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微信上读到纪念许国璋先生的文章，不觉想起三十几年前的往事。
当时，母亲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教书，我家住在北外西院19楼4单元。许国璋先生原住西院北楼，那楼住了不少老教授，像周珏良、危东亚、柯鲁克和伊莎白夫妇等。八十年代中期，学校新建了几栋宿舍楼，给几位居住面积不达标的老先生，每人补了个一居室，许先生也得到一套，位于19楼1单元1层。于是，我有幸跟先生成了一栋楼里的邻居，与他常在楼下或院里相遇。
图：许国璋先生在家中。（图片来自网络）
那时的许先生应该是七十岁左右，喜欢穿件绛色粗呢西装，足蹬牛筋底白皮鞋。记得一位熟识的英语系女生说，有一年，先生从香港讲学归来，跟系里学生们讲话，其中说道：女生应该把高跟鞋扔了，运动鞋配裙子才美。她还说，每年开学，许先生都自掏腰包，用稿费买汉英词典，每个新生，一人一本。当时，先生主编的“许国璋英语”，火遍全国，年销售几十万册，他从所得稿酬拿出不少用来资助英语教育。
图：“许国璋英语”书影。（图片来自网络）
许先生是北外校园的一景。
每天下午四点左右，是先生休息的时间。常可看见，他坐在面对学校大门的楼前花坛水泥围墙边，手里拿着刚从小卖部买的纸杯冰激凌，津津有味地吃着，看着过往行人和车辆，怡然自得。时有路过的教师或学生，认识先生的，就会驻足跟他聊上几句。
当年，出了北外西院大门左拐，人行道边有一溜卖菜的摊贩。一次，见许先生走到一处鱼摊前，一言不发，那鱼贩立即从盛满水的黑色塑料大袋里，捞出一条活蹦乱跳的大草鱼，用草绳穿好，递到先生手上。先生提起鱼，掉头就走。我惊诧鱼贩不称重、先生不付钱，便好奇地小声打探，鱼贩笑答：“他一个月一结。”又有人问：“这是谁呀？”鱼贩得意地说：“他可是北外最有名的教授。”
有时，可以看见许先生和许师母一起出行。总是许先生走得快，许师母走得慢，落在后面几步。师母走路不太灵便，她那双脚仿佛是解放脚，即小时被缠过足后又放开的。许师母，瘦高个儿，细白皮肤，鹅蛋小脸，大眼睛，仍能看出当年风姿的绰约，听说年轻时她在上海做过舞女。
图：许先生、许师母和学生。（图片来自《许国璋先生纪念文集》）
一居室是许先生的一块飞地。他每天从北楼过来做事。有时，饭点儿，许师母过来叫他回去吃饭。有时，做事做晚了，他也住在那里。
许先生在飞地的小院里，种了些花草菜蔬。小院近旁的道路略高于楼前地面，站在路上可以望见院中情景。常见许先生站在路边，微笑着欣赏自家院里的葱葱郁郁，并不时和路过的人讨论几句。一次，见他站上路边矮墙，倾身查看小院里面的植物。那院里生长的荷兰豆，曾让季羡林先生赞不绝口：
“他（笔者注：此指许国璋先生）在自己的小花园里种了荷兰豆，几次采摘一些最肥嫩的，亲自送到我家里来。大家可以想象，这些当时还算是珍奇的荷兰豆，嚼在我嘴里是什么滋味，这里面蕴涵着醇厚的友情，用平常的词汇来形容，什么‘鲜美’，什么‘脆嫩’，都是很不够的。只有用神话传说中的‘醍醐’，只有用梵文amra（不死之药）一类的词儿，才能表达于万一。”（季羡林《悼许国璋先生》，《许国璋先生纪念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第10页）
季先生的描述绝非夸张，八十年代，荷兰豆对于很多城市的居民，确是特别稀罕的美味。我们第一次吃到，还是在昆明的叔叔、婶婶，乘飞机来京时带的。碧绿碧绿的颜色，清脆甜嫩的味道，在当时蔬菜匮乏的北京，真令人啧啧称奇。上海的姑奶奶也尝过这来自昆明的馈赠，一次叔叔又要去上海，老人家特别叮嘱：“再带些像翡翠似的菜吧。”
许先生还种了些爬墙虎。飞地在19楼东端，爬墙虎顺着高楼东墙，向上攀缘，长得飞快，不知什么时候，就从一层爬到了顶楼六层，枝繁叶茂，差不多铺满了整个墙面。夏日，一墙青翠；秋来，满目殷红。
1993年某天，听说许先生夜里从飞地的行军床上摔了下来，中风了，就此一病不起。又听说是因先生此前赴欧讲学，过度劳累所致。第二年秋天，许先生过世，享年七十九岁。
图：《许国璋论语言》书影。
记得八十年代末，当时社会上还残留着一些极左文风，文章开头不乏“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等套话。导师张志公先生曾对我说，一次应邀参加许国璋先生博士生论文答辩，看到文章中有“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语句，便在提问时请那学生把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简要说出个一二。许国璋先生闻之惊愕：
“还有这个？我怎么没注意到。”
拿过论文，翻到出处，抬头对学生说道——“你把这句删了。”
图：《许国璋先生纪念文集》书影。
手上的《许国璋先生纪念文集》，是1997年在北外西院大门外学校出版社读者服务部买的，从书中文章了解到，许先生虽去过很多国家，可从没机会到访欧洲大陆，一直念兹在兹，心驰神往。那次，本来说好由一学生陪同，最终不知何故变成只身前往。他万里走单骑，讲学游历了比利时、卢森堡、荷兰、意大利、瑞士、俄罗斯等国。毕竟是年近八十的人了，怎么禁得起如此辛劳的旅程？
图：1993年5月，许国璋先生在苏黎世湖上。（图片来自《许国璋先生纪念文集》）
再次翻阅《许国璋先生纪念文集》，眼前出现先生在“大如剧场的电教馆”演讲的身影，铿锵的话语震响耳边：
“我教学生，从来不以教会几句英语或教会一种本事为目标，而是要教怎样做人，是英语教育，用英语来学习文化、认识世界、培育心智，而不是英语教学。我们的理想要高一点，要做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只想练些应酬英语，到合资企业去跑腿，去做翻译，目标太平凡也太庸俗了。你就是做了合资企业经理，举止是不是要有修养些？谈吐是不是要更典雅些？写作时笔下是不是要有更多的文化内容？否则你每月挣成百上千，我也很鄙视你。我一般不随便跟人说话。你要跟我说话，我首先要看你有多少文化内涵。否则我这样一个教授，来陪你练英语？
现在外国人来，不论老太毛孩，一律号称专家。专什么家？有的不过会说外语，不要把他们看得太了不得。他们是专家，那么美国大街上走的都是专家了！他们见了我还是毕恭毕做的，不敢在我面前放肆，妄议‘你们中国人如何如何’，因为他们知道我的语言水平比他高，分析问题比他深刻，他受的教育、读的书不能跟我比啊！”
（傅杰《这就是许国璋教授》，《许国璋先生纪念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第185页）
这真是空谷足音，广陵绝响。
许先生和许师母没有小孩儿。
许先生走后，在校园里很少见到许师母了，那满墙的藤蔓也渐枯黄衰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