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备受关注的第六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活动复评结果新鲜出炉，由山东省文联推荐、吕文明创作的长评作品《文化传承与文艺创新中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顺利入围终评。
文化传承与文艺创新中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
吕文明
摘要：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优秀的文艺作品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这些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进步的关键所在，因此成为具有浓重家国情怀的中国精神。当代文化传承和文艺创新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等问题密切相关，最具号召力和感染力，因此表现出十足的中国气派。文化传承是文艺创新的基础，文艺创新对于文化传承有一定的依赖性；而文艺创新又可以反作用于文化传承，对文化传承形成有益的补充。当代文化传承与文艺创新中所表现出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是我们今天拥有高度文化自信的根本。
关键词：中国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中国气派；文化自信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史上，我们的先民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使中国一直在世界享有盛誉。在物质文明不断发展变化和推陈出新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具标志性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今天，我们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进行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无论如何都绕不开文化，对于文化精神的深刻挖掘和高度凝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课题。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在今天的文化传承和发展中充当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是文化最直观和最形象的展现。而文艺最容易与时代精神相联系，为时代精神注入新鲜活力，并推动当代文化进一步创新发展。围绕文化传承和文艺创新开展研究，深入挖掘其中的思想内涵，全面彰显中国文化和文艺中蕴含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主题的中国精神
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总书记的讲话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两个方面对中国精神进行阐释，虽然核心内容和时间指向不同，但是，这两种精神都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在这其中，民族精神蕴涵在历史文化长河中，时代精神主要反映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历程，但其根源也是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资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延续和发展。所以，对于中国精神的探索和凝练，最根本的就是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研究路径。2013年8月19日，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四个讲清楚”：“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这些思想虽然都是各个历史时期国家意志和社会风尚的具体体现，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紧密相连，代表那个时代的国家气象，因此成为具有浓重家国情怀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和创新发展的核心内容，只有将这种精神从历史故事和具体人物中提炼出来，并将其转化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才能真正把文化传承落到实处。这是优秀传统文化在历代都能不断传承和发展的关键，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生命力，中华文明才能经历经数千年而传承不断。
民族精神，广义讲就是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逐渐凝练形成的主导我们民族发展进步的精粹思想。就性质而言，它是一种伟大的卓越的精神；就表现形式而言，它是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民族精神贯穿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始终，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精神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表现，虽然具体内容不同，但总体指向是一致的，即中华民族的不断传承和发展。在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这是维护中华民族统一完整和繁荣发展的关键所在。这种精神在不同时代的践行者身上具体表现不同，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把自己的人生同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伟大的精神感召。特别是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入侵而涌现出的爱国将领林则徐、关天培、冯子材、刘铭传等，以及为抵抗日本侵略者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张自忠、左权、赵尚志、杨靖宇等，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越发显示出中华民族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英雄气概和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对于中国在当代的发展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它时刻激励和鼓舞我们拼搏进取、砥砺前行，努力创造中华民族在这个时代的辉煌。
