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省嘉兴市区风景秀丽的大运河边，有一座面积不大但其名震撼人心、其迹感动古今的寺院——血印禅寺。
血印禅寺得名于明末一位为拯救黎民百姓刚烈赴死的高僧。这位法师甚至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但数百年来，当地民众始终感怀于法师的慈悲与无畏，尊称他为“血印禅师”“血印和尚”。
据清代道光进士曹衔达《血印石柱血影僧辨》记载，嘉兴城西岳忠武王庙（即岳飞孙岳珂将军所建岳王祠，今不存）门外石柱上有一红褐色图形，似僧人禅坐入定身影。据其考证，在明末乙酉年际，倭寇扰城，抢掠妇女数十人，关置庙中，庙内有一僧人心地慈悲，趁倭寇外出，想方设法救出庙中被关押的妇女，指点逃生。此后倭寇大怒，缚僧人于石柱，放乱箭并焚烧，鲜血溅满石柱，情景惨烈，然僧人仍正气凛然。现在寺前石柱明显看到僧人禅坐入定的安详身影，阴雨天色黑，晴天色赤，数百年之久血印犹新。
1925年民国嘉兴县长危道丰发起建血印禅院，建殿，撰文，刻碑，赞颂并弘扬忠义不屈的精神，1929年寺院改名作“血印禅祠”，后又改作“血印禅寺”。
1935年10月，嘉兴历史文化名人孙筹成发表《申报》上的一篇的游记，文中也记述了当时一批上海人到嘉兴南湖旅游，赴三塔观血印和尙的故事，文中说：“明嘉靖间倭寇东南，掳妇孺，拘于是寺，僧闻哭泣声，动菩提念，醉守卒而尽释之。守卒醒后，恨之刺骨，将其绑于石坊，积薪焚死，而现是影，迄今数百年，依旧未退。民国十五年（1926年）危道丰任嘉兴知事时，慕其忠义，特立碑表扬之事实后，众始恍然，因事关民族性，佥义形于色，宛似挟纩。”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申报》曾有一则报道，专门报道血印禅寺的故事，以激发人民的抗战意志。因为这则报道，吸引了大批上海民众到嘉兴血印禅寺凭吊参礼。《申报》报道是这样写的：
“乙酉年六月，倭寇来犯嘉兴，捉拿妇女数十人，关在西门的岳王庙，欲呈兽欲。事为庙中僧人所闻，僧利用日寇外出之际，乃设法将十余妇女悉数放走之。寇归，问妇女所在，曰：‘纵之矣’，日寇大怒，缚僧于庙门外石柱上焚之，迨火熄灭，僧命毙，而血印则深沁石内……一九三七年四月，嘉兴新闻摄影社摄一印影，图像有石牌坊，石柱上现一僧影，像片名曰‘嘉兴血印僧’，配于文字，虽然像片不甚明晰，但细睹之仍十分明白也。影片在报上登出，影响其大，上海离嘉兴不过百余里，今有此奇迹，沪上人士又颇多好奇，纷纷驱车来嘉兴一观此影，沪、禾两地民众敌忾同仇之情绪激发倍增。”
1946年，抗战胜利已近一年，诗人易君左到血印禅寺凭吊，深有感悟，遂写楹联留题：
“川流不息，挺一身保数百人安全，怂遭惨死又何妨，智仁勇信真兼备；血印犹存，修三塔留千万年业绩，早自破空飞去，贪嗔痴爱了无痕。”
文革期间，血印禅寺一度被废，成了农民的住所和堆放稻柴农具、饲养耕牛的地方。再后来成了弹棉花、发豆芽菜的工场，又做过磨豆腐、烧酱鸭的作坊和打铁店。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重新恢复成为正式宗教活动场所。今天的血印禅寺占地面积1110平方米，其中大雄宝殿仍为民国时期建筑。
血印寺源自岳王祠僧人刚烈赴死、拯救苍生的大悲故事，与岳飞精忠报国之忠义一脉相承，更与释迦牟尼佛本迹中舍身饲虎、割肉喂鹰之大悲菩提心心心相印。
大慧宗杲禅师云：“忠义者处奸邪中，如清净摩尼宝珠置在淤泥之内，虽百千岁，不能染污。何以故？本性清净故。奸邪者处忠义中，如杂毒置于净器，虽百千岁，亦不能变改。何以故？本性浊秽故。……忠义之士见义则本性发，奸邪之人见利则本性发，如磁石遇铁而火逢燥薪，虽欲禁制，不可得也。……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但此心与义相遇，则世出世间一网打就，无少无剩矣。”
出家人之爱国情怀、忠义之心，自古就相融在救度苍生舍我其谁的大悲心、菩提心中。无论是血印禅师赴死以救苍生之无畏，寂然禅师冒死拯救南京二万难民乃至积劳而寂之无私，还是僧侣救护队直接走上前线进行抗日救护之勇猛，无不是于此娑婆浊世尽形寿、献身命，践行着“忠义心即菩提心”的佛陀本怀。
今于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上下凭吊之际，特此缅怀血印禅师这位大悲菩萨，惟愿提振、鼓舞释尊弟子不忘初心，不舍众生，大悲无畏，以报四恩（国土恩、父母恩、众生恩、三宝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