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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病逝后,邓颖超数次嚎啕大哭,连续8天更换8次鲜花花圈

作者:尚宫女史

1925年8月7日,邓颖超独自从上海乘船到广州去工作和结婚,想到已经近五年未见、两年前鸿雁定情的周恩来,踏上广州这块土地的邓颖超是满怀期待的,她以为周恩来会带着鲜花在码头等她。

但实际上,码头上人头攒动,唯独没有周恩来的身影,邓颖超只好叫了一辆人力车独自去了周恩来提前告知她的地址,也因此与前来接她的陈赓错过,好在陈赓反应快,在码头未见邓颖超就赶紧回了周恩来的住处,与等在那里的邓颖超见了面。

随后陈赓将邓颖超领进了周恩来的住处,又带着邓颖超去寻找周恩来,但那一天的周恩来很忙,根本没有时间来迎接邓颖超,他们在省港罢工委员会见了面,但谁都没有说一句话。

周恩来病逝后,邓颖超数次嚎啕大哭,连续8天更换8次鲜花花圈

邓颖超静静地站在远处看着工作中的周恩来,而周恩来在陈赓的耳语下转过头来看向邓颖超,两人眼神在空中交汇,似有千语万语说与对方,但正在开会的周恩来没有时间去说,只是对着邓颖超笑了笑,随后继续和陈延年、邓中夏等人工作,不久几人一起离开。

周恩来去了广东区委会,邓颖超并没有跟过去,而是留在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她也要工作。

这就是邓颖超到广州的第一天,没来得及和周恩来说上一句话。晚上又因着宵禁的原因,周恩来留在了广东区委会,邓颖超也没能回周恩来的住处,而是在陈赓的安排下凑合在外面住了一晚。

第二天两人再次各自去工作,直到晚上,两人才终于有机会说话。晚上,周恩来先回到了家中,边和陈赓聊天边等着邓颖超,等陈颖超从广东区委会回到周恩来的住处后,周恩来带着邓颖超到一家很有名的老店太平馆去吃烤乳鸽。

这一顿饭对周恩来和邓颖超来说意义非凡,没有花轿、没有彩礼和嫁妆、没有酒席、没有仪式,甚至没有第三个人在场,两人用一顿饭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即结婚。

以最简单的形式完成最神圣的约定,从此在革命的道路上并肩前行,一起面对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简单至极也浪漫至极。

从太平馆走出来,天已经大黑,路上行人很少,两人手牵着手走向他们简单干净的小家,昏黄的路灯下,有影子靠在一起紧紧相随,有轻风拂过裙摆,喜悦轻轻荡开来。

从此他们在白色恐怖下,排除万难开展地下工作;

在苏区,为革命呕心沥血;

在万里长征中,双双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抗日战争中,于枪林弹雨中并肩前行;

在解放战争中,为人民的最终解放做最后的努力;

在新中国建立后,为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强盛而鞠躬尽瘁。

不知不觉中,他们的婚姻就持续了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周恩来和邓颖超从来都是相亲相爱、不离不弃的。

如果是身处两地,则鸿雁传信,纸短而情长;如果是相处一地,则再忙也要抽出时间来见见面,聊上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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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的相处,他们之间说了很多话,也有很多话始终没有说,有很多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周总理病重之际,曾深情地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话没给你讲。”

邓颖超听完后也说:“我也有很多的话没给你讲。”

半个世纪的相处,他们早已经从眼神中就能看出对方的所想,那些“没给你讲”的话注定是不会讲了,所以两人在看了彼此一会之后,邓颖超又开口:“只好都带走嘛。”