这种民族精神在当代已经发展为一种新的时代气象，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干事创业的劲头和迎难而上的激情。所以，国家才经常树立全民学习的典型，其中既有当代的精英人物，也有优秀的历史人物，他们的精神对我们的时代发展形成很大影响，并进一步转化为拼搏奋斗和创新进取的时代精神。我们探索和总结的民族精神不能只作为一种理论而存在，应该将其转化成具有现实意义的时代精神，催促当代人奋发有为、积极上进。所以，创新进取的时代精神仍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中总结出来，是历史文化精神的进一步凝练和升华。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历史文化精神都能对当代社会发展起作用，但是，发挥作用的文化精神却必定是从民族精神的血脉中凝练而出。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精神毕竟具有时代局限性，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还有一定距离，所以，要真正将其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还需要进一步筛选加工和深入阐释，突出其现实重要性。经过这样的努力，具有历史意义的民族精神和具有现实意义的时代精神才能融合起来，共同构建成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的中国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总结，同时也对中华文化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殷切期望。
二、优秀文艺作品及其创作过程传承着中华民族的精魂
文艺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中最富有特色和最具表现力的内容。它的范畴极为广泛，包括音乐、舞蹈、美术、雕塑、书法、杂技等多种样式。这些文艺形式大多具有悠久的历史，历代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也很多，但最终能流传下来并成为经典的却并不多。这些经典作品之所以能流芳百世，就是因为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如唐文宗御封李白歌诗、张旭草书、裴旻剑舞为大唐“三绝”，这三种文艺都是对盛唐国家气象的热情讴歌和赞美。李白的诗在盛唐时期最具有代表性，其长诗《蜀道难》，以浪漫主义手法展开丰富的想象，艺术地再现了蜀道奇丽惊险和不可凌越的气势，并借以歌颂蜀地山川的壮美。著名草书家张旭一生沉醉于草书创作，将其推向表现的高峰。他如痴如醉，如癫如狂，将满腔的热情都倾注在点画之间，所以，他笔下的《古诗四帖》奔腾缠绕，气势恢宏，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赞之曰：“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裴旻是开元年间的剑舞名家，李冗《独异志》如此评价其美妙的剑舞：“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空而下。观者数千人，无不悚栗。道子于是援毫图壁，俄顷之际，魔魅化出，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这样的宏大气势正是大唐盛世国运在艺术上的投射，在此过程中，艺术表现与国家气象高度契合，因此表现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思想震撼力。产生这种艺术效果的主要原因就是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虽然是对唐朝国家气象的表现，距离我们十分遥远，但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历史上鼎盛时期的国家气象，所以能够引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在今天仍被社会所普遍接受和认同。
文艺创作对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表现，与人的思想意识和精神气质在创作中的融入有很大关系，往往是那些对国家和民族有着巨大责任心的艺术家才能创作出富有感染力和震撼力的伟大作品。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上形成的可贵的民族精神被艺术家敏锐的思绪捕捉到，并在其高尚而伟大情感的牵动下，使文艺作品的思想境界和精神气度不断升华，表现出波澜壮阔、振奋人心的宏大气象。徐悲鸿1930年完成的大型历史题材布面油画《田横五百士》，就是选取田横与五百壮士诀别的悲壮场面。他着重刻画了壮士们英勇悲壮的精神风貌，表现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鲜明主题。而这一切又综合表现为徐悲鸿对真善美的强力追求和大胆融合，在这样的基点上，徐悲鸿对生活的真诚热爱和孜孜追求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徐悲鸿创作此画时，正值国家动荡日寇横行之时，他意在通过田横的故事，歌颂宁死不屈的伟大精神，以唤起民众的信心和勇气。徐悲鸿这种崇高审美境界的产生是和他强烈的家国观念分不开的，因国家的屈辱和生命的悲痛而生发出的审美理想充斥在他的作品中，所以，他像一匹战斗的烈马在艺术的田野里纵横驰骋，他说：“若此时再不振奋，起而师法造化，寻求真理，则中国不亡，而艺术必亡。艺术若亡，则文化顿将暗无光彩。”悲情与雄壮随时可以产生碰撞，但只有和爱国的热情相融合，它的伟力才具有时代意义。而这样的碰撞又需要一个具有坦诚艺术思维和纯洁艺术情怀的人来全力承担，徐悲鸿有幸承载了这样的分量，所以他才不朽。
在当代，弘扬中国精神就是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艺相联系就是要把中国精神全面内化为文艺创作的生机与活力，即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中国精神在文艺中的表现比较直观，比在传统文化中的表现更具有穿透力，因为文艺作品是形象而生动的。所以，在当代要弘扬和传承中国精神，文艺创作和文艺表演是必不可少的方式，文艺作品则是最典型最重要的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社会主义文艺是数千年中国文艺的继续创新和发展，它的基础是中国文艺发展历程中各种精神的凝聚与积淀，而这些精神中最有价值的就是作品中表现出的国家情怀和奋斗精神。1996年，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排演的大型历史话剧《商鞅》，将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潮流的事迹全面表现出来。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期，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改革者们对此当然深有体会，所以他们才会为商鞅的遭遇而动容。这就是历史文化精神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了深刻表现，又与时代发展的脉搏相呼应，遂形成强大的文艺精神，这样的精神自然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流和中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社会主义文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创作活动，所以，创作过程要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精神。2016年，国家大剧院汇聚当代表演艺术舞台中坚、历时四年精心打造的歌剧《长征》，就是传承红色基因、歌颂伟大精神的优秀作品。该剧以“信仰”和“理想”为创作关键词，全面表现了红军从瑞金出发，历经湘江之战、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直至会宁胜利会师等重要历史事件。歌剧综合运用各种艺术手段，构建了一个丰富而完美的艺术空间，让观众身临其境地体会红军战士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从而获得克服现实困难的勇气和力量。这样的文艺创作当然会获得巨大的成功，因为它将历史与现实完美结合，重点表现了革命斗争中涌现出的感人精神，催生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精神力量，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创新发展开辟了希望之路。
三、文化传承与文艺创新要扎根中国大地，彰显中国气派
