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圣炯
有这么一本书，在80多年前让中外进步人士中竞相传阅。这本书像焰火一样，为无数憎恶黑暗的人们指引光明方向。很多进步青年深受此书鼓舞，瞒着家庭、亲戚、朋友和同事，秘密地离开大城市，直接奔赴延安，践行革命理想；还有些近乎绝望的人重燃救国的希望，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白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还有香港的“发达的企业家”直接向作者询问“怎样去进延安的大学”；甚至还有白求恩、柯棣华等这些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受这部著作感动、鼓舞，毅然奔赴延安支援抗日。
有这么一本书，它讲述的故事在今天看来依然鲜活。这本书从字面上讲起来，是一位美国记者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延安，以亲身经历和见闻所写就，可是从最实际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包括中译本的诞生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它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的红军将士，才是这个民族的主人，是红色革命的强大的主体力量。延安的一切令人神往，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精神和力量，折射的是人类历史的精华。
有这么一本书，让两位上虞人慧眼识珠。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位美国记者想探究的问题如：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质?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为什么愿意冒生命危险参加红军？他们的领导人是谁？这也是当时根据地之外的中国广大地区民众以及国际社会急于了解和探究的。于是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们冲破国民党统治区重重新闻封锁，克服资金和人手的极端困难，把漂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组织起来，仅仅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这部书尤其是中译本发行以后，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在当时具震撼世界的成就。这本书在国内外的传播，成功地打开了红色根据地对外宣传的突破口并最终一举扭转了党在舆论战场上的被动局面。
这本书就是由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撰写、以上虞籍胡愈之、胡仲持兄弟等为代表十二位进步人士于1938年联手翻译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正如胡愈之先生所言：《红星照耀中国》始终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直到作者去世以后，它仍然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的通俗读物。它在全世界有亿万的读者，这是并不奇怪的。它是忠实描绘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本著作。
1936年6月，美国记者斯诺在宋庆龄的大力帮助下，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秘密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成为第一位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斯诺的陕北之行，是一次探险、探秘之旅，寻找史诗之旅。斯诺采访了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领袖或将领，向战士详细了解长征的情况，对根据地的了解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回北平后，以他生动幽默的言辞奋笔疾书，描绘了一个乐观、自由、平等、朝气蓬勃的红色乌托邦。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
作为上海国际宣传委员会的负责人，胡愈之认识了很多外国记者，斯诺就是这些外国记者中的一个。1937年11月，斯诺会见了出版家胡愈之等中国朋友，并将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赠送给胡愈之。回到家中，胡愈之细细阅读了该书，发现这真是一本难能可贵的著作，凭借其出色的英语阅读力和敏锐的洞察力，立即萌生了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的想法。为了验证此书的真实性，胡愈之专门请示中共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刘少文刚从延安至沪，知道书中许多重要内容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的审定，准确可靠，出版重任就此落到了胡愈之肩上。胡愈之找到斯诺，希望他能将该书交由他们翻译出版。斯诺表示支持，他不仅将自己珍贵的样书赠送出来做翻译底本，还将版权无条件让出。
当时国民党对出版红色书籍查得很严，轻则停业整顿、罚以巨款，重则抓人坐牢、出版社关门，所以没有一家出版社敢公开出版此类书籍。胡愈之胞弟胡仲持想出办法，成立一个文化社团，以“抗日读物”名义出版。不久，一个名为“复社”的文化团体在上海成立，社址就设在法租界胡愈之、胡仲持家中。经胡愈之兄弟和中共党员梅益、林淡秋聘请，《上海周报》、《译报》等刊物的十二位进步学者组成《红星照耀中国》的翻译小组。没有更多底本，胡愈之只得将十二章三十多万字的书拆开，每人各分得一章。二十多天后，译稿陆续交齐。胡愈之通读后发现“各自为战”式的翻译，许多名字、术语不知如何翻译，内容无法前后照应甚至自相矛盾，译稿谬误百出。胡愈之一方面找斯诺进行询问，另一方面通过从陕北根据地回上海不久的刘少文了解。胡愈之放下其他事情，把自己关在亲属家阁楼里，用了十三个日夜修改、校正。他后来回忆说：“为把译稿校对得通顺无误，我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十三天瘦了五斤多。”
书稿校完，要确定书名。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斯诺这部书的书名实在“扎眼”——“红星照耀中国”。为了能够较为顺利地发行，胡愈之与刘少文商议，决定用一个普通含蓄的书名，可又能够反映出书中内容的题目。于是，《西行漫记》便出现了。
胡愈之虽然决定翻译出版这部书，可是并没有什么资金支持。在印书没有经费的情况下，“复社”成员每人捐几十元，再向读者发放预约券。胡愈之又多方联系有爱国热情的上海富商，筹款1000元。第一笔经费总算有了着落。资金齐备，胡愈之急切联系印刷。但因淞沪战争，印刷厂多已迁往内地。如在沪外印刷，书在运输途中极易被查，凶多吉少。后经多方打听，终找到一家未搬走的印刷厂，但已停业，工人也全被辞退。在“上海工人救国会”的帮助下，找到十多位印刷工人，大家夜以继日苦干二十多天，二千册《西行漫记》终于印就并运到“复社”。
距离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这部书不过4个月，由我国著名作家、翻译家胡愈之、胡仲持等共产党人、进步人士领衔翻译，以“复社”名义印制的第一版中文译本就在国内发行了。《西行漫记》第一版很快售完，而且不到一年就印了4版，轰动了华人世界。在香港和海外华人集中的地方，出了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发行量高达8万多册。成千上万的中华热血青年，竞相阅读《西行漫记》。海外侨胞后来积极为抗战捐助，与这部作品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胡愈之兄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组织编译出版的《西行漫记》，有效地向全世界传播了延安的声音，让更多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的真正形象，也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为宣扬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后的几十年间更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成了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通俗读物。2017年中学语文课改，教育部将《红星照耀中国》列入义务教育八年级中学生阅读书目。直至今日，重读《红星照耀中国》依然不会过时。事实上，在每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期，“红星”仍在照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根据党史和相关文史资料整理而作）
作者简介 | 胡圣炯，浙江上虞丰惠镇人。长期从事教育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