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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安吉拍电影

作者:季公子文史杂谈
我在安吉拍电影

《蒋筑英》剧照,左为本人,后为巍子

1991年,我大学刚毕业,就独自背起行囊,远赴安吉一个劳改农场工作。那是一个浙北山区的偏远小城,交通甚为不便,而我所在的工作单位,距离县城更是还有四十多里地,地处浙江的最北端,与安徽省隔路相望,毗邻长兴、广德,可谓两省三县交界之处。

尽管那时物质条件较为艰苦,精神生活也是甚为贫乏单调,但正值年少气盛,勃勃雄心,一心想干一番事业,环境的艰苦并未消磨我的意志。事实上,那山、那人、那岁月,那充满着生机的青青竹林和茶园,仍时时地入我的梦中,平添一分亮丽的风景。十年前那次偶然的“触电”经历,更是恍若昨日,清晰可辨。

那是1993年的金秋,我在场部办公室当秘书,一日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说电影《蒋筑英》剧组要过来拍一组镜头,望予接洽云云。主任当即委派我出面安排,我一面提前安排好了食宿,一面打电话到下属的几个监管大队联系外景场地。几日后,剧组如期而至。说是剧组,其实演员只来了两人,一个是近年来在国内影坛十分活跃的北京人艺青年演员巍子,另一个则是在电影《北洋水师》中扮演李鸿章的老演员顾岚。由巍子扮演蒋筑英,顾岚演蒋筑英的父亲,导演是宋江波。第二日,天朗气清,秋高云淡,正适宜外景拍摄,一行人正欲出发,导演忽然对我说,还缺一名饰演警察的群众演员,让我在本单位推荐一人,说着拿出了一套白衣蓝裤红领章的八十年代初期的警察制服。这可难倒了我,虽说全场也有几百号干警,且本来就是担负着监管犯人的职责,找出一个人并不难,入戏也快,但大家都在岗位上,一时间让我如何安排呢?情急之下,我一拍胸脯,毛遂自荐了。一穿制服,大小正好,喜得导演直拍手说就是你了。

第一场戏讲的是已经身为国内著名光电学家的蒋筑英,千里迢迢从长春到劳改农场看望因“文革”冤案尚未平反,还在服刑的父亲,按照预先安排,我向下属的一个监管大队借用了十多名犯人,分散在一望无际起伏有致的碧绿茶园里挥锄劳动,作为背景。临时又向田野里劳作的乡亲借用了一头水牛,蒋筑英的父亲头戴斗笠,牵着牛步入镜头,而摄影机就架在茶园的一个土墩子上,我则带着蒋筑英另一侧步入镜头,近景定格。同时还有几句台词:“蒋树敏(蒋筑英父亲),你儿子来看你了!”,待镜头推近,在蒋筑英的父亲身上定格,我再问一句:“你认识他吗?”,蒋父摇头,一脸迷茫,特写定格,镜头再转至我和蒋筑英身上,再说一句台词:“他是你儿子蒋筑英!”,前后历时最多两分钟。

或许是我怯场,或许我根本就不是演戏的料,一见镜头,我便手心冒汗,腿脚僵硬,迈不开步子。气得导演连叫停了三次,碍于我是东道主,导演倒是没冲我发脾气。但却苦了两位演员,硬是一遍又一遍地跟着我重来。第四次我调整好心态,深深呼吸了一口,终于勉强通过。但我却早已大汗淋漓,暗自庆幸自己没有选择演戏这一行。

第二场戏移师至一片幽静青翠的竹林,我有两组镜头,一组是远景,跟在蒋筑英父子二人身后,导演怕我出错,让我边抽烟边走,尽力让我放松;第二组是近景,蒋筑英探望完毕后,转身离去,蒋父含泪送别,我问一句:“你儿子是干什么的?”蒋父答:“光学专家。”,整场戏在下午便结束了。当晚,剧组也离开了安吉。

年底,影片《蒋筑英》在全国公映,由于演员出色,剧情感人,颇获好评,还得了个政府年度最佳故事片。而我似乎也跟着沾光,在银幕上认出我“光辉形象”的众多亲朋,纷纷来信询问,不啻于在他们身边出了个名人。我所在的农场影院,也于次年的春天争得了该剧的拷贝,在场内公映了两天,还贴出告示“该剧曾在我场拍摄,有我场干警参与演出”云云,很是热闹了一阵。

第二年我终于受不了思乡之苦,又耐不住清苦,找了个机会请调回乡。回来后,也曾在电影频道上见过该剧两回。但导演答应给我的剧照却一直没有音信,一晃十年,当年梳着大背头,戴着墨镜,哼着小曲的巍子,早已不是初出茅庐的演艺界新人,在《情满珠江》、《笑傲江湖》、《DA师》等剧中都有不俗表现,红透了影坛;而我,也不再是那个身着制服虎虎生气的毛头小伙子。只是事隔多年,有时偶尔想起,仍不觉莞尔,仿佛又回到了有着青翠竹林和碧绿茶园的浙北安吉小城,回到了那曾经年少、曾经多梦、曾经清贫的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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