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汪晓茜，刘馨悦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
本文摘自《话言犹未尽——从<杨廷宝全集·文言卷>解读杨廷宝建筑思想的时代话语》，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21年10月刊，总第213期P119-126。本版已略去文中所有注释、图片来源、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以原文为准。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多注重对杨廷宝的生平及建筑作品分析，鲜有对其言论的系统梳理和研究。纪念杨廷宝诞辰120周年之际出版的《杨廷宝全集·文言卷》，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收录杨廷宝生前言论及文章的文献，其中绝大多数发表于1949年之后。本文立足《文言卷》文本，试图从代表性文字出发，呈现1949年后中国建筑发展进程中一些关键议题及其时代性，反映多重身份下的杨廷宝对现代中国建筑业前景与方向等问题的思考以及对今日的启迪。
目录概览
一、前言
二、《文言卷》整体情况概述
三、杨廷宝的文、言与时代主题
四、结语
中国近现代史上公认的“建筑四杰”中，不同于梁思成、刘敦桢和童寯这三位，杨廷宝很少开展系统的理论研究或者著书立说，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宝岂能为文”，并自谦“很羡慕刘（敦桢）先生和童（寯）先生会写书，可惜自己只会搞设计，书写不好”。但长期的实践使他对建筑事业有着深刻的认知和感悟，特别是他在1949年后主要从事建筑教育工作，并长期担任中国建筑学会、国际建筑师协会等专业组织的领导，事实上有更多经验、见解的总结，并有机会在多种场合表达。这些文字和言论也为全面了解杨廷宝的建筑人生提供了一手资料，并透视出新中国成立后，多重身份下的杨廷宝立足行业对国家发展前景的深度思考。
《杨廷宝全集·文言卷》（以下简称《文言卷》）收录了杨廷宝生前发表文章和他在各种场合以口述、谈话、报告等形式阐述自己对建筑设计、城乡规划、风景区建设、环境保护、文物修缮、建筑教育、出访见闻等方面的言论，以及其他零星随笔，总计76篇。相较于既往公开出版物，此次新补充文言23篇，含发表文章3篇，学术言论4篇，其他16篇。从成文时间来看，补充资料主要集中于“文革”前，即1949—1966年间，来源为中国建筑学会和东南大学档案馆，大多与国际建筑交流、建筑教育、参观见闻等相关，展现了当时国际建筑的发展动态以及与国际建筑界的官方交流情况，也为后人了解杨廷宝在中西方建筑交流，处理国际事务方面的贡献，理解后期杨廷宝建筑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线索。
▲《杨廷宝全集·文言卷》封面
杨廷宝的职业实践主要集中在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完成的作品数量仅为前期的三分之一略多，且有些还带有指导和顾问性质。年龄增长、繁多的行政事务和公务活动，以及时代形势都影响了他对建筑设计创造性的探索和成就，但这段时期却是他言论发表的主要时期。从时间分布看，1949年以前他仅有两篇文章发表——即《汴郑古建筑游览记录》和《中国第一座跳伞塔》。前者原载于1936年9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三期。1935年杨廷宝受北平旧物整理委员会委托对京城10座古建筑开展修缮设计，同年他在北平开设基泰工程司分所，并加入中国营造学社。这篇文章介绍了在此期间途经郑汴考察古建筑的所见所闻，并附多幅插图与照片。文章流露出在国家危难之际，对通过修缮保存文物以启发国民爱国情怀，培养审美观念的期望。
▲《文言卷》中收纳文章按年份统计情况
▲《文言卷》中收纳文章按主题统计情况
