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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子弹、氢弹事业的先驱邓稼先与杨振宁半个世纪的友情

中国原子弹、氢弹事业的先驱邓稼先与杨振宁半个世纪的友情

  在20世纪的科学天幕上,有许多令炎黄子孙感到自豪的闪亮星斗。其中有两颗巨星分别升起在太平洋两岸,它们交相辉映,熠熠闪烁。

  身居大洋彼岸的是美籍华人杨振宁教授。他与李政道共同提出的宇称不守恒原理,开辟了微观粒子研究的新天地,荣膺诺贝尔物理奖,饮誉世界。

  立足中华大地的是中国原子弹、氢弹事业的先驱者邓稼先院长。他为了点燃神奇之火,殚精竭思,辛勤耕耘30年,功高盖世。

  一

  杨振宁和邓稼先两家可谓世交。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祖籍安徽合肥,留美归国后,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授。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祖籍安徽怀宁,他专攻美术史,也曾在美国留学,被聘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合肥与怀宁本就相距不远,又在千里之外同校供职,两位教授倍感亲切,视为同乡。他们两家都住天清华园西院,相邻而居,只有一墙之隔,关系相当密切。

中国原子弹、氢弹事业的先驱邓稼先与杨振宁半个世纪的友情

  杨振宁生于1922年,是家中的老大。邓稼先比杨振宁小两岁,上面已有了两个姐姐。他俩虽然不是亲兄弟,却因年龄相近,常在一起玩耍,情同手足。

  稼先和振宁真正成为好朋友,是在上了中学以后。他俩先后考进崇德中学,这是一座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振宁早两年进校,他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是个老师和同学都喜欢的“机灵鬼”。稼先也很聪明,但性格较为沉稳,待人忠实厚道,真诚可靠。这两个朋友在一起,互相珍视对方身上的优点,并看做自己性格的补充。在课余时间,他们常常形影不离,或是趴在地上玩弹球,或是在墙边以手代拍,摹仿壁球游戏,或是在一起谈天说地。两人相处时,常常是振宁指手画脚、口若悬河,稼先则是面带微笑、洗耳恭听。

  稼先生的母亲舐犊情深,时常做些可口的饭菜送到学校。每逢这时,他便叫来振宁一同享用。母亲看着他们把食物吃光,再返回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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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声打破了他们无忧无虑的学校生活,这对校友也被迫分离。杨武之举家迁往昆明,杨振宁随家南下。邓以蛰因患肺结核咯血不止,只好留在清华,租了小房子暂住。因为崇德中学是英国人所办,日军不敢贸然令其停学,所以稼先继续读了两年,于1939年随大姐邓仲先也到了昆明。

  二

  北平沦陷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均迁往云南昆明,于市郊一片起伏不平的丘陵间,合并组建起西南联合大学。这所抗战期间名扬全国的高等学府,拥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和教授,可谓群英荟萃。

  杨振宁于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本科学习结束后又进修两年硕士研究生课程,所以他总共读了6年。邓稼先于1941年到达昆明后,也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在校学习4年。这样,他俩共有3年时间在同校同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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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也给振宁和稼先造成更多的接触机会。他俩相差三个年级,可是在野外躲避空袭的时候,却可以随时相伴了。当初崇德中学的一对顽皮校友,这时已成为英姿勃发的年轻大学生,他们的关系依然水乳交融。振宁志怀主远。谈吐中常以天下为已任,同学们俏皮地称他“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又因他头脑聪明,反应敏捷,外号叫“杨大头”。稼先为人朴实忠厚,和善可亲,同学们亲昵地称呼他“邓老憨”或Pure (英文纯洁、纯真之意)。

  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对振宁和稼先一生都很重要。他们学到了丰富的物理学知识,也锤炼了意志,增强了友谊。他们亲身体验到民族被蹂躏的痛苦,决心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将来对富强民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杨振宁报考公费留学生被录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邓稼先在西南联大毕业后,随校北上,在北京大学任物理助教。后来,邓稼先也考取了留美研究生。在赴美之前,他写信征求振宁的意见,到美国哪所大学就读较为合适。振宁经过仔细斟酌,建议稼先到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进修。原因是,一来此校离芝加哥很近,两人可以经常见面;二来普渡大学理工科水平很高,排在美国理工大学的前10名之内,而且收费低廉,经济上易于保证。