那些来不及说出来的话,那些不能说出口的话,那些不用说出口的话,最后都带走吧。

邓颖超当时其实已经做好了周总理离开的心理准备了,毕竟周总理已经患癌三年多,住院也已经一年多,身体越来越瘦弱,昏迷的时间越来越长。

所以那个寒风刺骨的冬天,当周总理醒着的时间越来越少的时候,邓颖超每天早上和下午都要去医院陪着周总理,但即便这样还是错过了见周总理最后一面的机会。

1976年1月8日的早上,邓颖超起床之后感觉不是很舒服,她已经连续好几天晚上很晚才从医院离开,连日的劳累和天气的寒冷让本就身体不好的邓颖超倍感疲劳。

她又想到7日晚上回来的时候,周总理的病情还算稳定,因此,她决定这个上午在家休息一下,等下午或者周总理找的时候再去医院。

八点半,邓颖超让秘书赵炜给医院打电话,询问周总理的病情,并转达邓颖超不过去的消息,当时值班的高振普反映周总理的情况还好,邓颖超也就放下了心。

然而这个电话挂掉不过是片刻的功夫,张佐良大夫就走进了周总理的病房,他先是观察了心电图示波仪,并没有什么异常,但当张大夫走到病床前去查看周总理的情况的时候,发现昏迷中的周总理脸色灰暗,嘴唇青紫,呼吸轻而快,脉搏细弱无力。

张佐良的心瞬间咯噔一下,他本能的觉得周总理的情况很不好,于是赶紧将周总理的情况告知了医疗小组中的心脏病专家和麻醉专家,在稍微商量后,应对突发情况的电铃响起。

铃声意味着什么,再也没有比周总理身边的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更清楚的了,在听到铃声的那一刻,主治医生吴阶平等所有为周总理服务的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全部跑向病房,抢救工作迫在眉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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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阶平等医护人员已经不是第一次对周总理进行抢救,医疗小组也已经商定了各种应急方案,每个人在进入抢救状态后,都有各自的分工,以保证抢救工作顺利进行。

所以铃声响起后,大家顺利展开自己的工作,一夜未睡的高振普原本是准备去休息一会的,但听到铃声之后,迅速跑回病房,他看到心脏监护器上周总理的心跳从140迅速到了70,他看到医护人员表情凝重,正在准备抢救工作,他看到还在昏迷中的周总理。

这一切的一切,让他感觉到了巨大的恐慌。

他赶紧去给赵炜打了个电话,当时的赵炜在西花厅工作已经有20年,电话接了无数个,早已处惊不变,然而周总理病重的那个冬天,她每次听到电话铃响起,心就会突突跳,就害怕是医院打来的电话,要知道医院来电基本就是周总理病情告急的时候。

这一次也不例外,当电话铃声响起,她心里咯噔一声,接起电话后,只听高振普着急的声音传来:“快,快,快来,情况不好,马上来。”

赵炜慌忙应了声,然后深呼一口气,收拾好心情,先通知好车辆准备外出,又去找邓颖超。

当时邓颖超正在卫生间里洗漱,看到邓颖超的脸色有些苍白,赵炜知道邓颖超还没有从疲惫中缓过来,但情况紧急,她只能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镇定地说:“小高来电话啦,让马上去医院,车已经准备好啦,咱们快点去吧。”

邓颖超一听有些意外,毕竟前一个电话还说周总理情况不错,怎么才一会就让赶紧去了,不过她也知道,如果不是情况紧急,医院不会打这个电话,所以她赶紧收拾了一下,和赵炜坐上车去往医院。

在车上,赵炜想着刚刚的电话,害怕周总理万一抢救不过来,对邓颖超的打击必然是巨大的,她必须要提前让邓颖超有个心理准备,于是小声对邓颖超说:“刚才打电话来,说情况不好。”

邓颖超很了解赵炜,一听这话就明白了,她定定的望着赵炜,一瞬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沉默着等待着下车,很快车到了,邓颖超急急下车,一路小跑着奔向病房。

