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状元李振钧
撰文 | 曹杰友
编辑 | 树临风
振钧，字秉亭，号仲衡，又号海初，另一号守石道者，小名唤燕生，太学生，安徽省太湖县树林冲人。在1977年出版的《清代科举》也曾载：“道光九年己丑科状元安徽太湖李振钧氏，系由捐纳监生，中举中进士，而大魁天下。”据《李氏廷芳公支谱》记载，李振钧于道光戊子八年（1828年）本省乡试中式第四十三名举人，第二年即道光己丑九年（1829年）会试中式第二百零四名进士，同年殿试第一甲第一名（即状元）。生于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年）十月十四日，卒于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终年46岁。
李振钧道光九年初授翰林院编修，道光十二年四月钦授翰林院散馆之修撰，历任文渊阁校理，国史馆纂修，功臣馆纂修，本衙门撰文。直至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年）才担任一次顺天乡试同考官，也是唯一一次。后诰授奉政大夫，以其孙李德星贵，赠刑部主事，覃恩加三级，诰封朝议大夫。李振钧著有《味灯听叶庐诗草》两卷，存诗415首，另有《粤行日记》、《梓行古文》，今已散佚，无从查证。
李振钧生于簪缨世胄，官宦之家。父亲为官至江苏布政使的李长森，李振祜为其同父异母的长兄，李振钧为李长森继室江宁顾氏所生，李振祜比李振钧年长17岁。而李振钧自幼随父，与长兄李振祜相处的机会并不多。父亲李长森仕途总体平稳，治绩优著；李振祜一生治绩耿介，和李振钧不结交于权门甚至蔑视阀阅的“鲠直”大不相同，历职清慎刚直，深得朝廷器重，功盖朝臣，震烁清廷，后载入国史馆。李振钧虽拥有状元巨誉，极尽荣耀，和其兄李振祜相比，政治仕途尤显暗淡。这一特殊个例，在历代状元之中非常少见。据1984年太湖文史资料第2辑所载，有人说其受父亲影响较深，“其诗才深邃，性情鲠正，逼似其父”，这一说法似乎不太准确。李长森仕途除在贵州按察使被诬受挫之外，履职还算顺当，不因一时的挫折而沉沦，韬光养晦，兢兢业业，终于重回正轨，清望到终。父子三人之“直”，各有所异，李长森直中能屈，李振祜直中能刚，而李振钧直得有些执拗，且极不屈从于迎合世俗而改变初衷。“傲骨常称天地间，闲心哪计沧桑后。以瓢当铗亦可弹，以瓢当缶亦可扣。兴亡阅世青门瓜，富贵误人上蔡狗……许由五石颜一簟，吾自得吾甘墨守。”“最爱多情清静水，不因河曲强回头。”[①]毫不隐晦自己的人生取向，以至于不得不为崇班贵檩所抑制，郁悒而终。
李振钧所处的时代，正是大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初始阶段。大清帝国在空前的繁荣盛世下，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奢侈、骄怠、贪污、腐败等罪恶的毒瘤藉盛世而疯长，正日益侵蚀破坏着国家和社会的肌体。当朝野上下对乾隆的文治武功洋洋自得、沉湎于盛世而自我感觉良好之时，自闭安逸，昧于时世，看不到世界大局的变化，失去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清王朝很快从康乾盛世跌到嘉道中落。尤其国内国外的形势渐逼，整个社会开始进入激烈的震荡之期。
但凡古往的士子，孰没有人生抱负。从李振钧的诗文和殿试对策可以看出，不能说他没有匡时之志和经世之愿。如在他的廷试对策中云：“正俗斯能成化，济运莫如导河，致治在乎得人，怀远期乎振德。”“一代之治必有一代贤能分任之，其德器必过人，而责效在专其任，斯诚选俊书升之大要也”等等，对敦化、治河、简贤、振武诸大政，莫不知其体要。且引经据典，归纳肯綮，真知灼见，中正冲挹。“仁皇遴得宰相才，孤臣感激泪如泻。文章报国自一事，勋业若成韩范亚。”（《汪奂之寄示和苏文忠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匣中剑气凝寒水，不与人间报不平。”岂不是既是姐夫又是内兄的汪奂之以及他自己的共同心声。
状元李振钧故居
李振钧自少时开始，或随父宦游，或蛰伏故土，或纵溺山水，或诗朋酬唱。总体来说，他还只是一位养尊处优的宦官子弟，本性还是很固守传统，“夷高抗行，巢皓峻节，时代虽殊，性情则一”，骨子里还是很敦纯。“喜纵谈不谐”且不说，身材魁梧如“武状元”，从堂兄李振翥曾赠诗规劝云：“貌肥谁信诗能瘦？语直偏冷性最真。好把精明深敛抑，从来爽秋不如春。”但他不以为意，言论依旧自我高蹈且偏激，对嘉道时代的中期滑落，还不太敏锐。不屑于交游当时宣南诗社地位较低的林则徐、同科的龚自珍、魏源等这一批优秀文士，他们拳拳之忠，深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忧国忧民，敢于针砭时局。家国情怀和他们相比，算不上真正的觉醒者。上不愿屈身结交于权贵，下不和宣南进步文人为伍，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自然难以立足于朝。