  稼先采纳了振宁的建议。正好这时振宁的弟弟振平要去美国上大学,于是杨父将振平托付给稼先,二人结伴而行,于1948年同乘一船到达旧金山。稼先将振平送到芝加哥振宁处。然后到普渡大学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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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大战结束后,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们认识到核物理的重要性,它成了世界性的热门学科。稼先和振宁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掌握好这门学问,是到达科学前沿的必经之路。两人所选的专业都是理论物理,亚学科都是理论核物理,而且他们的博士论文也同属原子核物理范围。

  1949年暑假,稼先来到芝加哥,与振宁、振平团聚。三人同租了一间房子,一起游玩、散步、聊天,同温儿时的情景,探讨学术上的问题。这是他们在美国时间最久、玩得最尽兴的一次聚会。在振宁和稼先的家里,至今仍保存着当时二人互相拍摄的照片。

  振宁已经取得博士学位,不久应聘去普林斯顿研究所工作。后来,他与在美国留学的杜聿明先生的女儿杜致礼结为伉俪,并在美国定居,从事理论物理的科学研究。

  稼先此时正在撰写博士论文。早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稼先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他有几个要好的同学,都是地下党员。

  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后,邓稼先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1950年8月20日,邓稼先完成学业并取得博士学位,他冲破重重阻挠,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于8月29日就踏上了归国的路程。

  在美国学习期间、振宁和稼先都是用两年时间攻下了博士学位,他们都掌握了当时处于世界最前沿的理论核物理科学,为他们将来的卓越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回到祖国后,邓稼先参与了正在进行的创建中国近代物理所的工作。他在祖国的怀抱里迅速成长,被评为年轻的副研究员,并在1956年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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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春天,一副历史的重担压在邓稼先还显得稚嫩的肩膀上,他被选为研究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主攻手。点燃圣火的任务非常光荣也无比艰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邓稼先以他固有的忠诚和坚毅,默默地承担下来。

  此后,邓稼先的名字从公开出版物上消失了,群众性场合再也看不见他的身影,许多亲朋好友都无从寻觅他的踪迹,连他的妻子许鹿希也不清楚稼先的具体去向,只知他在执行着一项异常重要的任务。

  许鹿希是许德珩先生的女儿,比稼先小4岁。人们说,在成功的男人背后,往往站立一位伟大的女性。在20几年的漫长岁月里,许鹿希承担了大部分家务,支撑着家庭,使邓稼先得以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事业中去。

  1964年10月,神州升起第一朵蘑菇云,全国为之欢呼雀跃。但由于稼先所处的特殊地位,他巨大的功绩连最亲近的家人也无从知晓。当许德珩老人听到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后,曾兴奋地向严济慈先生说:

  “咱位中国能自己造出原子弹来,不知道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知道内情的严济慈哈哈大笑,回答说:

  “去问你的女婿吧!”

  五

  杨振宁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先后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研究员、教授,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和该校物理研究所所长等。他科研成果累累,尤其是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后,在学术界地位举足轻重,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听到中国核试验成功的消息后,杨振宁激动不已,早想回来看看。由于政治形势的影响,直到1971年才实现宿愿,成为来华探亲的第一位美籍华人。

  在首都机场,稼先迎接了阔别20多年的老朋友,两人都非常激动,却又无法推心置腹地深谈。聪明的振宁已意识到稼先的难言之隐,于是在以后的谈话中,小心翼翼地避而不问稼先的工作情况,但是心中的疑云又久久不能散去。振宁离京前,稼先去机场送他。在飞机舷梯边,振宁终于忍耐不住,绕着弯子问稼先:“我听说中国试验原子弹,有一个美国人在帮助搞,这消息是否属实?”这个问题使稼先很为难。如果回答没有,则等于承认自己参与了原子弹制造。如果回答说不知道,又是在欺骗老朋友。稼先稍一思索,便说:“你先上飞机吧,我以后告诉你。”