1949年后到“文革”前这段时间，是杨廷宝发表文章和言论的第一个高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建设任务巨大，国际形势又极其复杂严峻。在特殊内外环境压力下，特别是伴随着中苏关系变化和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影响，1950—1960年代初，国内建筑界先后经历了探索“社会主义建筑新风格”“反浪费运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及建设“国庆十大建筑”“住宅标准与建筑艺术座谈会”等大事件。作为行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新中国早期的杨廷宝并未参与到一系列建筑创作路线的争论中，1955年前后发表的文章和言论多与国际合作、对外交流相关。受周总理嘱托，作为最早被批准走出国门、开展国际交流的专业组织——中国建筑学会的领导，杨廷宝肩负着借助“国际建筑师协会”这个舞台，开展对外宣传和展示新中国形象的重任。其参会、参观的诸多文字记录，不仅侧面反映冷战期间东西两大阵营分裂和斗争的局面，更充分体现出杨廷宝在国际建坛开展学术工作，交流中西科技和文化知识，处理国际事务维护国家荣誉，促进各国友谊等方面所作出的非凡努力。而对内，在中外交流机会极为有限情况下，他的这些见闻也开阔了中国建筑界的视野，为新中国建设事业吸取国际先进经验提供了重要参考。
▲1955年7月9—16日，杨廷宝等8人赴荷兰海牙出席国际大会建协第四次大会。此次会议正式接纳我国为国际建筑师协会的会员国
▲1957年9月5—7日杨廷宝率团参加国际建协第五次大会，并当选为国际建协副主席
“文革”期间，中国建筑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杨廷宝公开发表的言论也大幅减少。1978年后，他发表的文章和言论迎来了最高峰，在其去世前的短短5年间就达到42篇，占比超过《文言卷》篇目的一半。从主题看，其晚年的文、言大体分成两大类：一类涉及城市建设、风景区规划设计，这与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旅游业崛起密不可分。杨廷宝在这几年中不辞辛劳，奔波于全国各地，视察、调研，并出席大小会议，结合各地实际，提出许多指导性建设思想与措施。这些文、言颇能反映出杨老晚年所持一种向大的建筑观；另一类则属于漫谈类文章，包括对人生的回顾和有意义的事件，将个人建筑观、建筑教育的建议以及学习经验娓娓道来。
杨廷宝的语言平和朴素，从词频统计看，几乎没有晦涩艰深的术语，都是围绕学科内容、专业实践、教育理念、国家建设、国际交流等展开的如谈家常般的直白表述，从中折射出的是与时代同步跳动的节奏，和对国家、人民的赤子之心。
▲《文言卷》词频统计后的词云图
1.新中国早期中国建筑界的困惑与杨廷宝的“得体合宜”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无论经济、城市还是文化建设皆以苏联为榜样展开。阿布拉莫夫、巴拉金、穆欣等苏联专家陆续来到中国指导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给国内送来了社会主义建筑理论，有“提倡”和“反对”两个互为依存的方面：一是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这两个口号；二是反对“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和“世界主义”这几种主义。前者指导中国致力建造富有民族传统风格的建筑物，后者这几种主义被视作资产阶级的工具而遭到批判。这两个方面继而引发了1950年代中国建筑界围绕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这一核心议题展开广泛激烈的讨论，在此背景下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建筑理论的构筑。其中，梁思成作为急先锋，完成了两个口号的中国化过程。他论证了民族形式的必要性，提出“建筑可译论”（1954年），从语言学中“文法”和“词汇”角度论证了民族形式与西方构图间结合的可能性，即规定了民族形式的特征，并以两张想象图定下了以“大屋顶”为基本形象的民族形式主旋律。北京的“四部一会”办公楼、友谊宾馆、全国政协礼堂、民族文化宫和亚洲学生疗养院等一系列“大屋顶”建筑则以实践呼应了梁的倡议。就在代表着社会主义内容的“民族形式建筑”建设情绪高涨之际，杨廷宝却顶住被批判的压力，在周总理的支持下，设计建造出合理、经济、快速施工的和平宾馆（1952年），在当时走出了一条现实主义的别样路径。
