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年出了一个贪腐案，福建巡抚王士任，被指控贪污税银，乾隆帝下旨罢官、流放，并派人抄了王士任的家，可当抄家清单呈到御前时，却让乾隆皇帝很尴尬，原来这个做了多年封疆大吏的贪官，家当竟然只有5000两银子。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乾隆元年的一天，当时还是福建盐驿道道员的王士任，与时任漳州知府的王德纯、时任福建巡抚的卢焯凑在一起，商议处置一件武童生的冒籍案。
这个武童生叫何承玉，早先已经花钱买了个监生功名，按大清律，他是不可以参加武举的。可他却在乾隆元年春天、十一月两次试图改名参加，均未成功，第二次冒籍时便被王德纯抓获。
科举冒籍是要受到严肃处罚的，按律当革调何承玉监生身份，并处于杖责。王德纯却出面为其辩解，建议不革除监生资格，也不用杖责，这等于就是不处罚。而王士任却建议按大清律来办，不可姑息。最后还是巡抚卢焯拍了板，主张以冒籍“无关行止”为由免罚。
本来事情到了这里也就翻篇了，不想四年之后，王士任升任福建巡抚，重审此案。经过审理，王士任查明，王德纯之所以建议免罚，乃是拿了何承玉的钱。王士任此举，是不太符合官场游戏规则的，毕竟冒籍不算什么大事，非要小题大做，势必会让同僚心寒，也会伤及前任巡抚卢焯。
王士任久历官场，自然不会不知道这其中的利害，究其原因是他与王德纯素来有嫌隙，想借此举打击报复。原来，王士任曾经当过王德纯的属下，其间备受他的敲诈。如今角色反转，王士任自然要回过头来报复加倍敲诈王德纯。
王士任将此案上报给了乾隆帝，乾隆觉得事有蹊跷，便令福建总督德沛详加查明具奏。德沛接到上谕后，马上展开调查，提审了王德纯，很快便发现了他们之间的牵连之处，并查明了王士任在盐驿道任上有贪污了1000两税银。
奏本很快递到了京城，乾隆皇帝便在乾隆五年五月十二日公开发布了一道处置王士任的上谕，认定王士任“婪赃作弊”，“不意其负恩一至于此”，实属“丧心病狂，小人之情态毕露”。
乾隆不仅痛骂了王士任，还公开批评了福建一省的吏治不行，还将此事上升到政治层面，乾隆说上述行为如果放在雍正朝就是死罪，必然不敢如此贪贿。你们这样做，就是欺负朕年幼。
乾隆这罪名按得就太大了，属于欺君之罪。所以王士任纵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翻案。接下来唯有在量刑上做点文章，只是他本人并无发言权，命运仍握在了总督德沛手上。
王德纯的案情不必多审，他已经承认受贿、索贿，被判斩监候。德沛便将重点放在王士任的身上，王士任对自己的行为也坦白交代，承认自己挪用本应上缴户部的税银1000余两。
按大清律，官员监守自盗，判斩监候，若在候斩期间能够如数缴还赃款，可免罪或减等。一千多两银子，数目并不大，王士任很快补交了赃款。不过刑部考虑到王士任身为封疆大吏，不能按一般的监守自盗案处理，最终给定下了个流放塞外军台效力的处罚。
王士任贪污税银一案，应该说不算特别严重，乾隆一朝贪赃受贿的数额都十分巨大，动辄十余万乃至上百万。如果要是放在乾隆晚年，王士任顶多也就是受到降级的处理，交点议罪银还能保住官位。盖因这一时期，乃是乾隆初年，经过雍正一朝的整治，官场之风尚可，所以王士任是当了乾隆惩贪的一个榜样。
然而，乾隆并未放过王士任，他又下旨让山东巡抚查抄王士任威海老家的资产。山东巡抚很快查明上奏，并将家产列了一个清单，全部家当估值仅为5000余两。
王士任当了十几年的官，做过道员、布政使、巡抚，最后的家产仅有五千余两，实在算不上是个贪官，毕竟他当巡抚时，一年的养廉银就有一万多两。
拿到这份抄家清单，乾隆也觉得很尴尬也没面子，这哪是贪官明明是清官吗。或许是乾隆动了恻隐之心，正准备封存王士任家产的地方官很快接到上谕，令将家产原数奉还家属。至此，王士任一案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