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擅长写“翻案文章”

唐晓敏

苏洵文章受到重视，不仅仅在于其文章富有形象性和感染力。还在于，他的文章常常表现出立意新奇的特点。

苏洵写的《管仲论》，即显示这一特色。历史上，管仲死后齐国动乱，管仲生前对其后搞动乱的竖刁、易牙、开方并无好感，而且还提醒齐桓公不要重用他们，这就是说，按一般的看法，管仲对齐国后来的动乱是没有责任的，可是，苏洵却偏要追究管仲的责任，他的理由是：齐桓公用了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身为相国的管仲未能制止，直至病重，才说竖刁等“非人情，不可近”，为时已晚。管仲应该是首先选拔贤才代替自己；因为管仲“未能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才造成了齐桓公的重用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可以说，苏洵对管仲是“求全责备”，没有多少道理。林云铭就认为，让管仲临死再举一仲“谈何容易”，“况威公（即齐桓公）末年，政事怠荒，仲既言三子不可近而竟用之，即荐有贤如仲着以自代，亦未必用也”，但苏洵说得很有技巧，让人感觉头头是道。以至于林云铭也一方面说“苏家立论，多自骋笔力，未必切当事情。”另方面也说苏洵此文“文字高妙，层层翻驳不穷，确是难得”。同样，林纾也是不同意苏洵的观点但又欣赏苏洵的文字。他在《古文辞类纂选本》说：“明允说他必复有贤而后可以死，此谈何容易！据明允之意，谓齐之才如管仲者不少，特仲不为荐耳。语却堂皇，而实事却办不到。”但就文字说，他称赞苏洵，说：“唯就文论文，却极夺目。”

苏洵的《高祖》一文与《管仲论》相似。文章提出：高祖预知有“吕氏之祸”，故安排周勃平乱安刘。既有此先见之明，何以“不去吕后”呢？苏洵认为，这出于“势不可”。因为刘邦必须为年轻的惠帝打算，“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与弱子抗”。这篇文章，就内容说，也没有多少道理。对此，林云铭《古文析义》评论说：“高帝虽有明识，能料生岂能料死，乃执‘安刘氏’一语，遂以为知吕氏之祸。……愚以为高帝必不知有吕氏之祸，若知之，未有不去者。周勃安刘氏一语，不过以天下初定，勃之才能安国家耳，非有心也。此则老苏之深文处。”孙琮《山晓阁选本宋大家苏老泉全集》更说“《高帝》一论，全是凭空起意，将无作有，”并分析了苏洵此文的创作思维：“篇中只是惠帝作主，因安惠帝便想到不去吕氏，因不去吕氏，便想到制吕氏者在用周博，削吕氏者在樊哙；盖斩范哙，所以去吕氏之党。用周勃所以制吕氏之变，吕氏不变则惠帝得安，此一篇之贯串也。原原本本，曲曲推来”但孙琮对苏洵这篇文章是很欣赏的，他说“古人未必有是心，后人却活活写作有是事，遂成不磨之论。”而林云铭也很欣赏苏洵此文，认为“其文之起落转接，灵妙无敌，不得以其论之偏而弃之。”蔡铸《古文评注补正》认为苏洵的文章用的是“无中生有法”：“高帝欲斩哙，为儿女之计耳，即安刘一言，亦恐身后有变，如七国之属。非必逆知有吕氏之祸也。老苏以此立论，本是硬派官差，然却如老吏断狱。学者熟读之，便可得无中生有法。” 这样的文章，表现出作者想像力的丰富。

苏洵的这类文章是典型的“翻案文章”。以前人们都称赞管仲对齐国的贡献，认为齐国之盛在管仲，苏洵就说反过来说他的过失，说齐国之衰责任在管仲。翻案文章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就是适合于科举考试。