腐败入髓的吏治、社会世事的变迁和世界格局的变幻，还一时未能深刻地触及自己的视线和优裕的生活。如鸦片战争前夜的风云激荡，河漕和吏治的重大更替，主流文学的风向转移，新派改革家的锋芒初露等等，在他的诗词里也很少触及。局囿于科举的篱藩、醉心于文学才华的自我展示和困顿于个人不幸的生活，这或多或少对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形成李振钧叛逆复杂的个性。
他的忘年交齐彦槐，安徽婺源人，字梦树，号梅麓。是一位底层的官员，嘉庆十四年进士，选金匮知县，上海运漕粮议，以知府候补。旋丁母忧，乃不再出仕。曾制浑天仪、中星仪，及龙尾、恒升二车，有益于农田水利。工书法与诗，精于绘画。不愿做官，好近农桑，实际上他应该算是一位先仕后退的遁世隐者，与李振钧多有诗歌往来，其《味灯听叶庐诗草》也由齐彦槐题词。交游对象还有曹振镛、章琯芗、王子卿等，除官至军机大臣兼上书房总师傅的“三朝不倒翁”曹振镛外，交游的大多是一些地方下僚。还有如桐城吴荦、芜湖王泽、彭泽高炳训、霍山程式润、无锡顾皋、青阳彭荺溪，吴伯敡、曾元炳、徐琮、倪良耀、黄玉等一批地方画家，或僧或道，大抵如此。对嘉道的主流文人很排斥，甚至不屑为伍。总体来说，交游还是很狭隘，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李振钧的眼界和襟怀。但齐彦槐对李振钧评价还是有很正面和正能量的寄望，曾赠诗云：“好句居然似放翁，豪情亦与放翁同；国家科第宜风汉，破浪堪寻万里风。”前两句是对李振钧的褒奖，后两句是对李振钧的寄语。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一生笔耕不辍，诗词文俱有很高成就，其诗歌语言平易晓畅、章法整饬谨严，兼具李白的雄奇奔放与杜甫的沉郁悲凉，有着浓重的故国情结，对后世影响深远。而陆游出生于两宋之交，成长在偏安的南宋，民族的矛盾、国家的不幸、家庭的流离，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李振钧所处的变革时代和陆游所处的宋末时代还不是太相同，但他们的诗才相似，性情狂放相似，相互对比也并不为过。但李振钧个性偏于情感上的用强，且李振钧自视甚高的诗心，在感知和互动上，可惜还是甚为迟钝。一味通经法古，追求汉学，孜孜矻矻于只读圣贤书的举业，且他的诗歌大多是士大夫式的寄情山水和人事，正如他在《诗草》自序里所说：“于花辰月夕，临水登山，意之所欣，辄不能已。”未能转型到当时甚为推崇的“经世致用”的思潮上，更未能到达陆游那种捶叹民族存亡的进步思潮上。
生不逢时，伯乐缘悭，知遇未达，只得常常纵酒寡欢，每饮必醉，醉后诗狂，“踪犹萍梗性同鸥，入世难忘旧酒楼。醉里不知身是客，夜深惟觉气如秋”，“小谪人间廿六年，狂吞酒海羾诗天”，“平生不愿受人怜，醒亦狂痴醉复癫”，这种“上诵周孔书，沉湎至酣藉”（陆龟蒙《村夜二篇之二》）的诗句，俯拾皆是。可见他内心之中，长久以来盘积着无法排遣的沉郁和无奈。
齐彦槐对李振钧的寄语，在李振钧大魁天下之时，终得以实现。但李振钧一举成名、一片曙光之后，再无嗣响，从抛物线的顶点，迅速下落。状元公内心所期许的纵横捭阖、乘风破浪的高光时刻，始终没有出现。
状元故里树林冲
从历史的回溯来看，在那个诡谲激荡、国道式微的时代风云里，迫使李振钧一边追求仕途，一边抨击时弊，避害趋利，云鹤而上，这或许对他的人生要求有点过高，只能说这是个人视界的局限和科举制度的悲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对清朝死气沉沉社会局面的不满，大声疾呼社会变革，像龚自珍这种震耳发聩之声，在李振钧诗歌之中尚显不足。仍然寄托于朝廷的垂青，对于大厦将倾、国运江河日下的时局尚未看得清悟得明，更多是对自我价值的无法实现而衍生出的“自闷”和“自伤”。
毕竟是生于官宦家族的一员，李振钧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文化熏陶和濡染，整个李氏家族依然看重的是科第鼎甲这条路线图，家族的使命和归宿皆是固守于仕途进阶。但他的科举之路，在初期很坎壈。十八九岁初试，纵使饱腹经纶，还是铩羽而归。从其诗《小步》中可以看出他愤懑的心态。“黄叶不可扫，白云不可攀。”“穷阨易降辱，显达忘辛艰。”后历经九次应试，这种折磨也是非常人所煎熬，直到道光八年（1829年）才中式举人，第二年殿试，方状元及第。
