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北人民的早期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始，也同时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发端。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天，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独立第7旅爱国官兵，在国民政府的不抵抗命令下，处境极为不利。 其第620团在团长王铁汉指挥下，“督属收容，以一部掩护，及至七时三十分，该团破出重围”，孤军坚守北大营达7小时之久。 注204 在长春的宽城子站护路军营，营长傅冠军拒不缴械，被日军枪杀。 该营官兵“异常激昂，坚不缴械”，一部与日军进行了零星的战斗。 在南岭军营，炮团官兵在火炮被上级锁起来的情况下，手持枪械自卫还击，后全军冲出重围。 注205
江桥抗战爆发时，黑龙江省各界人民自动组织“援马（占山）抗日团”，为前线输送军需物资，并采取各种形式支援前线。 日军攻袭辽西时，中国驻军于1931年12月下旬至1932年1月初，在锦州大窪车站和打虎山等地，进行了顽强狙击。 1932年2月初，东北军第22旅旅长赵毅率所部于哈尔滨附近的双城车站，狙击日伪军，在十里铺附近，一举击溃伪军于琛澂部，俘敌700余名。 此后，再于双城车站狙击日军，将士均奋勇出击，与敌进行白刃格斗，痛击日军第3旅团， 注206 在日军第2师团主力增援前，一度遏制了其对哈尔滨的攻势。部分东北军的自发抗战行动，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图7.1 马占山因江桥抗战成为民族英雄。图为出现在香烟上的马占山形象
东北地区各阶层人民群众，也运用各种形式，开展了英勇的抗日斗争。 中共满洲省委在抗日的最前线，积极开展工作。 省委领导下的青年团、军委、满总（联合工会）等组织，发动、武装群众，进行武装斗争。 沈阳工人自九一八始，就发动停工、罢工，抵抗日军。 日军侵占沈阳兵工厂后，工人们拒绝为之生产任何武器军火，先后有3万多工人自动离厂，其中相当一部分参加了辽西义勇军。 1931年9月23日，当长春日军企图北犯时，中东路的铁路工人机智地将近300辆机车及车厢转移他处，使日军无法出动。 哈尔滨电业工人，抚顺、鹤岗煤矿工人，呼海路、吉沈路等铁路工人，都先后举行了反日大罢工。 珠河、磐石、通河等地的农民群众进行了游行示威，抗议日军的侵略暴行。 东满一些地区的农民揭竿而起，以镰刀、锄头、木棍、刀矛等原始器械为武器，举行了较大规模的秋收暴动和春荒斗争。 其中相当一部分辗转参加了各支义勇军。 1931年11月，哈尔滨各界联合会发表宣言，坚定激昂地表示，东三省 “三千余万民众，二百余万健儿，各输其财，各捐其躯，誓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最后之决斗。 宁教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 ” 注207 流亡关内的东北人民，到处奔走呼号，为抗日救国、收复失地而斗争。1931年9月28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成立，其宗旨为：“抵抗日本入侵，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推动了东北人民的早期抗日斗争。
二、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和鼎盛
美国《密勒氏评论报》曾发表评论称： “满洲事实上没有不被袭击的地方，城市和铁路，竟找不出一处来。 ” 注208 1932年初，《伦敦每日导报》也撰文说： “满洲国当局日陷不宁，目下满洲境内，日本人没有一条绝对安全的道路。 ” 注209
这支使伪满洲国和日本人“日陷不宁”的武装力量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沦陷后，原驻守东三省的东北军，除少数叛变沦为伪军外，一部分辗转入关寻找主力，大部分同当地民众结合，组成了许多抗日爱国武装力量，这些由东北军游散官兵、绿林武装、普通平民组成的非正规部队，总称为东北义勇军。
图7.2 东北义勇军战士
1931年12月9日，东北民众救国义勇军军政委员会便在哈尔滨发表成立宣言，宣称： “矢率东北爱国健儿，为党为国为家，誓起奋勇杀敌，光复中国固有河山。 ” 注210
辽宁的抗日义勇军兴起最早、发展迅速。 九一八事变后，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从沈阳带出部分警察，沿铁路向锦州且战且退，并在锦州一带组织民团、警察、公安队等抗日。 1932年1月成立了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当时分22路，约六、七万人，分布于黑山、新民、辽中、昌图、沈阳、辽源、绥中、锦县、锦西、抚顺等地。 当日军进犯辽西后， “人民激于义愤请缨杀敌者日增，迄二十一年三月，已达五十四路约十余万人”。 注211 4月21日，唐聚五就任辽宁自卫军总司令，使辽宁的义勇军达56路约20万人，划分为5大军区。 注212 辽宁省义勇军自编组以来，采取游击战术，到处袭击日军，破坏交通。他们多次袭击日伪盘踞的沈阳市，袭击飞机场、兵工厂、南满车站等地，焚毁日机数架，也多次攻袭锦州、营口、抚顺、鞍山、海城、新民、辽阳、义县、绥中、大虎山、黑山等重要城镇和日伪据点，扰得日军不得安宁。他们出没在北宁、安奉、营沟等铁路线两侧，颠覆日军军车，切断敌人交通，使运输枢纽常常陷于瘫痪，并歼灭了相当数量的日军。