很快风向开始转变。赫鲁晓夫在1954年11月召开的“全苏建筑工作者大会”上推翻了斯大林的方针，指出“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导致严重浪费，倡导大力发展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推行机械化施工以及建筑设计标准化。紧跟这一形势，1955年国内就开始批判“设计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倾向”，掀起了反浪费反复古的浪潮，并确立了“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十四字方针。
1956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建筑界的学术讨论再次热烈起来。杨廷宝在当年9月的《建筑学报》上发表《解放后在建筑设计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文，回应了之前建筑界的一些重要话题。一方面他肯定了新中国初期在苏联帮助下工业城市建设、旧城市改造、居住和公共建筑设计以及建筑教育改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对十四字方针表示赞同。但也毫不避讳地指出过去乱“扣帽子”造成建筑界思想混乱，工作者们失去积极性和责任感，为了避免责任而乐于集体创作等问题。他认为，不顾实际经济情况和需求，片面追求形式或经济都是不可取的。对于曾遭批判的现代主义和“大屋顶”，他坚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辩证看待的观点。杨廷宝有许多出国考察的机会，对于所见的现代主义建筑，他总是客观分析，学习优点。在荷兰鹿特丹，他参观了摩登的“建筑中心馆”（Bou Wcentrum），认真分析这座外形似机器的建筑后，觉得其平面布局有可取之处。在都灵，他留意到了当地一座研究所平面“采用‘卍’字形而把楼梯及升降机都放在中间，这样使三层楼的上下交通都便利，而且各试验室的阳光都好”。由此可见，对于当时饱受批判的结构主义和现代主义，杨廷宝并未一味排斥，认为只要是合乎功能、便于使用的设计，都值得学习。尽管他也承认建筑的政治性、阶级性，但更讲求实事求是的精神。而对于被批判的“大屋顶”，也不应全盘否定，“像北京大学同南京大学在原有的建筑群里形成了大屋顶的风格，以南大的做法在造价上所差甚微的情况下，中国大屋顶是可以考虑在南大继续采用……某些重要的纪念性建筑物若是条件符合，亦还是可以考虑采用大屋顶的”。
▲杨廷宝出访期间参观的鹿特丹建筑中心馆
1959年中国建筑学会在上海召开“住宅标准及建筑艺术座谈会”，会上杨廷宝有两次发言——“对资本主义国家建筑的一点浅见”和“对建筑艺术问题的一点浅见”。进一步指出，在批判了功能主义、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后，人们很容易一下子对新建筑物单纯和过分地从形式来判断，这是不够全面的。针对座谈会中热烈讨论的国庆工程中的美术馆和电影宫—— 一个用传统手法一个用新结构，但杨廷宝并不认为这就是复古主义或者结构主义的表现：美术馆采用传统手法是为表达精神上的要求；电影宫的外形、薄壳结构和不对称格局，看似新奇，但平面布置满足功能，且考虑了总体布局，也是值得肯定的。“分析一个建筑物我们一定要全面考虑，不可抓住一点做文章，否则就会犯了片面的错误。”总之，他认为：“对于建筑物的判断还是应该从适用、经济、美观三方面辩证统一地分析，而不要流于表面，落入形式主义的陷阱。”可以看出，在新中国早期建筑思想大讨论阶段，杨廷宝的文章和言论虽然不多，但观点直接清晰，体现出一贯踏实严谨、实事求是的作风。与其作品一样，他的思想没有禁锢于固定范式之下，都是综合考虑，在自然条件、社会制度、经济因素、建筑艺术和科学技术多方面之间实现动态平衡。潘谷西曾借用《园冶》之兴造论“能妙于得体合宜，未可拘率”中的“得体合宜”四字来概括杨廷宝的建筑观，其建立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上的辩证统一，也就是近现代背景下的一种“得体合宜”。无论是实践还是思想，杨廷宝始终坚持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探索精神，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路线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能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发展而不断自我完善的体系，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体系”。