此时，他的父亲李长森已经去世五年多了，授业恩师刘香云也已过世多年。他仕途的成功想必也是他父亲一生的嘱托，无法在父亲李长森和前岳父汪志伊在世时看到这份光前裕后的荣耀，估计也是李振钧自己内心深处一直无法扫去的痛点。而且，此时他已年满36岁，和其父其兄都是在30岁之前，便早早中式进士相比，可谓霄壤有别。更何况他的堂兄李振庸、从堂叔李长蓁、从堂兄李振翥，还有比他还小的堂侄世彬，也早已相继成为进士，唯有族侄李国杞和李振钧同榜。家族的荣光此时才得以沾濡和延续，李振钧和他们相比，已是迟迟晚矣。
也许是科举进取的一再失意，美好但很短促的第一次婚姻陡然解体所遭受的打击，还有那种资质奇高的诗文才华不被世人所仰知所推崇，等等原因吧。从他诗文的艺术实践里，可以读出其孤芳自赏、疏放旷达、桀骜不驯、不谐于世的秉性。正因如此个性影响，其一生的仕宦轨迹很不显贵而是较为坎坷。平生大概分三个阶段，分别是从出生到第一任婚姻开始为第一个阶段，第一任夫人汪正珠殁世到道光九年考中状元为第二阶段，初授翰林院编修到其殁世为第三阶段。
他的一生，在其入官之前的重要文集《味灯听叶庐诗草》和道光、同治版《太湖县志》《清实录》《李氏廷芳公支谱》以及一些历史文献里兼有记载。除零星散见在各地的刻石和匾额之外，其他诗文，正如他的受业弟子曾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傅的宝鋆（1807—1891）在《味灯听叶炉诗草》序中所述：“通籍后所做，多散佚不全”。宝鋆系李振钧于道光丁酉（1837年）任顺天乡试同考官时所取仕的，对李振钧的遭遇一面很同情一面很支持。李振钧《诗草》的刊印，莫不得益于他，终为当代研究者对李振钧诗歌才华的研究保存了重要史料。
近年来，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安徽大学、井冈山大学、中华诗词研究院等一批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将李振钧的研究纳入视阈，结合乾嘉道的时代背景，从“大历史”“大文化”“清诗史”的角度，对李振钧的科考策论、诗歌特色、书法艺术以及太湖李氏家族的溯源等进行深度研究。李振钧从巍科高第到后来却默默无闻，将这一极具偶然性和颠覆性的特殊个体，与当时的政治体制、社会活动、文学风气等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量和评述。这些论文使得李振钧现象“重见天日”，以小见大，成果丰硕，颇具学术创见和镜鉴意义。但从所搜集的资料里来看，许是遗存的文献大多为其36岁之前的作品，尤其状元及第直至其殁世这后十年的作品散佚无觅，这对李振钧完整人生的研究，有很大的掣肘，论述尚不详备，亟待后来者继续发掘和稽考。
一、从翩翩少年到志得意满
李振钧出生于京师，故名“燕生”。在母亲的培养下，自幼聪颖，五岁开始入蒙学，便能辨解四声。七岁时，随父一直南下，第一站来到山东莱州，于古藤书屋授业于恩师刘香芸门下，长达三年。日课五绝诗一首，曾作题画山水诗一首：“水绕村前绿，山横远树青。诗人工着笔，添个小茅亭。”有远景，有近观，有想象，层次感很强，少年才气，崭露无遗。嘉庆七年（1802年）刚九岁时，他二妹出生于父亲山东登莱青兵备道的任上，正好周岁，父亲嘱写《女弟洁晬盘》。全诗用典博雅，小小少年，学识积深之厚，同年稀见。
由于父亲李长森基本上两至三年挪官一地，其也随至一地。从嘉庆十六年（1811年）至道光九年，随父亲宦游江西、福建、山东、河北、贵州、四川、云南、江苏、湖南、湖北等地。祖国大半个大好河山，几乎履遍。他乡之风光，异地之人文，佳山秀水，名胜古迹，尽入诗来。
才情不废，终赢得佳偶良缘。自古官宦相互奥援，儿女结对是最被称道且最为便捷的门径。李振钧初配汪正珠，汪正珠为桐城籍曾任湖广总督和浙闽总督的汪志伊的五女。两位朝廷大员结为秦晋之好，可谓门当户对。
北宋神童汪洙有诗曾云：“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乃人生四大快事。李振钧虽一时未取功名，但终抱得美人归，总算有一桩惬意快事属于他，足以慰藉平生。嘉庆十五年（1810年）李振钧和汪正珠在武昌结婚，娶得时任湖广总督汪志伊的掌上明珠，郎才女貌，天造地设，这应该是李振钧负势竞上的第一个人生波峰吧。