在吉林省，中东路护路军长绥司令丁超和依兰镇守护使李杜于1932年1月下旬组织了吉林自卫军，由李杜任总司令，丁超任吉林治安维持会长。 吉林自卫军在日军进攻哈尔滨时，给敌人以重创。 哈尔滨失陷后，丁、李两部分别退往双城和依兰、宾县一带。 3月20日，两部合攻哈尔滨未果，但3月28日攻克农安县城，并将伪军于瑞征部击溃。 4月1日，日军以3个旅团，协同伪军张海鹏、熙洽等部，对农安发起总攻，吉林自卫军坚守3天才退往扶余。 注213
图7.3 兴安岭一带被东北义勇军所放置的装置所撞翻的列车
在黑龙江省，马占山于1932年4月返回海伦，于12日通电再次抗日，表示： “一息尚存，誓与倭奴周旋到底，成败利钝，在所不计。 ” 注214 马军以黑河为大本营，以海伦为军事中心，其军力达10余万之众，并同北满的苏炳文旅、东满的李杜吉林自卫军呼应。苏炳文于10月1日在满洲里通电抗日，重悬青天白日旗，使日军大为恐慌。此外，还有朱霁青组织的东北国民救国军，冯占海、邓铁梅、王德林、刘万魁、张殿九、董显声、赵毅等各路义勇军。他们袭击敌伪据点，伏击日军列车，破坏铁路桥梁，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吉、黑各地的民团、民间秘密结社（如大刀会、红枪会）、绿林武装以及热心救国的工农群众、青年学生纷纷加入抗日的行列，使原来以东北军为主体的吉、黑义勇军增添了新的成分，渐而形成各阶层、各民族联合抗日的壮观局面。 到1932年，东北义勇军进入全盛时期。 根据考证统计，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鼎盛时的总人数为55万，即辽宁省（含热河和内蒙东部地区））27万、吉林省15万、黑龙江省13万。 注215
三、东北义勇军的困境
为了对付活跃的东北义勇军，日军向东北增调大批兵力，增加重炮、飞机、坦克等重武器的配置。其在东北的兵力已迅速从1个师团与6个独立守备队增加到7个师团，此外还有部分混成旅团，临时派遣队，骑、炮兵队，飞行队等，总兵力已经达10万人以上。1932年10月中下旬，日军为了扫清进关的障碍，出动一个师团、两个旅团的兵力，加上伪军的配合，开始全力围攻辽宁省义勇军。各路义勇军分头抵抗，辽南的第2军团在关门山击退过日伪军的围攻，击毙日军大尉长岗宽等50余人，伪军数百人，生擒辽阳日籍参事官成泽直亮。但由于武器、军事素质等相差悬殊，义勇军各部在作战中遭遇重大损失，其残部大多撤往热河。
图7.4 上海市民组织东北义勇军救护队，图为该救护队从上海北站出发
日军重创辽宁省义勇军后，回师北上，集合2万余人向黑龙江省义勇军马占山、苏炳文等部发起攻击。日军13000余人，伪军10000余人，向马占山部发起进攻；以日军第14师团主力向苏炳文部猛攻。马、苏等部并不示弱，曾发起围攻齐齐哈尔的战斗，一度攻占齐市外围的昂昂溪、安达、泰安、富拉尔基等重镇，但由于后援不济、弹药告竭而未能取得更大的战果。日军迅猛反扑，马、苏等义勇军各部难以对抗，所占据点相继失守。12月2日，因为碾子山和扎兰屯相继失守，官兵已无力再战，12月4日，苏炳文率部退入苏联境内。马占山在满洲里匆匆安排军务后率部分官兵，也同苏炳文一并从满洲里越界进入苏联境内。另有一部分义勇军在邓文、李海青率领下寻路南下进入热河境内，至此，黑省义勇军主力的抗敌活动已告失败。
辽宁和黑龙江两省义勇军受挫后，东三省只剩绥宁及乌苏里江、黑龙江下游一带未陷入日军之手。日军在击败马、苏等部义勇军后，继续向上述地区大举进犯，一直活跃在这一带的吉林自卫军、救国军步步抵御，终于不支，1933年1月初，李杜、王德林等人率余部撤入苏境。至此，东北义勇军主力均告失败。
由于东北义勇军是自发的抵抗运动的产物，各自渊源不同，故从一开始就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也无明确或者系统的行动纲领。义勇军的众多首领素质差异甚大，队伍成员构成复杂，而且缺乏训练，加上国民政府又不予以援助，只能孤独而分散地与组织严密、装备精良、运输便利、训练有素的日军作战，处境至为不利。到1933年初，由于日军运用大兵力连续攻击，各路义勇军兵败溃散，幸存者命运各异。极少数义勇军首领如丁超等投降了伪满；部分义勇军在苏炳文、马占山、李杜率领下退入苏联，后来大部分远赴新疆；部分义勇军退入热河，其中大部分参加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还有众多义勇军仍然留在东北各地抗日，只是活动的规模远小于鼎盛时代，其中相当一部分义勇军的领导骨干和士兵，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为抗日救国继续浴血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