她到底是存了希望的,希望一进病房就能看到周总理的笑脸,听到他叫她“小超”,即便还在昏迷中也是好的,只要呼吸还正常,还能醒过来,她就是高兴的。

然而等她跑到病房门口,却听到了刺耳的哭声,看到了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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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里有很多人,有人躲在角落里哭泣,有人在沉默地搬动仪器,有人还在徒劳地抢救着,那情那景狠狠地刺痛了邓颖超,她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病床前,看到了病床上那个再熟悉不过的人,那是她的恩来,就静静的躺在那里,再也没了任何的声息。

是的,1月8日上午9点57分,当邓颖超还在路上的时候,主治医生吴阶平宣布抢救工作停止,周总理永远的离开了他所热爱的国家和人民。

邓颖超到底还是来晚了,她没能陪着周总理到最后一刻,失去周总理的痛苦和没能见到周总理最后一面的遗憾让她只能用哭泣来发泄压制不住的情绪,她扑倒在周总理的身上嚎啕大哭,那哭声带来周围更多的哭泣,病房里没有人再压抑哭声。

有些事情无法接受,但必须接受,邓颖超也知道,躺在床上的不仅仅是她的丈夫,还是国务院总理,治丧工作还要紧急安排起来。

邓颖超哭了一会后,擦了擦眼泪,哆嗦着双手去抚摸周总理的面颊,轻轻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悲痛万分的说:“恩来,恩来,你走了。”

随后,一张崭新的白色被单盖在了周总理的身上,大家收拾好病房之后都站在了边上,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向周总理遗体告别腾出空间。

医护人员考虑到邓颖超的心脏不好,怕她悲伤过度出什么事,就让赵炜将她带到旁边的房间去休息一会,等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到齐后,邓颖超再次被搀扶着出来,她忍着巨大的悲痛向大家转述了周总理生前关于后事的三点请求:

一、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二、不搞特殊,后事处理不能超过任何人;

三、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

转述完周总理的遗愿后,邓颖超表示她个人对此没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只希望能满足周总理的请求。

周总理希望在后事处理上要简单再简单,但很显然,没有谁会同意这三个请求,李先念首先站出来拒绝,邓小平随后也表示追悼会是一定要开的,这也是当时大家的意见,后经过毛主席的最终决定,告别、追悼会都要举行,至于骨灰则还需要再研究。

11点左右,按照之前的方案,周总理的遗体被送往北京医院太平间,邓颖超并没有跟车去北京医院,而是回到了西花厅,她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安排。

回到西花厅稍做休息之后,邓颖超就让赵炜给外地的亲属们发电文:听到广播总理逝世的消息后不许来京。在邓颖超看来,周总理已经病逝了,亲属们进京并没有什么意义,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不如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这也上周总理一直以来对亲属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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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邓颖超又安排工作人员给周总理准备寿衣和骨灰盒,这个同样是以节约为前提,不用做新衣服,只需要选几件周总理平时喜欢的又相对来说好一点的衣服。

其实也没有多少衣服可供选择,周总理本就没有太多的衣服,而且大部分衣服都是补丁叠补丁,想找个没有补丁的衣服都不好办。

最后,大家选了一件周总理冬天穿的中山装和一身旧布衣裤。中山装被穿了很多年,有些旧,但好在没有补丁,而里面穿的衬衣已经被穿得发黄,领子和袖口都被换过。

这样的配置在工作人员看来已经周总理旧衣服中最好的了,但当负责给周总理穿衣的韩宗琦看到衣服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发了脾气,责备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居然给周总理准备这样的衣服。

不过,等他知道这是邓颖超的吩咐,是邓颖超为尊重周总理生前节俭的习惯做出的选择的时候,他也就只能接受。他知道最了解周总理的就是邓颖超,而邓颖超所作出的所有这些选择都是依据的周总理生前的习惯,这是一个妻子对已逝丈夫的最大尊重和最深的爱。

其实不仅准备的寿衣是旧的,就是准备的骨灰盒也是次品,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和治丧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去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周总理选择骨灰盒,而骨灰盒有两种规格,一种装饰物比较多,看起来比较好,价格也比较高;另一种也很普通,价格自然也便宜。