而在相对严谨的家学苛求之下，诗词文再工，毕竟还得以学业为正途，“少长窃窥经史”，纵览典籍，摘求章句，是为本业。又得益于父亲的耳提面命和近宦文士的敲打锤炼，经史文论，进益迅猛，自不必说。他的诗词才华，也是锋芒渐显。嘉庆十八年（1813年），其父调任贵州按察使，刚满二十岁的李振钧送母归太湖，路过安庆，夜游大观楼，写了一诗一联。诗联的境界宏阔，意气纵横，犹见其豪情壮志，一时无两，这正是他早期作品的一大特色。
汪正珠生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四月二十九日，比李振钧略大三岁多，二十岁嫁给十七岁的李振钧，相互结缡，亦姐亦妻。更何况汪正珠出生名门，亦算名媛，家教良好，“受女诫家范于父，亦解韵语。”而且性格温敦，“能周旋其间，无垢谇语，弗辑者久亦化焉，有女师之称。”原本是一对神仙眷侣般的少年夫妻，鹣鲽情深，琴瑟和谐。只可惜红颜薄命，他们结婚六年不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汪正珠在福建她父亲的官署去世，享年仅仅25岁，且没有子嗣。
状元亲笔题写的诗句。刻在状元当年读书暑天用的竹肘上。
二、从第一次婚姻解体到仕途不彰
汪正珠的早殁，且李振钧未能见到最后一面。对于心高气傲的李振钧，这种打击无异于晴天霹雳，不可接受。老天的刻薄不公和仕途的巨大落差，尽降于他。这次波峰的跌落，对他的个性成长只会产生不可逆的加码。
据各版本《太湖县志》载，在《太平寰宇记》里评价湖邑之人时，曾云：“人率性真直，天性忠义。”曾任安庆知府，明正德进士，甘肃天水人胡缵宗也说：“安庆人物，忠敢不愧于古。”康熙九年(1670年)升任安庆知府，浙江石门姚琅也曾说：“荆楚饶劲士，吴越多秀民。”这些都是对太湖历史人物的综评。在太湖之地，劲介果敢之余，孤傲、自负、不安于现状的灵魂诗者文者，也不乏其人。如明末时期的雷演祚、明末清初的才子石庞、乾隆中期的王大枢以及民国时期的朱湘等等，无不有其近似之处。大多以酒醪为妻，以诗文为子，且躁动不安。他们俯仰天地之间，大多恃才傲物，文思敏捷，品性豪放，蔑视官绅，爱抱不平，为权贵所恶，皆绕不过一个“耿”字，终为世情所抑制，且石庞、朱湘和李振钧一样，皆是英华早逝。
第一次婚姻解体，成为李振钧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从此，太湖县树林冲的环荫阁中，余园里，孤独的剪影成了他唯一的伴侣。苦闷之余，只得以笔为刀，刻骨刳心，独自疗伤。从他挽悼汪正珠的诗中，可以一窥端倪。在《味灯听叶庐诗草》中，涉及汪正珠的诗作有《结肠集》一卷，收录有《悼亡四首》、《自伤》、《自解》、《重谴》（十首）、《魂归来歌》（七首），总共二十三首。
如悼亡四首之一： 年年酒向诗中洒，恶谶谁知竟属卿。情海几时惊一变，神山此去了三生。 遣函犹道将归速，灵药终难与命争。最是回肠不堪忆，飘风零雨落花声。 悼亡四首之二 矜庄守礼耐沉疴，熨体坚辞妪抚摩。六载人如春梦短，一生病比乱山多。 衾严石迸嶙峋笋，喘息丝悬宛转梭。若使永眠仍负痛，扶擎反侧托伊何。 悼亡四首之三 夫婿封侯会有期，更期早岁勖燃藜。如何荆布身难待，未必珈笄福不齐。 梦幻迷离归大觉，死生契阔付柔嘶。伤哉最是喃喃句，痛想高年掩泪题。 悼亡四首之四： 搴幔临岐赋柳枝，两情都合不言知。那期卫女思归日，是与荀郎永别时。 黄土未浇和血酒，青灯且补断肠诗。莫疑万里魂无梦，昨夜春林叫子规。
丧妻之痛，始终无法排遣，“落花”“乱山”“春梦”“血酒”“青灯”“子规”等字眼，平添哀婉凄苦。仕途壮志未酬，悲凉顿生，又从“伤妻”转向“自伤”。
大约十多年之后，李振钧重新组建家庭。这次继配的是江宁汪氏，江宁汪氏家境暂时无考。同样是汪氏，后继汪氏想必在家境和社会地位上似乎并不显赫，和封疆大吏桐城汪志伊家族不可同日语。后继汪氏生于嘉庆元年（1796年）丙辰六月十一日，卒于光绪二年丙子（187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享年80岁。生子三，头胎长子世侗，可惜早殇；李振钧中状元后第二年，即在道光十年（1830年）才生下次子世信，道光十二年生三子世佶。
在李振钧第一次婚姻和第二次婚姻这之间，想必是他最落拓的一段时光，也是他诗文创作相对成熟且旺盛的时间段。在其《检诗稿偶成》里写道：“假我少年悦性灵，候鸟时虫发新声。”此时，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之风渐息，袁枚强调和主张的“直抒胸臆，词贵自然，反对泥古不化，强调自创精神”的性灵之风开始广泛流行。李振钧似乎对性灵派大家随园主人袁枚很是推崇，除在有意仿效袁枚其诗性之外，行为上也在效仿，大抵无二。此时的他，常常到南京等地游玩，居无定所，有时只身留念秦淮欢场，剪翠裁红。估计这是他强烈的阵痛之后，又一次彻底地放纵和麻痹。这阶段曾写了十八种情景下的女性题材诗歌《美人十八首》。除《塞上》、《马上》、《帐下》略显巾帼豪迈之气外，而后十五首似有秦淮夜宴、狎游脂粉之嫌。