▲杨廷宝在1959年5月于上海召开的中国建筑学会“住宅标准及建筑艺术座谈会”上发言
▲国庆工程中的中国美术馆
▲国庆工程中的人民电影宫方案，由林乐义设计（未建）
2.建筑工业化、科学化道路中实践理性的技术观
杨廷宝始终对建筑技术进步和应用保持高度的关注，其文、言既反映了时代特点，也反映了个人意识。1953年开始，在苏联援助下中国实施“一五计划”，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党中央指示，建筑力量的使用方向，应首先保证工业建设，其次才是一般建筑。苏联工业建筑设计标准化的观念引入中国，高校建筑系也纷纷增设《工业建筑》课程，全面开展以技术革新和革命、快速设计和施工为中心的建筑活动。与同一时期在建筑思想大讨论中的出言谨慎不同，杨廷宝是新中国建筑要走工业化和科学化道路的积极倡导者。《文言卷》所收录的“文革”前部分，有13篇，近半论及建筑技术及革新。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建筑技术“大跃进”中，他的态度十分鲜明：一是坚决贯彻党在各个时期对技术工作的领导和方法政策；二是鼓励建筑从业人员积极投入技术革命热潮，要以群众性为中心，大搞学术活动，解决建筑事业中的技术关键问题；三是正视客观经济条件的制约，努力寻求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方法。前两个方面可视作对时代政治任务的回应，而第三个则是在“建筑是科学”认知的基础上，探索适合国情的建筑科学体系，也就是“粗粮细做”的方法。
“科学”的理想对杨廷宝而言，就是立足于“我国地区发展极不平衡”这个现实，针对先进和落后两方面，分别提出解决方案：
一方面必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大力展开建筑设计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必须研究利用某些种类的建筑标准化，材料工业化与施工机械化，装配式做法，设计模数制以及有关的工程结构构造材料各种设备等……能赶上世界在建筑设计方面的先进水平。同时亦不能忽视我国的具体情况，要尽量利用地方材料做法同大量劳动力的特殊条件。
这种基于实践的理性的技术观集中而鲜明地体现在杨廷宝对材料创新的思路上，即不是一味求新求变，而是充分考虑国情，因地制宜。因此，他大力主张用工业建设废料作原料开发新材料：“炼钢厂的大量废渣可以用来制造各种房屋砌块，免得堆积起来占用大片土地；炼油厂的化工副产品可以综合利用，制造建筑上各类塑料敷面材料，如铺地各色漆皮糊墙，各种花纹薄膜，使建筑工地上减少粉刷工作，有利于提高施工速度，减轻劳动力，同时增进美观和适用的效果。”并举例赞扬大庆油田发动群众，利用废油渣掺在泥砂中作夯土墙的做法，认为不但经济，还达到了防潮、增加强度和避免虫害的三重作用。同时，还十分重视挖掘传统材料改造提升的潜力。他综合国外经验、国内使用情况、材料产地产量等多方面因素，在生产、使用等多个环节对传统材料如何更好适应现代建筑实践提出了建议：如针对木材，建议在原材料选择上，“有计划地与林学院、林业机构等协作，引种一些有用的质地较好的树木”；在生产过程中，“锯木厂可以进一步地和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密切协作，与家具厂、玩具厂紧密挂钩，尽量发挥木材的综合利用，消灭废材料……在最后的材料生产时，可以改进技术，解决胶合材料难题，增加品种并且对于一些门框及门扇，则发展各种成品，制订目录，便于设计单位选用，促进装配式建筑的发展”。