科举时代，举子为应试，需要大量地写议论文，大家都写，就容易雷同。古书记载，王安石的一个朋友刘攽记性极强，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他在王安石的书房里看到王安石的一篇文稿，读后放到原来的地方，王安石吃过饭后问他最近写了什么文章没有，刘攽回答说：“近作《兵论》一篇，草创未就。”王安石问他所作文章的内容，刘攽就把刚才读过的王安石文稿的内容作为自己的文章讲了。王安石听完，还以为自己的文章与人家的相似，于是把自己的文稿撕掉了。这个故事，说明王安石要求自己为文务必出人意表，不同流俗，同时也说明，《兵论》之类的文章，好多人都在写，是很容易雷同的。苏洵等人之所以写那种比较片面的文章，也是为了新颖。

对于苏洵的《管仲论》，林纾有过这样的分析：“齐治归功鲍叔，此人能说到；齐乱由于管仲，此却无人道及，一读及此，必观下文。此种文字，最利于考试。在千篇万帙中，忽得此夺目之语，万万不能遽舍，必将全篇读过，方得其究竟。”林纾指出，苏洵的这类文章的特点是，提出一个别致的、有新意的论点，让考官感到很新颖，不得不从头认真看下去，这对于应付科举考试是非常合适的。

苏轼所写的一些议论文，特别是史论文章,也有这样的特点。即文章的观点不一定都合理，但往往很新鲜，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等等。这样的文章能够使主考官感到新鲜，产生好感。周作人曾说过：宋以后的策论，最大本事就是做反题，做翻案文章，别人这么说，我要那么说，要把翻案文章说得头头是道，它是毫无诚意的，目的只是让考官看得上。因为平庸的文章看得太多了，就烦了，这时突然出来一篇翻案的文章，而且说得似乎有根有据，就可以博得考官的好感，达到他中举的目的。周作人的这种看法很有道理。这样的文章既然能博得主考的好感，自然也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陆游《老学庵笔记》说当时流传着“苏文熟，吃羊肉；黄文生，吃菜羹。”的谚语，这里的“苏文”指的就是三苏的史论或政论。

苏辙的文章中，有一部分也如其父苏洵的同类文章一样，带“翻案”的色彩。如《汉文帝》一文中，苏辙赞赏汉文帝“以柔御天下”，并提出，景帝之时，晁错向景帝建言：“诸侯强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疾而祸小，不削，反迟而祸大。”所说是错的。苏辙认为，景帝若能像文帝那样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迁延数岁之后，变故不一，徐因其变而为之备，所以制之者，固多术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则虎毙，不幸则人死，其为害亟矣。晁错之计，何以异此！若能高其垣墙，深其陷阱，时伺而谨防之，虎安能必为害。” 晁错的建言“世皆以其言为信”，但苏辙却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而且也说出了一番道理。

再如，苏辙作《羊祜》，提出：“祜巧于策吴，而拙于谋晋”。为什么这样说？苏辙认为：“武帝之为人，好善而不择人，苟安而无远虑，虽贤人满朝，而贾充、荀勖之流以为腹心，使吴尚在，相持而不敢肆，虽为贤君可也。吴亡之后，荒于女色，蔽于庸子，疏贤臣，近小人，去武备，崇藩国，所以兆亡国之祸者，不可胜数，此则灭吴之所从致也。孟子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国常亡。故人常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苏辙的认为，晋武帝“好善而不择人，苟安而无远虑”，若有吴国作为一个对立国，晋武帝“不敢肆”，吴国作为敌国不存在了，晋武帝开始“荒于女色，蔽于庸子，疏贤臣，近小人”，反而亡国了。因此，苏辙说羊祜“拙于谋晋”。这也是对一直以来的看法提出不同的见解。对苏辙的这一看法，茅坤即不能同意。他分析说：“晋与吴为两大之国，非此亡彼既彼必图此。吴主皓方以妖童淫虐其国，晋不以此时下之，所所谓圈虎而遗之患也。及吴灭之后，祜已先晋武帝而死矣。君子欲以其身没二十余年之后，而议功为罪不亦过乎？”但茅坤还是把这篇文章收入到了他所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之中，因为他觉得文章写得好。而且“足为后世人主持盈者之戒”。