历史上为人所知的风流公案，也是不胜枚举。远追元稹、周邦彦、苏东坡，近得张岱、袁宏道、袁枚等等吧，好女色甚至好娈童。白衣卿相，风前月下，一度是那个时代中国文人的普遍情结。古代文人受儒家入世精神的影响，向来怀有兼济天下的情怀，为万世开太平的士大夫豪情。“三从四德”的女人难以理解这种情怀，也无法与丈夫沟通这种复杂的情感。很多怀才不遇、抱负难以实现的读书人，想寻找异性抒发感情，获得同情与认可，也想获得一点安慰，来抚平受伤的心。同科的龚自珍虽和林则徐共同憎恨鸦片，但也存有嗜赌和狎游这一“精神鸦片”的不良癖好，为龚自珍鲜为人知的一面。也许是在那个苦难时代里，不少文人们抱负未展，只得自我堕落的负面宣泄吧。
李振钧创作这些诗歌，摆脱不了艳体诗的底色，也许是在发泄其丧妻和仕途失意等相互交织的悲情，是可原亦不可原。因此，遭到了后来成为他座师的黄爵滋的猛批。
黄爵滋和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姚莹等人志趣相投，提倡经世之学，主张革新吏治，扫除贪污，整顿军务，巩固边防，是当时改革派中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黄爵滋敢于揭发封建统治的黑暗腐败现象，“以直谏负时望，遇事锋发，无所回避。”在鸦片战争前，倡议禁烟应重治吸食者，挑起了在全国各省军政大吏中关于严禁驰禁的一场大辩论，成为林则徐主持禁烟运动的发起者。道光十五年（1835年），已被提为鸿胪寺卿的黄爵滋更加力行劝谏，进呈《六事疏》，就治国家、广言路、储将才、制匪民、整顿京城营卫、严防外夷等提出自己的主张（以上见于《清史稿》列传之卷一百六十五“黄爵滋列传”），后均被道光帝采纳施行。其敢于直谏之声为台谏之冠。
黄爵滋在文学上也强调有益世用。他要求文应“内而身心，外俾世道”（《仙屏书屋四书文自序》），即有益于立身与治世。主张诗“发至情于歌泣，陈大义于死生，中有自得之真，外无他求之巧”（《云涛山房诗序》），即要有真实的内容。他不满意当时脱离现实的性灵派平庸诗风，表现出要求改革诗风的意向。
在黄爵滋《与李海初笺》中提到：“夫性灵之说，在思无邪，近世狎亵之作，非性灵也。若能以古人之性灵为的，则无论是汉是魏是唐是宋，总无悖于立言之旨，乃可为要。通卷中尽是风雅之作，若其暂染时习者，速宜涂去，诗题某某，何必为此？想高明之士，必能虚听，不以仆之言为迂为谬。豪气不可无，粗气不可有，凡事如是，不独诗也。勉乎哉！自审之，则吾党之幸耳。”座师的批评还是很严厉，真诚规劝李振钧在诗歌创作上，速宜避免性灵派浅陋之弊习。李振钧后来也很追悔，在《诗草》自序里最后面写道：“回首当年之剪翠裁红，忽忽已成往事，古人云‘情随事迁’，感慨系之良有以夫。”但这些诗歌，在道光五年（1821年），李振钧32岁时，对诗稿进行整理和删汰，最后还是没有被剔除，想必这是李振钧固守自己的诗歌信仰所留存下来。
李振钧存录在《诗草》中的诗歌，大都是通籍之前的创作。同治版《太湖县志》载：“振钧才名尤籍甚，天资绝特，诗文若夙构，诗酒淋漓，意气不可一世，人亦无敢抗手。少随亲宦游，足迹半天下，所交多名流。”他擅长各类诗体，古近体咸工，有其匠心独运的一面，独抒性灵，沉雄豪放，兼而有之。诗歌的体裁也很广泛，得益于随父宦游的阅历。除上述的挽悼诗外，在山水诗、凭吊诗和题画诗等皆有涉猎。
同治版《太湖县志》里还评其诗：“诗初学明七子，而吐言夭拔，不袭李、王（李攀龙、王世贞）面目，晚乃渐近自然。”明七子分前七子和后七子。前七子为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的文学流派，以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等为代表。而后七子，后亦称“嘉靖七子”，指的是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72)的文学流派，以李攀龙、王世贞、谢榛为代。他们强调前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理念，高揭复古的旗鼓，相互结社，参与酬唱活动，声势煊赫。如李攀龙的“拟议以成变化,日新之谓盛德”，王世贞的“师匠宜高, 捃拾宜博。”以格调派复古诗学示人面目。由于复古派的模拟和偏狭之流弊，日趋明显而严重, 遭到后起的以袁宏道为首公安派、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竟陵派的抨隲，进而向神韵、性灵、空灵方向转化。李振钧的诗文里，有时用典博杂且奥晦，且在明道、致用、纪政事、察民隐上尚存不足，有明七子的痕迹。但并未入窠臼，拾其牙慧，笔法常有独到之处，沉雅味、警策性洽和十足。