此外，他始终目光向外，不忘学习国际先进技术。1950年代后，新材料新结构被国际建筑界广泛讨论和使用。1961年6月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建协第六次大会，主题即为“新技术和新材料——它们对建筑的影响”。杨廷宝在出席UIA会议和出访期间，参观了欧洲、美国、日本、苏联、拉美地区诸多城市和工厂，他十分关注各类先进和改进型建筑技术，例如荷兰的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工厂中，楼梯用预应力，做得轻而薄，窗框、窗扇使用混凝土，可以不用合页；苏联建造大规模预制装配式厂房和住宅；日本采用高层抗震技术和防火设备；瑞士建造铝制房屋；北欧采用塑料贴面材料；意大利建筑师奈尔维使用钢筋混凝土大跨结构，等等，都被他视作有用的经验，介绍到国内。他鼓励国内建筑师积极参考、借鉴欧美近代盛行的各种轻型结构、悬索结构、空间结构、壳体结构以及地下建筑与地下交通设施，但也警示建筑师“学外国决不可生搬硬套，而必须记牢要达到洋为中用的目的”。而国内探索新技术的成果，如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结构与采光通风技术，广东大良人民公社土洋结合，建成跨度55米，钢混薄壳屋顶，可容5000人的大礼堂，等等，都被他欣喜地收录笔下。
▲1973年6月杨廷宝率团访问日本，听取高层建筑技术介绍
▲杨廷宝出访南斯拉夫期间手绘记录萨拉热窝新火车站的新结构新造型
▲1959年落成的广东大良人民公社礼堂（今顺德人民礼堂）是当时中国建筑业的一项重大技术成果
▲大良人民公社礼堂室内大厅
既结合国际经验和国内调研，又从宏观方向到具体技术形成对建筑工业化和科学化的全方位认知和指导，在中国建筑界除了杨廷宝无人可担当，这既得益于他根植实践的职业敏感性，也与1949年后其独特的身份和阅历紧密相关。而他这种实践理性的技术观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当代人在津津有味地把玩日新月异的新材料和新技术的时候，只有像杨廷宝那样主动去思考与中国本土，与人、与价值主体相关的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3.“知行合一”的建筑教育思路
建筑教育可谓杨廷宝后半生的主要事业。自1940年在重庆被时任中央大学建筑系主任的鲍鼎聘为兼职教授后，他从教42年，凭借所受布扎教育和丰富实践经验为基础，秉承一贯的实事求是精神，与其他同仁一道，积极探索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筑教育道路。他强调建筑教育要“知行合一”，服务国家建设大局。他在1958年提出著名的“办学十条”，又在1964年总结“正、实、活、透、硬”（即思想正、题目实、思路活、理论透、功夫硬）的教学纲领，逐步塑成声名赫赫的“南工学派”，确立中国建筑教育中延续至今的标杆地位。
1949年后，中国建筑教育发展曾经历过一段曲折。学苏联“一边倒”时，他就有逆潮流而动的勇气，提醒要警惕盲目学习和生搬硬套，使得南工建筑系在教学上少走许多弯路。他始终不渝，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学科自身规律和特色。1952年国家提出为大规模建设和恢复经济提供技术型人才，要大力发展工民建专业以及一批中等建筑工程学校时，杨廷宝就清晰地表达出对建筑学专业培养标准的认识：“建筑学专业应与中等技术学校有所不同。在中等技术学校学到一套办法，毕业后在一定条件下就能马上应用；但是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应有相当广泛的常识与训练，而能在不同条件下，分析问题，做出设计。”
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杨廷宝始终坚持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价值观，学生要“具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树立雄心壮志，要全心全意为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服务，力求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为此，他对学生的基本功和综合能力培养都十分重视。这与其个人经历也密不可分。在清华学堂念书时，杨廷宝就感知到建筑具有科学和美术的双重性，留美期间又有了更深刻的认知：虽然当时宾大还是传统的布扎教育体系，但“那个时期，新结构、新材料、新技术的运用，迫使建筑师做出多种探索，Modern建筑和仿古建筑交替进行，各种建筑思想、造型、形式都登台表演”。