文化传承与文艺创新的最终落脚点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这种魅力就是中国文化中带有我们深刻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可贵的民族性品质。体现中华民族特色，创造先进文化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性理论品质的基本要求。”中国文化要在世界文化竞争中表现其突出的先进性，就需要我们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提取其中具有厚重历史文化精神的内容，并对其进行高度凝练和升华，这样表现出来的文化精神才具有一定的感染力和影响力。2014年10月22日，“汉风—中国汉代文物展”在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开幕，习近平总书记在为展览题写的序言中指出：这次展览展出来自中国27家博物馆的450多件精美文物，从多个侧面展示了中国汉代多姿多彩的社会风貌，传递中华民族不断进行文明创造的智慧结晶。中华民族在2000年前的汉朝就形成了多民族融合发展的趋势，国力强盛，威震四方，当时周边许多国家都臣服于大汉王朝，并在它们的典籍中留下了一系列盛赞汉朝的记载。我们现在到国外举办全面反映汉代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文物展，意在重现大汉王朝的文化精神，彰显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并以此为纽带，促进中外文化互动交流，推动世界文明多样发展。这就是文化传承扎根中国大地，然后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并全面彰显中国气派的伟大举措。
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文化的影响力最为突出。孔子及其后学传承的儒学精神影响到世界许多国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而孔子又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柳诒徵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孔子将齐、鲁两国文化的精髓融合起来，并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不断实践、改造和提升，最终形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王志民先生高度评价孔子的这一贡献：“他将齐文化中保留传承的东夷土著文化中的‘仁’的夷俗吸收、改造、提升，与鲁国制度化、伦理化的‘礼’相结合，融会、提炼、创新，结晶为更高层次的仁、礼结合的思想，而这正是他创立的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孔子的思想在西方流传至少已有300年，他与希腊先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享有同样的盛名。在西方出版的“100个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中，孔子排名第五，美国人还尊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可以看出，在传承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孔子的思想居于核心地位，在世界上产生的影响最大，所以，对于孔子及其核心思想的挖掘，是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最能彰显我们文明古国的宏大气象。
除了对世界的传播和影响，文化传承最主要还是推动我们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是我们高度重视文化传承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了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而文化传承不仅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主题，而且在历朝历代的国家政治生活中都有深刻体现，如历史上的每一个王朝都为前朝修史，借古鉴今，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注入历史文化精神。但是，它们毕竟受到历史时代的局限，无法与当代的文化传承相提并论，因为当代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传承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关系密切，最具号召力和感染力，因此表现出十足的中国气派。这种气派实际就是中国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可以激励我们拼搏进取、勇往直前，推动国家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共同理想信念凝聚民族意志，用中国精神激发中国力量，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创造中华民族新的伟业。”而对于当代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大影响的仍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对这些文化传统的深入挖掘是我们挺立民族精神、彰显民族品格的应有之意。比如，孔子、墨子、孟子等人的思想对社会发展影响很大，在中国2000多年的发展史上不断传承创新。直到今天，我们提及孔子的“仁者爱人”“克己复礼”，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孟子的“仁政”“性本善”，仍能感觉到其中蕴含着深重的历史文化精神。这些思想在当代的传承深刻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对于凝聚民族精神、激发奋斗意志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文艺在当代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向就是文艺创作要充分反映国家气象和民族精神，全面展现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只有这样的文艺作品才能感染人、鼓舞人，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种气派的作品应该具备体现民族特色、彰显时代精神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三个特点。民族特色是对优秀文艺作品最基本的要求，只有具备民族性特征，文艺作品才能与我们的思想和心理相契合，才容易引发人们的浓厚兴趣。书法在中国文艺中最具有民族特色，林语堂认为：“在书法上，也许只有在书法上，我们才能够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正因为其民族性特点，书法艺术才能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上传承不断，不受外来文化干扰，保持了中国艺术的本土色彩。所以，它的身上没有舶来品的气味，没有发生精神内核的变异。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书法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民族精神的魅力，标立起中国文化的民族魂魄。2017年10月16日，由中国文联、中国书协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民族脊梁——迎庆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全国书法大展”在国家博物馆隆重举行。展览由100位书法名家集体书写反映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历程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文献，突出民族脊梁的历史贡献与精神传承。这样的作品及其表现出的精神就成为中国人保持高度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资本。