工作人员根据邓颖超的嘱咐选了便宜的一种,但没想到便宜的只剩下了两个,而且两个都是次品:一个掉了一块漆,一个盒盖不好用。

大家一商量就选择了盒盖不好用的那一个骨灰盒,买回去后,工作人员给邓颖超作了汇报,邓颖超并不在意,就像她说的那样:“骨灰盒只是一种形式,没必要那么讲究。”

当准备工作做好之后,邓颖超在赵炜的搀扶下去了北京医院,北京医院空出了一间不足百平的房子作为灵堂。

周总理的遗体经过了解剖、理发、化妆整容和穿衣之后被放在了这间灵堂的中间,覆盖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周围放着塑料盆花,紧贴四壁放着几层的鲜花,只余下一个很小的空间,供吊唁者成单行走一圈。

当邓颖超进到灵堂,看到躺在那里安睡的周总理的时候,她忍不住又想哭,但也知道必须要控制情绪,她忍住心中巨大的悲痛静静地站了一会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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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哀乐在中华大地上想起,人们才知道他们所敬爱的周总理已经病逝,一时间,悲痛笼罩大地,泪水汇成河流。

而周总理的遗体告别时间为1月10日和11日两天,邓颖超是在1月10日去北京医院和周总理遗体做告别的。

她为周总理献上的花圈放在被醒目的位置,花圈的丝绸挽带上写着:“悼念恩来同志,小超同志。“而编织成花圈的鲜花是从广州空运过来的,这是邓颖超给周总理最后的浪漫。

自周总理病逝当天起,邓颖超每天都会换一个鲜花编织的花圈,摆放在周总理的遗体和骨灰盒前。邓颖超知道周总理喜欢鲜花,就如同周总理也知道邓颖超喜欢鲜花一样。

邓颖超一直没有忘记,当1925年的8月7日,她辗转从上海坐轮船到广州之后,被陈赓带到了周恩来住处,房子很小,里面的陈设也很简单:一张双人床、一张书桌、一个玻璃门衣橱、一个衣架、一个藤制书架、几把藤椅、一个洗脸架,这是周恩来为邓颖超准备的婚房。

虽简单但温馨,让邓颖超瞬间就有了家的感觉,更让邓颖超想不到的是,窗台上摆放着两盆盛开的鲜花,那是周恩来一早特意让陈赓去买的。

陈赓对邓颖超转达了周恩来的话:”小超最喜爱鲜花。“

她喜欢鲜花,他也喜欢鲜花,这是他们共同的喜好,后来他们住进了开满海棠花的西花厅,每当海棠花盛开,周总理和邓颖超总是喜欢肩并肩走在院子里赏花散步,那是他们少有的悠闲时光。

再后来,周总理率代表团到日内瓦参加日内瓦会议,时间正好能错过海棠花的花期,为此,邓颖超别出心裁,去郊区的山坡和泉水的旁边,采了一些野花,再剪了院子里的一枝海棠花,压在书信中通过鸿雁到了周总理的手上。

收到邓颖超的信之后,周总理很是欣喜,但他太忙,每天忙起来睡觉的时间都被一再挤压,但他还是托同志在所在的院子里收集了一些花朵,然后在一个深夜四点的时候,给邓颖超写了一封回信,将那些花寄给了邓颖超。

他们就这样漂洋过海分享鲜花,分享心中的喜悦和对彼此的爱。

所以当周总理病逝之后,邓颖超每天都会更换一个新鲜的花圈献给周总理,让周总理能够每天都被她收集的新鲜的鲜花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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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正是隆冬腊月,天寒地冻,鲜花并不好寻找,花店里的鲜花很少,种类更少,为此邓颖超就让赵炜通过花店从广州空运一批鲜花到北京,用于每天更换花圈用。