从李振钧评论前人的诗文创作还可以看出，他始终未存门户之见，曾云：“李杜在宋，不失大家；苏陆（苏东坡、陆游）生唐，自是初盛。”天下诗文，自是一家，不必抑此扬彼。这一诗歌言论虽不至于超前，至少与时代同步。
他的山水诗共计有45题100首，正如他在自序里所说：“少长从亲宦游，南穷牂牁，北溯淀津，泛洞庭，涉彭蠡，观海于东莱，渡河于袁浦，吊祢衡于芳洲，访滕王之高阁，上石城以眺秋，蹑金山而调水”（《周行纪闻杂咏录》）。描写了江南、黔贵、河曲等地的大好河山，或行旅见闻，或思念故土，或寄怀故人，或凭吊古人，既有豪放之气，又存幽杳之趣，亦见清远疏致。既得性灵派之神髓，兼有李陆之高亢。这些山水诗，善用多种修辞手法，用典贴切，绘景如画，构图非常精美。
他的凭吊诗共计不下五十首，大多收录在《诗草》下卷。如《拜孟庙》《曲阜怀古》《孔子手植桧》《渡黄河》《吊淮阴侯》等，皆归集为《徂东后集》。在道光七年丁亥（1827年）八月，和母亲一道，送三妹李季芬嫁给山东曲阜县孔府袭封七十四代衍圣公孔繁灏，盘桓三个多月再和母亲南归故里。这些诗歌为途中所作。《拜孟庙》诗云：
尼父而来仅一人，天教雷井溯洙滨。汤文不作空伊吕，管晏犹羞况衍秦。泥古荆公真窃位，抗言司寇是功臣。岩岩气象垂千䆊，铁树干霄迈大椿。
一首七律竟然一口气提到八个历史名人，且不避锋芒，直批前人。竟论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乃窃取国位，估计是受到南宋朱熹理学和元明清官方对“荆公新学”抨击的影响。以史喻今，思古不泥古，反而叛逆于古，其狷介不羁的个性，由此彰显无余。
而早期编录在《北征诗存》里的《漂母祠》，作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此年才十九岁，随父督运北上，路过淮阴。气势开阔，义气纵横，张合有度，写出漂母的善良和激励，凸显出初试折戟后的李振钧，敢于对漂母的母德和吕后的恶行进行深度褒贬。“君不见鸟尽弓藏良将死，皓首功名同白起，长乐受缚谁为怜，吕后何如漂母贤。”比钱大昕和赵翼的《漂母祠》等的诗歌，更见风骨和历史厚重感。这首诗和《小步》、《检诗稿偶成》中两首，后载入民国徐世昌编辑的《晚晴簃诗汇》第3册。
他的凭吊诗大多题写的是名山大川的名人祠庙，也有一些战场古迹、津梁枢纽等，这部分诗歌用典贴切，借古喻今，知史论人；还有一部分为个人伤怀诗歌，曾写《夜坐感怀》2首，如《感怀》：“荏苒流光去莫追，潘郎今已鬓成丝。得原非福失犹幸，壮不如人老可知。一代风流能有几，千秋事业未为迟。文中飞将诗中吏，俯首眉山进一卮。”名士事业未竟，人生困窘未知，豪气和期冀交错在胸中。从这些诗歌里，可以读出家国兴亡的沧桑感，沉郁之中还抒发着对世道不公的悲愤，寄托着自己的悲悯情怀，某些诗歌成就也不亚于陆放翁。
他的题画诗共计十九题五十九首。题画诗滥觞于六朝，形成于唐，勃兴于宋，至元明清三代大放异彩。清代诗人文集里常见题画诗，成为一种极具特色的大类题材诗。李振钧的题画诗大约可以分花木类、思亲类、花鸟类、仕女类、人事类和神幻类等。如“涨腻浮香水一条，门前几树柳弯腰。悄随翠羽窥金屋，肯上华灯侑玉箫。乍见已拼仙骨化，重来难禁艳魂销……侠骨柔肠都休说，枯寂今如退院僧。”念念不忘前妻，肝肠寸断，相思难抑；“草偃和风洽，花开爱日妍。”冲淡晏和，明丽动人，有很强的代入感，这般明净的山水诗歌，在数量上还是不少；“男儿读书果何事？早岁扬名慰亲志……披图无奈倍增感，父书儿读能未能。”还是离不开对仕途困厄的悲叹；至于“烟香杳渺泛阿罗，浪说鲛宫幻相多。新向蓬莱山上望，朱霞天半海无波。”酷似游仙诗，想象力奇特，终难以掩饰渴望摆脱俗世的羁绊；题郑思肖的《墨兰图》写道：“西山薇蕨许同伦，劲草离批撇淡痕。不似楚香托沅澧，此曾无地着孤根。”寄兴于屈原楚地的孤愤，托志于平生无伦的不幸；而“呼我为狂我不辞，更无人道只君知。漫云绝世人难再，如此通才恨见迟。”更是直把他人的画作化成个人的狂傲，来一次彻底地情感喷发。
还见到李振钧题画词一首，也是暂时能搜集到的唯一一首他的词，收录在《词综补遗》卷七十一里。词牌为很少见的“南浦”，词名为《题画溪春晚图》，词云：
朝烟漠漠，乍披图、曾识者溪山。有个人家临水，芳树绿成湾。一片红霞东起，偏花间、好鸟弄绵蛮。正画楼眠觉，倚窗凝眺，远浦出轻帆。 暖鸟晴熏烟草，柳梢头、垂露湿春衫。步向绿阴深处，消受此身闲。我亦惯携柑酒，到如今、客梦绕乡关。算输君清福，晓风残月亦江南。
这首词描写了一派好鸟啾啾、烟花迷人、绿意盎然的江南风光，不着典故，意境淡远。和他诗歌的写法迥然相异，不失为一首佳作。可惜是他的词曲存世量极少，不足以窥全貌。