彰显时代精神是中国文艺创新发展的核心内容。文艺创作的重要使命就是用作品表现时代精神，只有如此，文艺作品才能被时代所接受。徐悲鸿把艺术的兴衰与文化的光彩相联系，又把文化的伟力与国家力量相联系，所以，他除了关注艺术本身，还关注艺术对于社会的敏感度，他把艺术问题上升到了国家高度。可以这样说，徐悲鸿的爱国和救国理想催生了他的终极审美理想，这是徐悲鸿作为一个艺术家不朽的主要原因。这种观念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创作的主题，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始终都无法绕开国家观念的渗透和影响。自2011年启动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美术创作活动。工程历时5年，旨在用绘画、雕塑等视觉艺术形式呈现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辉煌历史，培育和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激发全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文化精神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又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相呼应，历史、作品和时代形成三位一体的融合状态，并产生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文艺创作的最终落脚点当然是人民群众，文艺作品必须表现人民意志并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2017年5月23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5周年纪念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系列讲话精神，中国文联、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在全国范围集中开展“到人民中去”文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到人民中去”已经成为当代文艺创作的主题，只有坚持这一主题，文艺创作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普遍接受和喜爱。在众多的文艺形式中，最容易受时风影响、最贴近人民生活的就是音乐，音乐最能反映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经典影视歌曲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许多脍炙人口的主题曲如《渴望》《牧羊曲》《敢问路在何方》等唱遍大江南北，成为时代的经典。这就是音乐真正走进了人民的心里，这样的文艺创作当然是成功的，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但是近年来，真正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歌曲却越来越少，歌曲的生命力越来越弱，这就是创作导向出现了问题，歌曲表现群众意志、反映人民心声的力度远远不够，不能引起人民群众内心的共鸣。
只有具备体现民族特色、彰显时代精神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三个特点，中国文艺的发展才能有明确的精神指向，文艺作品才能表现出十足的中国气派，并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重大影响。
四、在文化传承与文艺创新的互动关系中聚焦文艺经典
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笼统地说就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文艺是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更具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书法、雕塑、电影、戏剧等。文化与文艺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即文化包含着文艺，文艺是文化发展的特殊表现形式。这种关系决定了文艺对文化有很强的依赖性，文艺创作必须深深植根于文化中才能取得长远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历史上任何时代的艺术经典都是建立在对文化精神深刻挖掘和凝练的基础上。如东晋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就是根据三国时期曹植的散文《洛神赋》而作。洛神本是中国神话传说中伏羲的女儿，她的身上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精神，这种精神在画家笔下就变成了艺术创作的力量源泉，作品因此而表现出较高的思想境界。所以，文化传承是文艺创新的基础，只有将历史文化精神融入文艺创作中，文艺作品才能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厚重的文化底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这为当代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即文艺创作要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并将这种力量转化和融入到作品中，使作品表现出厚重的文化底蕴。
此外，文艺创作对于当代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也十分重要。并不是所有的文艺创作都能表现历史文化精神，只有特定的文艺类型才具有这样的特征，如历史人物画、历史影视剧、历史歌剧等。大多数文艺创作对于历史文化精神的挖掘都要经过时代精神这一特殊转换器才能实现。当代影视剧就常用这种方式表现时代主题，如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就是描述人民检察官侯亮平一身正气查办贪腐，全力表现当下国家反腐倡廉的伟大斗争。而这种影视剧对于时代精神的表现，又绝不仅仅着眼于当代，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凝练和升华，剧中人物的优秀品质和伟大的时代精神都是从历史文化传统中延续和发展而来。不仅如此，当代的文艺创作还将文化视野扩展到整个世界，即凡是对我们有利的文化精神，不管它是哪个国家的，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文艺形式表现出来，对此，毛泽东有个形象比喻：“屁股要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这是总书记对当代文艺发展提出的纲领性指导意见，为中国文艺在当代的发展、超越和创造新的经典范式指明了方向。
而文艺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创新，只有坚持创新发展，文艺创作才能有不竭的发展动力。中国文艺中最具创新力的形式是诗歌，从最早的《诗经》到汉代乐府诗、南朝山水诗、唐代律诗、绝句等，诗歌的体式在不断发生变化。而每一个时代的诗歌都与当时的国家气象和社会风尚联系紧密，因此，体式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形式变化，它实际代表了诗歌审美风格的变化。风格的变化发展是艺术常葆青春活力的关键，对于同一个故事或同一个人物，用不同风格的文艺形式进行表现，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如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革命武装斗争的《红色娘子军》，在20世纪60年代分别通过电影和芭蕾舞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取得了截然不同的艺术效果。电影主要是通过写实的手法突出反映旧社会妇女在反抗和斗争中成长的经历，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长期成为文艺战线上的红色经典。芭蕾舞剧是20世纪60年代才兴起的演出形式，是我国芭蕾舞“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改革的首次尝试，后来又不断改编、发展和完善，艺术表现力越来越丰富。这种审美风格的创新变化对于文艺发展来说还远远不够，应该着重在内容和思想等关键问题上下功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全过程，大胆探索，锐意进取，在提高原创力上下功夫，在拓展题材、内容、形式、手法上下功夫，推动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相辉映，让作品更加精彩纷呈、引人入胜。”在创作元素如此丰富的新时代，对于艺术思想和艺术题材的进一步挖掘，对于表现手法的进一步创新，尤其是对于新技术手段的综合运用，都将对艺术的创新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我们遇上了文艺发展的最好时代，这个时代应该出经典、出大师。