苏询的散文多为论辩文，据(王水照《新选新注唐宋八大家书系》统计，苏询论辩文与杂文的比例为六比一，而字数之比为十比一。杂文数量虽少，却也有很优秀的作品。如《木假山记》，第一段写道：“木之生，或蘗而殇，或拱而夭；幸而至于任为栋梁则伐；不幸而为风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则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没于湍沙之间，不知其几百年，而其激射啮食之余，或仿佛于山者，则为好事者取去，强之以为山，然后可以脱泥沙而远斧斤．而荒江之滨，如此者几何？不为好事者所见，而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胜数？则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从“木之生”到“木假山”之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非常不容易。其中似有象征意味，但没有明说，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对这篇作品，前人给予很高的评价。孙琮《山晓阁选宋大家苏老泉全集》卷一云：“木山三峰，老泉自况父子三人。寓意深远。其感之敬之二意纯是一片自怜自惜光景，真是英雄受鼎本色。至行文之妙，在一起将木之幸不幸连转出六七层来，便知远山叠翠、层层深浅，中幅即将前文逆卷上去，跌出理字，势如大海回澜，层层倒卷。末幅以宕漾结出感敬二义，又如天际秋云，层层淡宕。一篇文字三样写来，三样奇观，可谓极文学家之能事。”

苏洵一生在政治上不得志，这对他的文学创作和文章写作有所助益，同时也构成了一定的限制。助益表现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布衣而非官员，因此在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方面相对比较自由，同时，也让他有比较充足的时间来写作。这对文学创作和文章写作都是有益处的。苏洵自己对此也有傞 认识。他在《上韩舍人书》一文中这样说过：“洵自惟闲人，于国家无丝毫之责，得以优游终岁，咏歌先王之道以自乐，时或作为文章，亦不求人知。……自闲居十年，人事荒废，渐不喜承迎将逢，拜伏拳跽。王公大人苟能无以此求之，使得従容坐隅，时出其所学，或亦有足观者。” 没有到朝廷做官，也就没有了官场的束缚。这对苏洵思想的发展和写作能力的提升是很有意义的。但从另一方面看，苏洵的这种几乎终生是“闲人”的状况，对写作有某些不利，这主要表现在，苏洵的生活中缺少强烈的动荡，人生中缺少大悲大喜的对比。一个人若一直处于高位，官运亨通，生活优裕，是难于写出好作品的。但终身为“闲人”，处于官场之外，也难于获得人生的某些重要的体验。在中国古代，一个人的生命途程中有着剧烈的动荡，人生着有强烈的对比，由此激发着强烈的情感体验。韩愈的两次被贬，“朝为青云士，暮成白首囚”，“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这对韩愈有重大的影响。柳宗元从京城被贬到永州，生活中也有了这种强烈的对比，这也对其创作有利。韩愈说：“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认为柳宗元被贬永州和柳州，是他文学创作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这是对的，但也有一个前提，即柳宗元原本是朝廷的高官，他是被贬到永州，而并非一直是永州的居民。苏轼的人生也有这样的跌宕起伏，而且，这同样是他创作获得成就的重要原因。苏洵的人生中则缺乏这种经历。若说对比，苏洵的人生中主要是自己的理想与现实的对比。他胸怀大志，却一生蹉跎，因此心中也有不平。苏洵为此常有牢骚，且不时发泄出来。如在《上文丞相书》说：“洵西蜀之人，方不见用于当世，幸又不复以科举为意，是以肆言于其间，而可以无嫌。”在《再上欧阳内翰书》中说：“洵一穷布衣，于今世最为无用”。在《三上欧阳内翰书》又说：“洵以无用之才，久为天下之弃民；行年五十，未尝见役于世。” 这种对现实的不满，自然也是创作的一种动力，由于事业无成而追求文章写作上的成功，通过“立言”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这方面，苏洵也是成功的，但他未能取得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那样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