李振钧对菊花和梅花情有独钟，专题梅花菊花的诗歌大约十余首。写太湖龙门寺的“乍闻鹫岭传清梵，直上龙门到广寒。归去来兮明月路，满头菊影笑相看。”和“风月无边宇宙宽，斯人底事异悲欢。雁横塞北空传简，菊满篱东好挂冠。”有着对陶渊明山水归去的向往，有着对秋色明月的畅喜，也有着感叹时空变换的生命体验。随园主人手植梅花数亩，为金陵绝佳之景。尤其袁枚晚年招收女弟子，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之举。乾嘉时期，江南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富庶之家众多。随园女弟子的籍地，以苏杭地区为最多。如此倜傥风雅，也引得李振钧羡慕不已。对齐梅麓的第二个女弟子画家许定生曾写《赠许定生内史》：“随园弟子女名家，桃李新鲜那足夸。傲骨慧心真绝世，一生倾倒只梅花。”还有题齐梅麓前辈梅花居士图，诗云：“天留此卷待先生，好与孤山证旧盟。七百年来浑不改，名花高士两难并。”“一园香雪悟前因，神似何须太逼真。毕竟老梅休得到，化身个个是诗人。”等等吧。他还将菊花和梅花做对比来写：“开残尚有凌云势，归去原非失意人。除却岭梅芳信动，更无如此十分春。”打破常规，写菊花毫无秋煞之气，壮志直上云霄。菊花开后是梅花，梅花开后便是十分美好的春光。菊花傲劲霜，梅花傲酷寒，岂不是李振钧的傲骨之风？
李振钧的诗歌还有一个重要特色，他的作品常常以组诗的形式来展示人和事。组诗具有首尾完整、内容连贯的特点，把所见的人物特征和人生经历包含在组诗之中，具有“诗传”的况味。如《挽廉访兄十首》，廉访兄即族兄李振翥。十首七律写出李振翥的德行、义举、性情、才识、美政以及和与诗人本人的交往等等。将这十首诗前后比对，实则写的就是李振翥的个人传记，在结构和内容上有很强的记述感和完整性。类似这种组诗常常以结集的形式，收录在《诗草》里，如上述的《徂东后集》、《舟行纪闻杂记》和后述的《瀛洲草》等，皆有“实录”的色彩，兼具一定的史料价值。
三、从大魁天下到怀才不遇
从李振钧36岁中状元，进入翰林馆阁，到46岁殁世，这十年时光，按理说是他最风光的时刻，也是他创作诗文最好的时机。但除了能略查实他翰林院任职时的记录之外，他的诗文几乎未见多少。县志载“久踬名场，志不少挫。”许是宦场沉浮，磨蚀灵感，落寞有余，诗性消解不继。不排除最大的可能是诗文散佚无辑，县志再载“存稿甚富，兵火大半散失。”甚为可惜。
刚刚殿试结束后，总计写了十首诗，大抵属于馆阁诗，为趋时应景之作。皆收录在《瀛洲草》中。如道光己丑四月二十四日集阿思哈门听宣折封引《见乾清宫》：“金门晓启玉阶平，鹄立齐听首唱声。一纸喧传中使疾，三霄巍步小臣惊。早看丹禁环簪佩，争揽青袍问姓名。五色果然符吉梦，海东云拥日初生。”在这首诗的后面，李振钧自注了三句话：“臣诞日，先臣长森典试广西，是日在途，梦海上日出。”这段自注大多研究者们似乎没特别在意，从这里再一次看出，其父李长森早已暗示期待二子李振钧将来出人头地的强烈意愿。
状元李振钧鹄立丹墀之上，听候传胪高呼。此时此刻，仿佛是站在家族极致风光的荣耀顶点和一览众山小的人生巅峰，心情舒畅自不必说，同样期待自己将来和其父其兄一样，扛鼎朝廷，施展政治才干。在同治版《太湖县志》载道：“既入馆阁，心益下，才益敛，咸以远大期之”。
然而，并非事事如愿。一旦登上堂奥，进入馆阁的李振钧，恰恰多年养成的傲性未除，才情未敛。常年位居清要之地，对于编修、撰修和纂修这些常人无从企及的文职热位，竟然毫无留恋之心。正如在《诗草》自序里他说：“潦倒中年，情怀萧瑟，不若少时天真摅写，音律自谐。”据《清实录道光朝实录》卷之二百四十一载：“李国杞、修撰李振钧，俱著各罚俸二年。”道光十三年（1833年）的翰林院例行考试，叔侄两人，竟然考列四等，还被罚俸。这离李振钧中状元还不到五年，此等情形同样极为少见。是怀才不遇还是鸿图未竟？是天下负己还是个性使然？再一次波峰跌落，纯属个人所误，他的仕途也由此落寞下去了。
李振钧的座师黄爵滋曾在京师主持过诗歌风会，还与他人踵武过宣武城南诗社，于道光九年（1829年）发起盛大的“江亭饯春”诗歌雅集；于道光十二年壬辰（1836年）与叶绍本、徐宝善等发起“江亭展褉”活动，曾经轰动一时。他们皆是当时清流议政的中心，“以气节相尚，赋诗酬唱，一时京师坛坫，称极盛焉”（吴昆田《孔宥函传》）。