另外，他还观察到，由于建筑专门化影响，美国已存在建筑设计和结构计算、工程实施的脱节。回国以后，长期实践和身份地位的不断转变让他深刻意识到：“搞建筑设计工作，需有广泛一些的常识”，“建筑设计是多方面问题的大综合，大协调。建筑师应能处理随时发生的各种矛盾，不但在设计过程中，而且在施工进程中，他的工作等于是抓总”。这种对建筑双重性和综合性的认识被贯彻在他的建筑教育思想中。一方面，学生“必须经历基本业务训练，参照有用的传统经验和学习最新的技术成就，以有助于他们创作出为人民所喜爱的建筑设计”。但另一方面，“单靠建筑师原有的知识是不够的，还要懂得（至少要做到了解）关于现代工业技术提供给建筑的新产品，如各种管道、空调设备、升降机、控制设施等。还要对新型建筑材料做到及时的了解”，以更好地完成设计任务。他那句金言“处处留心皆学问”，就是鼓励学生要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多交流，广泛学习和积累。
▲1965年杨廷宝到清华大学视察毕业设计教学，右一为梁思成
另一方面，对于建筑教育工作者，杨廷宝同样希望他们保持开放心态。比如在建筑历史教学与研究中，鼓励放宽尺度来研究建筑史，不要树立学科壁垒，即便是研究中国建筑史也可以广泛涉猎外国建筑史、世界建筑发展趋势和新兴建筑学科等方面的信息，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积极开展学术讨论，交流经验。此外，在他看来，教师不能与实践和科学研究脱节，“教师没有实践，纸上谈兵，教学质量难以提高，因此需要将教学、科学研究和实践三者结合起来以提高教学质量，帮助实际的建设工作。”从杨廷宝自身发展轨迹看，这一点就十分具有说服力，丰富的实践经验使其在指导学生时游刃有余，能针对不同情况下的不同问题分别给出解决方法，并解释理由，他总说“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从不会给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不同于设计理念的灌输，他更注重培养的是学生面对问题的分析和判断能力，这对实际工作非常重要。因此他带头率领南工建筑系师生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的设计实践，积极承担国家科学规划课题。在他引领下，“做”和“融合”，也成为“南工学派”及日后“东南学派”延续至今的重要特色。
▲1958年杨廷宝带领南京工学院师生参加北京火车站设计，图为学生在工地现场留影
▲杨廷宝为承担的综合医院建筑设计的国家课题做实地调研
4.向大的建筑观
虽然是建筑学专业出身，但杨廷宝很早就意识到，建筑学的专业观应顺应时代需求，必须向更大范围拓展。据陈植回忆，1920年代留美期间，杨廷宝就开始关注城市规划，并自购书籍学习。1949年后，又利用各种出访机会，广泛了解国际先进的城市规划、古城保护理论和实践。他在晚年对国内城市发展、城市和城镇规划建设、风景区规划设计和环境保护也有较多建议。1961年，杨廷宝便指出“建筑不唯是指个体的建筑物，而且也指群体的，包括城市规划和居民点的设计”，“像这样一个学科的综合性更广泛，因为这里面包含着许多学科的内容。我们现在把建筑学、城市规划、园林混合起来……暂称为‘建筑学’”。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旅游业发展迅速，各地出现了无序建设和破坏环境、毁坏古迹的情况，此时杨廷宝多次强调规划先导的重要性。虽已年逾古稀，他依然坚持外出视察，足迹遍布全国，参与各地城市规划与风景区建设的评审与讨论，保持高强度工作状态，直至生命最后阶段。这期间他密集发表了18篇相关文言，其中10篇涉及城市和居民点建设，8篇有关风景区和旅游问题，人生最后一篇文章是1982年5月的“武当山的建设与古建筑保护”讲话。
▲1980年12月杨廷宝在武夷山考察
▲1982年4月杨廷宝在审查和指导河南南阳的城市规划
纵观这些文章和言论可以发现，杨廷宝以全局和系统的观念看待规划问题：首先，从认识上要重视规划工作，加强系统管理，建立行之有效的机制，且在规划设计时“最好能集思广益，真正能大量征求群众意见”；其次，要以区域规划为前提，再详细考虑总体规划，既要有一个远期规划作为目标方向，也要着眼于近期规划，并且在讲究计划性的同时也保持灵活性，根据情况及时调整；再者，要根据每个城市或者地区的自身优势特色发展明确城市性质和发展方向，凡事应当考虑实际情况，量力而行。