文艺的创新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参与，而文艺创新又可以反作用于文化，对文化传承形成有益的补充。文艺创新可以使文化精神得到进一步诠释。文化精神一般都高度凝练且比较含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直观地理解和感受，但是，通过文艺创作表现出来的文化精神则往往具有直观性和形象性的特征，尤其是那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往往更容易将其中饱含的思想内涵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艺界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如中国音乐家协会组织专人创作的13首主题歌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蕴含在歌词中，在演唱过程中对人民群众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影视工作者更是围绕爱国主义主题，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中选取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创作出一批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作品，如电影《八佰》《百团大战》和电视剧《红色摇篮》《太行山上》等。通过这样的形式，优秀的文化精神得到深刻阐释，文艺创作的精神指向提升了文化精神的境界，深化了人民群众对文化精神的理解和把握，使文化的影响力真正内化到人民的心里。这是具有伟大实践意义的文化传承过程，这一过程早已经过了实践的检验，成为屡试不爽的文化阐释和传承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在这一过程中，文艺作品的精神指向和创作水平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创作出饱含文化深情的精湛文艺作品，用文艺推动文化的创新发展。只有如此，文化和文艺才能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才能聚焦中国梦的时代主题，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使中国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新目标和新要求。
五、文化自信是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的深刻凝聚与积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提到文化自信，传递出他的文化观和文化理念。这种文化自信的底气来自于我们有丰富的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中饱含的中国精神及其表现出的中国气派是文化自信的根本力量和重要源泉。
马克思·韦伯说：“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支撑这一事业并维系这一事业成败的无形的文化精神。”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事业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伟大事业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需要经过几代人长期努力才能完成。所以，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于支撑这一伟大事业的文化精神要进行深入挖掘和高度凝练，而这一过程就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关键所在。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可见，文化自信的主要来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于这三种文化资源的挖掘和使用是增强文化自信的根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上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人物和重要的思想，特别是近2500年间出现的一大批先贤圣哲，他们的思想和智慧成为我们今天事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先贤圣哲思想的研究、挖掘和整理，是当代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中华文明最特殊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传承和发展绵延不断，而且不断推出新思想和新文化精神，这是它胜过世界所有国家的地方。而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又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紧密联系，是我们在今天高度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所以，我们应该牢牢地抓住传统文化这一重要的精神财富，从中发现先民智慧的闪光点，并将其与时代发展的主题紧密联系，“创造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重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
其次，我们应该对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红色文化精神进行深入挖掘，这是我们今天一切美好生活和文化自信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开始进行的革命斗争是一场血与火的考验，革命志士凝聚起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进行了一场改天换地、气壮山河的革命斗争。在斗争中涌现出的革命先烈如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方志敏、杨靖宇、赵尚志等，以及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公而忘私、艰苦朴素和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都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忘却的怀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阶段，因为革命斗争的目标任务和区域文化不同，培育了各具鲜明特色的中国革命文化：建党时期的红船精神，土地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精神、太行精神、沂蒙精神，解放战争时期的西柏坡精神等。革命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和民族独立的需要而创造的新文化形态。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这样的文化精神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成为我们继续奋斗的借鉴和资本。这种文化产生于中国革命的斗争和实践，来源于人民群众跟随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的艰难历程，所以与人民群众血脉相连，是全国各族人民都深受影响并广为传诵的伟大民族精神。