在黄爵滋的《仙屏书屋初集年记》里，曾经录入李振钧的一诗一文。由此看出李振钧和当时的主流诗坛有过互动。他的弟子宝鋆曾说他“语言憨直，傲岸不羁，不合于时。”在当时的诗坛，傲士雄杰恰似过江之鲫。如与魏源有金石之交的陈沆，为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状元，诗风清俊；被人誉为“凌轹百世之才”的汤鹏，性格倔强，不愿阿谀富贵；龚自珍这位开风气之先的士林“怪杰”，作为著名的清代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段玉裁(1735-1815)的外甥，家世同样显赫，他的时号为“龚疯子”，在谈论诗文时，常常蓬头垢面，甚至不屑于洗漱，且口出狂言，无所顾忌。李振钧与他们的家世背景相似，脾性也近似，但他“纵谈竟日，几谓宣南坊无足与语者。”这般傲士皆能“抱团取暖”，且成为一生的契友。而李振钧则落落寡欢，与他们竟然不可交游，这一“悖论”，估计出于李氏家族一直以来固守正统儒学和谨严吏治的理念有关。
李振钧在绘画和书法等艺术领域的造诣同样很深，同治版《太湖县志》载：“书法超逸，逼似米南宫。寸缣尺楮，人争宝之。”李振钧题画诗不少，也创作过画作，如曾画戴笠小像，请齐梅麓题诗等。惜画作暂时未见存世，但他的书法作品存世量还不少。在民间，对湖邑这位百年不遇状元公的书法艺术还是很推崇，纷纷邀请他去题字，全国各地散见。李振钧曾为太湖本地朱府胡老夫人九十大寿所题匾额“画荻长年”，此匾额估计是他存世不多的书法作品之一；据2019年张健编著的《明清徽州妇女贞节资料选编》第六章载：黟县何士潮妻子韩氏，年二十二守节，八十岁卒，“修撰李振钧题‘节寿流徽’额。”据海南《儋州志》载，李振钧为儋州光村镇油行村李氏宗祠题写匾额“保世滋大”，书法方正遒劲；曾为黟县黄村文昌阁旁的水口亭题额“立高见远”，李振钧还补加了跋语，道出了黄氏家族的历史名相和题额的原委，题写时间为道光十五年（1835年）夏六月下浣。其遗留至今的对联也不少，如“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此联为宋代魏野的《书逸人俞太中屋壁》颔联），“果然竹屋低于艇，未必梅花瘦似诗”，“游人纵道五陵乐，高士自守孤山居”。在道光十五年乙未秋于荆溪写了一副对联“池上吟诗白鸟过，洞中书字青苔润”，同时还集联写“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此联为晚唐许浑的《咸阳城东楼》的颔联）。龙蛇行草，一气呵成，莫不见一位风雅才子的高致情怀。
状元墓。老墓已溶入到大山的深处，这里只是一座衣冠冢。
笔者曾到树林冲采访过，从不少李氏宗族的老人口中得知一些关于李振钧的传说，这些传说也能体现出李振钧不融于世俗的个性色彩。传说李振钧的母亲江宁顾氏为侍妾扶正，因李振钧在楼梯上所生，故有一乳名叫李梯生。道光十四年（1834年）顾氏殁世，李振钧回家守孝。按太湖当地风俗的等级观念，娘妾的棺椁是不能走正门抬出。李振钧心生一计，自己躺在他娘妾的棺木上，才得让他娘妾从正门抬出，意思是他娘妾不可以如此抬走上山，他作为状元总得可以从正门进出。
总之，李振钧踽踽独行于天地之间，作为士子中的个例，也有他的独异之处。他的一生堪称大起大落，始终在波峰和波谷之间来回跌宕。生于官宦之家，却仕途淹蹇；娶得大家闺秀，却瞬失真爱；中得状元及第，却再无余响；饱蕴一身才华，却无从施展。但李振钧在诗文这一领域，口吐珠玑，排奡纵横，闪烁着锋芒过人的才华。无论他的山水诗、题画诗、挽悼诗，还是他的凭吊诗、馆阁诗，即便某些为人诟病的仕女诗，沉雄之中充满着灵性，高亢声里汩动着悲怆，在清史诗里留下难以磨灭的独特印记。“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天末怀李白》），即便李振钧的狂傲个性对他的仕途、生活造成令人遗憾的结局，但他出众的文学才华，不会再被历史的遗尘所淹没。作为古皖家族鼎甲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他是嘉道年间划过暗夜一束耀眼的流星，也是中清末变革时代一朵绚丽的昙花。耿介不羁，倜傥不群，特立独行，可惜英年早逝。才气也，本性也，宿命也，悲夫哉。在由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进步文人，燃起中国改良主义运动的爝火之时，与同时代他的父亲、兄长和叔侄辈等冠盖之士相比照，李振钧身上所体现出消极的叛逆，落寞的仕途，不禁让太湖的后人们，在这种巨大反差和强烈刺痛里掩面唏嘘。帝制时代的桎梏和枷锁，孰敢皆能挣脱。“多才自古难青眼，好友如今渐白头。万事若能如我意，大河亦应向西流。”时势不见得皆能逞造英雄，天道若无情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反而会造出一场无法避免的人生悲剧。
[备注：① 文中凡未备注的引文，皆出自于《味灯听叶庐诗草》，简称《诗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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