无论城市还是风景区规划，杨廷宝谈得最多的都是要因地制宜，保护自然和当地特色。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建筑师他却提出“在风景区设置建筑要十分慎重，因为它是大自然的陪衬”，任何建设活动都要注意与环境有机结合，在追求和应用现代技术手段的同时不能破坏风景。杨廷宝还十分关注苏州、扬州等拥有浓厚历史文化底蕴城市及其古建筑的保护、修缮和利用，提出用专业知识科学修缮。要重视匠人的经验，希望各地努力培养人才队伍，传承技艺。更具前瞻性的是，他还提出应注重保护这些历史建筑所处的环境，并提议在保护的同时也可以适当用新的材料或方式，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1978年后，杨廷宝十分关注旅游业问题，多篇文、言提及风景区规划设计和旅馆设计，这与时代需求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做出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决定。邓小平曾多次指示：“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旅游业也是该阶段挣取外汇的手段。为此，中国建筑学会于1979年12月特地在北京召开“旅馆建筑学术讨论会”，同年国家建委与旅游局共同下达《关于旅游旅馆建设的几点意见》。而杨廷宝针对性提出的“风景区要化整为零，分散建设低层旅馆”；“近风景区地段，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建造富有地方特色旅馆”；“结合实际情况修缮民居、四合院作为旅游旅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资为辅，在旅游旅馆基建工作中，不能崇洋，除个别项目外，都应由我国自行设计”等一系列建议，就成为各地建设的基本原则。此外，他还提议通过预约、收费方式控制人流、车流量等措施来提升风景区管理和服务水平，尽显远见卓识。
在杨廷宝向大的建筑观中，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就是权衡建设与环境间的关系。1981年召开的中国建筑学会第五届大会，就以“建筑·人·环境”为主题进行了讨论。作为理事长的杨廷宝多次提到工业发展和污染防治的问题，建议部分城市要考虑自身特色选择合适的产业而不是一味追求工业化，要控制污染企业发展，重视大气和水污染等的治理，提高城市卫生水平，为人民创造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在布置居民点时则需要尊重环境和地形，充分考虑居民生活要求，废除“丁字尺、三角板加推土机式的规划设计”，营造良好的建筑环境，才能有益于人们的生活和工作。
杨廷宝一生敏于行，勤于思，慎于言，将毕生心血和精力奉献给国家的建筑事业，并为此选择而骄傲和自豪。正如齐康所言：“杨廷宝的建筑学术思想是一种有使命感的学术思想和活力，会是永恒的。”前半生他致力于职业创作，后半生更多扮演中国建筑引领者的角色，视野和站位丰富了他对建筑的理解，也使得他能做出有别于其他中国建筑学科奠基人的特殊贡献。尽管为人处世低调谨慎，不好论战，晚年的心情是“沉寂”和“远见”的，但笔端和言语间流淌出的依然是赤子之心。
20世纪50—80年代，杨廷宝虽不至“庙堂之高”，也仍处在建筑界的漩涡中心，但他以历史的眼光看待自己所面临的各种现实困境，不以自我实现式的主义和追求为创作的着眼点，而是采取了难能可贵的积极入世态度，用务实和辩证的态度，走了一条很端正的道路。其学术立身之特点在于“述而不作”，陈述事实而不做作，不夸大。他的学识始终是朴实无华而非高不可攀的。或许正因如此，令一些当代人觉得味道寡淡，或有些过时，因此，对于研究杨廷宝而言，一方面要求我们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认识他的价值，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从当代社会价值主体的社会需求中剖析其成果的历史与学术价值。时值杨廷宝诞辰120周年，当我们立足其文、言，回瞻杨廷宝的思想和所处时代，这位一代宗师的形象就变得愈加丰满起来，如果我们能从中真正认识到他驾驭现实和理想的能力，才能看清建筑学人脚踏实地的未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