赵炜在联系鲜花的时候,广州交际处知道这些鲜花是邓颖超为周总理准备的时候,就决定不收取费用,权当是广州人民对周总理的一片心意了。

赵炜不好做决定,遂请示了邓颖超。邓颖超自然不愿意,在她看来,这是她个人的行为,是她为自己的丈夫准备的,这笔钱是必须要付的,为此,她还给赵炜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都必须要付钱。

自1月8日周总理病逝到1月15日周总理的追悼会结束,一共是8天的时间,邓颖超就为周总理更换了8次鲜花花圈,一共花去了480元。

等到追悼会结束的时候,邓颖超还找来赵炜亲自看了买花的发票,确定是由她自己付的钱才放心。这480元应该是邓颖超一生中少有的奢侈时刻,那是她对周总理爱意最深的表达,是她对周总理最后的浪漫。

1925年,周恩来在广州为欢迎她的到来,准备了两盆鲜花;1976年,邓颖超为与周总理做最后的告别,从广州空运鲜花,连续8天更换8次鲜花花圈,这是属于他们的爱情,热烈而深沉。

在北京医院向周总理的遗体做告别的时候,邓颖超并没有放声大哭,她只是静静地望着躺在青翠松柏中的周总理,沉默着,仿佛站成了雕塑,只有搀扶着她的赵炜知道,她的身体一直在颤抖,那是拼命忍住悲痛的一种反应,心在哭泣,面上却要坚强。

遗体告别在11日下午的四点多结束,结束之后,周总理的遗体就要被送到八宝山去火化,当灵车从北京医院缓缓开出之后,才发现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的马路两旁都挤满了人群,纵然寒风凛凛,但大家还有自发的为周总理送行。

邓颖超的车跟在灵车后面,当她知道外面站满了人群之中,不愿意大家受冻,曾要求车辆快速行驶,但车辆根本开不快,半个小时的路程硬是超过了一个半小时。

六点多一点,灵车到了八宝山,当邓颖超被搀扶着到了第二告别室的时候,她终于控制不住又嚎啕大哭,怎能不哭呢?周总理的遗体很快就要被火化,到时候就真的再也见不到周总理了。

邓颖超扑在玻璃灵棺上,哭着喊到:“恩来,恩来,我们永别了,让我最后看你一眼吧,恩来呀。”她的哭声带动了更多人的哭声,那声声嘶喊是对周总理的舍不得,那一行行热泪是对周总理深深地怀念。

哭声一直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大家才渐渐平复了心情,但当四个青年工人将周总理的遗体抬起来放到传送带上的时候,一想到再也见不到周总理了,邓颖超再次嚎啕大哭,扑向周总理的遗体,赵炜怕邓颖超受不住,忍住悲伤拉着邓颖超说:“大姐,咱们走吧,咱们回家吧。”

邓颖超也知道不能继续待下去了,就在赵炜的搀扶下上车离开了八宝山,等他们回到西花厅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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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再也没有了周总理的西花厅,邓颖超流着泪对赵炜说:“赵炜,我心里这些天来压得难受,你就让我大哭一场吧。”

其实谁不想哭呢?每个人都想大哭,但考虑到邓颖超的身体情况,大家很多时候都不敢在她面前表露悲伤,而在这个晚上,因着邓颖超的这句话,西花厅的所有同志都痛痛快快的哭了一场。

哭到最后,邓颖超擦了擦眼泪,平复了一下心情,对大家说:“人死了,哭是哭不活的。大家都不要再哭了,要化悲痛为力量。”

听了她的话,大家都不再哭泣,开始商量接下来的工作。

深夜十一点,周总理的骨灰被装进了骨灰盒中,准备被送往劳动人民文化宫,邓颖超从西花厅赶来,亲自捧着周总理的骨灰盒到了劳动人民文化宫,又亲手将骨灰盒刚进了吊唁灵堂里,接下来就是为期三天的吊唁活动。

