在艺术层面的不同表征。胡石画鸟，承接传统余绪，在上述文化底色上，走向儒家充实正大的气格，他力求塑造一种笔墨的“大有”，所强调的是基于时代文化和时代精神背景下的个人风骨的具体化表达，那是他尊重传统又不拘绳墨、立于道统又出于机杼的文人画家气派，接近儒家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理想，那是一种“真相”。
世人乐于讴歌和描绘飞翔之鸟，大约是源于人们对飞翔的想象与渴望。然而，胡石笔下的鸟是返回之鸟，是降落之鸟，是栖息之鸟，是不为之鸟。有翅羽，却甘于不飞，将鸟的精神放在天空相反的维度，选择停，选择驻，选择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态度。拣尽寒枝而后栖，不是超然物外，而是信步物内，与天地大块的脉动共振，这是一种磊落的生命状态，更是一份清贵的慎独。如画草虫不能对等于具体的草虫一样，胡石不是简单地画所谓的花鸟画，而是文人画，说到底是文化，是依托笔墨说生趣，说生命，说生机。
文人画的重要特质之一就是发现心性。心性发自灵府，形诸笔端，却要靠笔性来具体呈现。胡石书法蕴含着深刻的生命体验，他的用笔举重若轻力道丰满，点画之间自有一种看似消散随心实则法度森严的气度。胡石画鸟，方笔圆笔相互转换，笔笔送到，笔笔生发，用笔过程行云流水，但所有动作几乎都是瞬间完成，这种迅疾而肯定的速度明显带有一种纵横的快意在里面。这样的笔墨看似简单，实则难度极高，发力与收气，都要控制得恰好落到那个情绪表达的临界点，非胸中储存着磊落之气而不可为。需要强调的是，胡石画鸟，不唯画形更画其气，画其气旨在画其“性”。《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胡石奉行儒家提倡的率性，标榜顺应天性的笔墨，因此，在他的笔墨中你看不见颓废消极的东西，更看不见悲观之气，而是摩荡着一股浩然端正的仁者气度。画中之鸟，能高飞，却不飞，不鸣，让飞举于苍穹，不正是一种仁者气度的呈现吗?这些水墨的大鸟皆由笔墨雕塑而成，现代感极强。尽管这些鸟有时给人一种脸谱化之嫌，但正是这种“脸谱化”强调了笔墨造型上的叠加与生化，形成了一种笔墨的连环效应，仿佛画中之鸟是一个人，一个智者、儒者，或立，或卧，或憩，或思，忽然睁一只眼，忽然闭一只眼，忽然在这里，忽然又在那里。这是一只鸟，似乎又化身为无数只鸟;这是无数只鸟，似乎又化身为一只鸟，让你打破笔墨的审美惯性，获得奇妙的生命体验。胡石的画告诉我们，笔墨是一种心性的呈现，观照的是具体的人格，说到底是文化，真正的贤之大者不脱离人心独自飞举，而是选择人间人道;真正的贤之大者从不成群结队聒噪饶舌，而是选择孤独圆满。读胡石画鸟，即给人一种别样的孤独，那是一种豁然开朗的孤独，一种充实的孤独，一种圆满的孤独。
质沿古意，文变今情。这是胡石的艺术绳墨，说的是笔墨必须来自传统，又挣脱传统，方能获得基于时代背景之下的生机。心性，笔墨的生命密码。真性，文人画的生命密码。有了这两项密码，放眼文化的天空，鸟迹无形而笔墨大有，正是孔子的“充实之谓美”和庄子的“天闲万马”这两种文化、两种境界化合于笔墨的表达。这大约就是胡石画鸟给我们的启发吧。(文/大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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