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自秦始皇创建封建制度以来边进入历史周期律的治乱循环，往往一个王朝前起励精图治，后期开始走向腐朽没落，最终衰败灭亡。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道德礼仪代替了法治，导致体制僵化，失去发展的动力。
在以农业立国的封建小农社会，稳定压倒一切，正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新的技术和思想不但不被采纳，往往会还会被扼杀。因此，清朝的戴梓发明28连发的机关枪，不但不被康熙皇帝所采纳，反而蒙冤受屈。
这种因循守旧的封建制度的根基的根基在于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于道德和礼仪，而礼仪来自于道德，礼仪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护道德道它是维系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纽带，更是封建统治者维系统治的重要工具。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成了统治阶级的伦理基础。
在儒家思想制定的道德礼制下，一国即是一家，皇帝就是一家之主，皇帝对臣民犹如父亲对子女，称为“君父”，“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权成了整个社会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有了主宰一切的力量。皇帝是天子，上天之子，实为天意所归。天意必须由万千臣民的意念体现出来，于是礼仪就成了必不可少的程序。通过千百次的磕头行礼巩固这种权威，同时皇帝往往主持礼仪，代表他也是天命所归。
皇帝身在其中也必然被道德礼仪制约，因为皇帝要通过礼仪维护权威，自然也要遵守道德礼仪的规范，天下表率。儒家学说塑造的理想人物自然是“君子”，那皇帝就得是最大的君子，称之为“国君”。这既是他的荣耀也是他的枷锁，因为他不这么做，就会破坏伦理纲常，是为昏君，严重的就会亡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亡国之君。历史上每一个明君的心理逗放着一个胡亥、杨广、朱厚照，引以为戒。可为什么即使是皇帝励精图治也不能改变这种局面呢？
因为儒家思想的道德礼法，他的出发点就是不平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好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种有违人性的伦理道德，却成了治理天下的核心精神，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平等的基础都没有了，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律。这种情况下，国家就是皇帝的家，他的励精图治本质上还是维护他的一家，又如何能促进社会进步呢？
因此从一开始封建制度下的中国就不可能有法治。在法治不能施行的情况下，以儒家的道德礼法为手段的官治就成了维护帝国的方法，儒家学说的核心一曰“仁”，二曰“孝”，放到体制内就成了“忠君报国”，“文死谏，武死战”。于是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下，所谓的对皇帝的绝对忠诚就成了成了古代无数有志之士的人生目标。
从这里看，道德礼仪事实上成了封建统治这统治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一方面严刑峻法，另一方面又是儒家礼仪规范，可谓是胡萝卜加大棒，双管齐下。正如黄仁宇所说；“统治我们这个庞大的国家，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额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
到了宋代，儒家思想学发展到了巅峰，其代表就是朱熹的理学，朱熹认为：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气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和气作为它存在的根据。由此演化出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推向巅峰，同时又把把封建皇权固化为千古不变的“天理”，维护王侯、皇权的思想也是维护“天理”，三纲五常一切旧礼制礼仪当然也是亘古不变的。
在这种思想体系下，所有有志之士学习的目标就是朱熹所设定的天理，为了天理就要“存天理，去人欲”，格物致知，但真正去格物致知却格不到所谓致知，也就是所谓的真理。明代的王阳明就坐在竹子前格了七天七夜也格不出真理，转而去开拓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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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理学追求的天理具体是什么标准并没有明细，结果是有志之士都为了虚无缥缈的概念皓首穷经，结果是永远找不到这个天理在哪里。这其实就是统治者的目的，这其实和科举制度一样，是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的手段“渔天下英雄网之”，让广大知识分子终日陷入这种愚昧的思想体系里去穷经皓首一生而无力去寻找真相，探索真理，以达到这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再者理学的道德标准极高，一般人根本做不到，甚至包括朱熹自己，他晚年还因为私生活问题被检举，这里就不细说了。虽然理学是空中楼阁，但普通人为了功名利禄又必须学习这种思想理论，于是在现实中出现了伪君子遍地的现象，“轿中本无人，人人争做抬轿人。”绝大多数都是拿它做敲门钻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已。
道德礼仪代替了法治，长此以往就会造成严重的政治体制问题。比如：明朝万历皇帝因为想废长立幼，结果因为“废长立幼”不符合儒家的道德礼仪，与大臣闹情绪而怠政，40年不上朝，这个根源就在于封建体制缺乏法律。如果明朝法律制度完善，规定了立太子的原则，那么，皇帝和大臣都可以通过法律来按照规定办事。正是因为缺少了法律规定，所以才让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情，变成了影响整个明朝命运的事件。历史学家认为明朝实际亡于万历，崇贞皇帝励精图治却无力回天，正是由于他爷爷万历的荒唐埋下了伏笔。
封建社会越是往后越是乱象丛生，社会矛盾重重。因为礼仪与道德替代了法治，执法官员判案的依据不是法律而是儒家经典，很多违法行为被掩饰成了忠厚不识大体。例如：唐朝徐爽犯法被被县尉赵师韫“所杀”，其子徐元庆为父报仇谋杀了赵师韫。按理，徐元庆应该处以死刑，武则天念其孝心，想赦免徐元庆的死罪。但大臣陈子昂认为，徐元庆蓄意谋杀，案情清楚 ，按照国法应该判处死刑。但是，念他是为父 报仇，情有可原，所以建议在杀了他之后大张 旗鼓地表彰一番。这案件才处理完。
人性本自私，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没有制约定权力就会成为就会成为春药，最终精尽仁亡。在没有标准的法律作规范的体系内，一群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拿着没有具体量化标准的儒家经典治理社会，能不出事吗？看看古代的文学经典，比如《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里反映的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欺压百姓、吏治腐败、冤假错案太普遍太，因为缺乏权力约束的机制，到了后期，整个社会矛盾积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再加上自然灾害，就会官逼民反，血雨腥风后发生改朝换代，这种惨烈的变革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更替往往要丧失50%以上，新的王朝建立了，又组建陷入入历史周期律的治乱循环的困境。
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一代伟人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权力，权力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事实证明，只有通过新民主革命，引进民主与法制来监督权力才能打破这种几千年的局面，权力只有真正的得到制衡，才能永褓活力，社会才能进步、持续发展，开创历史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