第二天上午,党中央批准了周总理骨灰撒掉的决定,邓颖超找赵炜、高振普和张树迎开了一个会,让三人去寻找撒骨灰的合适地点,为追悼会之后撒掉骨灰做准备,数九寒天里,这样的地点并不好找,至少北京不好这合适的地方,后来还是中央寻找到了合适的地点。

在三天的吊唁活动时间里,邓颖超让赵炜谢绝了所有想去看望她的客人,她只想静静地呆在西花厅里,直到1月14日下午吊唁活动结束,她在赵炜的搀扶下去了劳动人民文化宫。

她带着大家向周总理三鞠躬,随后双手接过骨灰盒,面对众人,哭着说:“我现在手里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

话音一落,全场失声痛哭,邓颖超红着眼睛走到了侯春怀局长身边,感谢他这三天的付出,然后捧着周总理的骨灰盒离开了劳动人民文化宫,走在她前面的是张树迎和高振普,两人抬着邓颖超的花圈。

他们向着人民大会堂走去,这一晚,周总理的骨灰要在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放一晚上,等待第二天的追悼会。

1月15日下午三点,周总理的追悼会正式开始,追悼会会场里,邓小平用一种沉痛的语调读着悼词,悲痛笼罩全场;天门广场上,人们从各个方向走来,汇成一片海洋,为周总理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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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会结束后,大家又簇拥着到了东西长安街两侧,想要送周总理最后一程,他们以为周总理的骨灰会被送到八宝山,但谁也没有想到,周总理的骨灰压根不会留下来。

追悼会一结束,邓颖超就召集亲属和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在台湾厅开了一个小会,传达撒掉周总理骨灰的消息,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件事,但这又是周总理生前早就和邓颖超约定好了的事情,中央也已经批准,谁也不能改变,大家只能被动的接受这件事。

邓颖超亲自将周总理的骨灰分装成三袋,交给了张树迎和高振普,撒骨灰的任务就由这两人来完成。

原本邓颖超几人是等群众都离开之后再从人民大会堂离开的,但等在外面的群众也在等待着周总理的黑色红旗轿车。

所以之后邓颖超几人就乘坐着这辆汽车从人民大会堂通往外面的地下隧道离开,去了东郊机场。

等他们到达机场的时候,空军司令员张廷发、代表中央负责撒骨灰的罗青长以及警卫们已经等在了那里。

邓颖超将骨灰交给他们,郑重地说:“这次任务全靠你们了,我代表恩来感谢你们。”

很快,飞机起飞,邓颖超乘车返回西花厅,而天安门广场的警戒也在这一刻接触,此时等在那里的群众才知道周总理的骨灰已经被送走了,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周总理的骨灰并不是被送到了八宝山,而是消失在了江河大地。

原本邓颖超是要等着张树迎和高振普回来的,她迫不及待想要等着知道结果,但考虑到撒骨灰的飞机预计在晚上十二点左右才能回到北京,而邓颖超的身体又不好,大家就让邓颖超先去睡,等第二天再询问情况也不晚。

邓颖超没推辞,就先去睡下了,等二天一早,邓颖超起床就去问赵炜,赵炜是在晚上等到了消息才去休息的,她向邓颖超大致说了撒骨灰的情况,邓颖超还是不放心,不到九点,她就到客厅的门口去等着张树迎和高振普。

等两人进门的时候,邓颖超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哭着站起来,张开双臂,一把抱住了两人。三个人抱在一起什么也不说,在那一刻只有泪水能表达他们心中所想,三人嚎啕大哭,等哭够了,两人将撒骨灰的情况详细说给邓颖超听。

压在邓颖超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这一刻,她终于可以对着周总理的遗像说:“完成了恩来的嘱托,恩来的愿望实现了。”

这可能就是经过了时间考验的爱情吧,你在时,我们相爱,并肩作战,不离不弃;你不在了,我拼尽全力去完成你的嘱托,实现你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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