最后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文化成果。《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文化实践，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先进性。这一文化的根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红色文化，是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凝聚和积淀，是革命红色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延续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说：“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所以，这种文化最具代表性，与人民的生活和工作关系最密切，因此最能激发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豪情和信心。
综上所述，革命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头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起不同的历史使命，但精神指向却是相同的，都表现出了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精准把握，因此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气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和厚重全面彰显出中华民族高度的文化自信，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文化优势。
文化自信的另一直观表现就是文艺创新。文艺创作是一个时代文化精神的直接表现，在文化的记忆、传承与传播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文艺本身又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类型，体现出最具时代活力的风格特征。在文艺创作中，只有对自身的文化有足够的信心，才能产生对本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审美认同和实践认同，从而使创作表现出应有的精神高度和美学风格。比如书法，它是我们中国所独有的，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等都是受到中国的影响，熊秉明甚至说：“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是中国灵魂特有的园地。”所以，中国历代书法名家在创作中表现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都跃然纸上。唐代晚期，太子少师柳公权的书法名震朝野，享誉四方，《旧唐书》载：“当时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书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币，曰此购柳书。”柳公权的书法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可以称得上是十足的中国气派。这样的气派饱含着博大、厚重的中国文化精神，可以引起各国人民普遍的愉悦，这样的作品就可以代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进行交流和对话。
文艺创作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创新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出四点希望，其中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他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中国人独有的思想和情感出发，创作出反映人民群众审美要求的经典作品。只有如此，中国文艺的发展才能不断推陈出新，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文学、美术、音乐、书法、舞蹈等艺术门类都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发展过程比较漫长，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状态。我们在当代必须对其发展过程进行认真分析，然后结合时代精神，找到各种文艺形式在当代发展的新路径，只有如此，文艺的发展才不至于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代著名剧作家陈涌泉创作的《程婴救孤》就是对京剧《赵氏孤儿》的改编，他在创作中坚信中华传统美德流淌在程婴的血液里，坚信在举国面临灭顶之灾的危急关头，程婴等仁人志士是敢于牺牲和舍生取义的。有了这份文化自信，他就可以挖掘和阐释程婴身上的民族精神，结合时代精神和当代观众的审美要求，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在《程婴救孤》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此，这部作品打通了中华民族古今的精神血脉，激活了民族文化的精神密码。该剧至今已演出900多场，遍及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能看懂，充分彰显出中国文艺的独特魅力。
文化传承和文艺创新过程中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实际就是中国精神在当代的凝聚和积淀，这种凝聚和积淀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些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而这种文化自信最终要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形式因为饱含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气质，遂表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作风和气派。当代文化传承与文艺创新中所表现出的中国气派，是我们在今天拥有全部文化自信的根本。
作者简介：吕文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泰山学者青年专家，齐鲁文化英才，山东省第二批签约艺术评论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学与文艺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儒家文艺观在汉末魏晋的转型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9CQRJ05）和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课题（项目编号：tsqn20181203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