  送走杨振宁后,稼先立即将此问题向上级汇报,逐级请示到周总理。总理说:“要让邓稼先如实告诉杨振宁,中国试验原子弹,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稼先按照总理的指示,连夜给振宁写信,并交给专人立即送往上海。在上海市革委会给杨振宁饯行的宴会上,振宁接过信使送来的信,当场拆开阅读。当他确知是中国人自力更生制造成功核武器时,再也控制不住汹涌的激情,热泪滚滚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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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近年来,杨振宁更加关心中国的科学事业,多次到中国讲学和访问。每次来华,只要条件允许,他就要会见稼先,畅叙友情。振宁逐渐了解到稼先的历史功绩,对他更加敬重和爱护,用各种方式聊表寸心。细心的振宁还记得稼先的爱好,知道他性格恬淡,喜欢京剧和交响乐,便特意从美国带来一张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的密纹唱片,送给稼先。在稼先即将60岁的时候,振宁又从美国买了一副设有电脑程序的国际象棋,要稼先注意休息和娱乐,闲暇时可以独自与电脑对阵。稼先感激老友的情意,收下了礼物。可是他实在没有空闲,这副国际象棋,如今还静静地躺在稼先家的柜子里。

  到了80年代,这两位科学家已是年届花甲的老人。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却仿佛又回到愉快的少年时期,充满了童稚纯真的情趣。1983年振宁来北京时,有一次在电话中与稼先闲谈,说话间振宁忽发奇想,要向稼先借辆自行车,二人一起骑车去逛颐和园。稼先说:“自行车我家倒有几辆,可是……”试想,一位是国家待若上宾的贵客,一位是国家视若瑰宝的巨子,人们怎么会让他们两位老人去冒这种风险呢?振宁冷静下来,也只好遗憾地作罢。

  极度的紧张和劳累,过早地损失了稼先的健康。1985年,他被确诊为癌症,并住院治疗。在他住院的一年间,杨振宁曾两次前往探视。第一次探望时,稼先精神尚好,还可以站起来迎接振宁。两人谈兴很浓,他们一起回忆往事,互相询问熟识朋友的近况,振宁还兴致勃勃地介绍当时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状况,随手写出一些公式和示意图。分别前,两人在病房里合影留念,稼先执意送至病房门口,并要鹿希代他送振宁下楼。在振宁上车前,鹿希告诉他说,稼先病情已非常危险,几乎无治愈希望了。这消息给振宁很大打击。他为老朋友的病情焦虑不安。在美国找寻治癌新药,请韩叙大使通过信使迅速送往北京。可惜药送到后已为时过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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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6月13日,振宁回美国前又来看望稼先。此时稼先开始大出血,医生已无法控制病情的恶化。振宁站在病床前,深情地望着卧床不起的稼先气氛惨然。振宁送上束极大的鲜花,他知道,这次可能是与老友的诀别了。稼先的神智还很清醒,振宁走后,他对鹿希说:“振宁知道我不行了,所以送来特大的一束鲜花……”

  一个多月后,1986年7月29日,一颗科学巨星陨落了。此时振宁正在国外,他给鹿希发来唁电:“……

  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七

  1987年10月,杨振宁又来中国。一个秋风飒飒的日子,在稼先的大姐邓仲先和夫人许鹿希陪同下,振宁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祭奠稼先。他徐徐步到墓地,洒泪痛悼故友,悲不自胜。

  振宁听人说,稼先1958年被委以重任时就说过:“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死了也值得。”在去世前几天,稼先又说:“我死也瞑目了!”稼先,你功垂千古,你可以无愧地长眠了!

  站在墓前的许鹿希也思绪联翩。她想起稼先逝世后振宁写来的亲笔信,信中说:“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这些记忆……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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