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谷词江西诗派是北宋后期形成了一个以杜甫为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宗(即“一祖三宗“)的诗歌流派。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派宗师和领袖。该流派崇尚黄庭坚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说。且诗派成员大多受黄庭坚的影响，作诗风格以吟咏书斋生活为主，重视文字的推敲技巧。
黄庭坚的诗以唐诗的集大成者杜甫为学习对象，构建并提出了“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等诗学理论，成为江西诗派作诗的理论纲领和创作原则，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宋代大诗人之一，黄庭坚对宋诗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一代大文豪苏轼。
苏轼作诗以气运笔、放笔纵意、纵横驰骋、大开大阖、变化莫测、结构复杂，无迹可求，所以苏诗成就虽高，师之者极少，未能形成流派。黄庭坚的创作思路有迹可寻，甚讲法度，便于学习，所以其追随者很多。
黄庭坚的诗，法度严谨，说理细密，代表了宋诗的特点。可以说，黄庭坚诗是最具宋诗艺术特色的，受黄庭坚影响形成的江西诗派，也影响了南宋一代诗风，并对后世造成深远影响。苏轼做侍从官时，曾举荐黄庭坚代替自己，推荐词中有“瑰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句，可见推举之重。
黄庭坚作诗：
一是注重用字
用字“要字字有来处“。时人评黄庭坚作诗“一字一句，必月锻季炼，未尝轻发“。黄庭坚还提出诗的 “句中眼“ ，所谓“句中眼“即后人所说的“诗眼“，就是注重对关键字词的锤炼，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之“绿“字，即是锤炼而来，可谓“置一字如关门之键“。
二是重视句法
黄庭坚《送顾子敦赴河东》诗：“无人知句法，秋月自澄江“。何谓“句法“，从这句诗里可以看出，黄庭坚论诗的句法尚简易，如秋月澄江，明晰可感。在 《与王观复第二书》中说：“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齿凿痕，乃为佳耳。
三是讲究章法
黄庭坚讲章法命意言论甚多，如：“欲作楚辞，追配古人，直须熟读《楚辞》，观古人用意曲折处讲学之，然后下笔。譬如巧女绣妙一世，若欲作锦，必得锦机乃能作锦。“把章法结构喻为“锦机“。又如“山谷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又如：“作诗正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插科打诨，方是出场。“综合起来看，黄庭坚所谓章法是讲求诗的结构的曲折变化，而这些曲折变化是通过学习前人作品揣摩出来的。
黄庭坚虽讲诗法，但他并不固守诗法，而是要求最终超越诗法，达到 “不烦绳削而自合“的境界。
黄庭坚 书法作品黄庭坚擅长行书、草书，楷书也自成一家。学书尤为推崇王羲之《兰亭序》。其有一首赞颂杨凝式的诗可以说明他对《兰亭序》习练体会之深：“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这其中不能没有其对王羲之书法学习的深悟。
黄庭坚在上溯晋唐、学习前人经典书法时，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轼，可以说黄庭坚的手札小行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苏轼的。黄庭坚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不能不受苏轼书风的影响。
在黄庭坚书论中，评东坡书颇多，且多为推崇备至者。苏东坡不仅是黄庭坚文学上的老师和提携者，而且也是其书法的榜样。在黄庭坚题跋中，即反映出黄庭坚从苏轼处学习书法的一些消息，如“予与东坡俱学颜平原。然予手拙，终不近业“，又如“东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铭草。余尝评东坡善书乃其天性。
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囊，中有似柳公权、褚遂良者数纸，绝胜平时所作徐浩体字。又尝为余临一卷鲁公帖，凡二十纸，皆得六七，殆非学所能到“。黄庭坚与苏轼相差八岁。二人交谊师友之间。从黄庭坚流传至今的行书手札墨迹看，其撇捺开张、字形扁阔、字势向右上扬等，都明显表现出苏轼书法的特征，甚至有些夸张强调，唯嫌生涩，未有苏书圃熟也。而黄庭坚以禅悟书当与苏轼互为影响。如苏轼《祷雨帖》，笔意极似黄庭坚，特别是其末尾数字，从容娴雅，行笔松缓，几若黄庭坚代笔。
黄庭坚行楷大字书风的形成当为其于京口见断崖《瘗鹤铭》之后并不断师法孳乳而自成家法的。黄庭坚师《瘗鹤铭》有一个误会，即他把《瘗鹤铭》看做右军所书，且深信不疑，故而倾力揣摩师习。
不过也算是歪打正着，这倒促进了黄庭坚长枪大戟、绵劲迟涩书风的形成。从客观上看，黄庭坚与苏东坡是中国书法史上早于清代八百年超越唐代书风的笼罩而远溯先唐碑版或者说进行碑帖结合的书家。对于苏轼书风形成的渊源，只要把其代表作《寒食诗帖》与洛阳《龙门二十品》做一比较，即可得出明确答案。黄庭坚则明确标榜师法《瘗鹤铭》。
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帖》局部黄庭坚的草书是学时人周越的 。苏轼以周越书为险劣，米芾则评周越书为气势雄健而锋刃交加。
黄庭坚后来在一则论书语中道出了其书法及书学思想成熟后对周越书法的看法：“王著临《兰亭》《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文》，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
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力也。“
无疑，黄庭坚对草书笔法的深刻认识和掌握，当是“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轩诗》中写道：“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可，不知蝌蚪、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唯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可。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
黄庭坚草书的成熟还得益于其书外功的参悟。除其上述“于燹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外，他还有一段自道可说明因缘：“余寓居开元寺夕怡思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
然而颠长史、狂僧皆倚而通神入妙。余不饮酒，忽五十年，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笔处，时时蹇蹶，计遂不得复如醉时书也。“张旭、怀素作草皆以醉酒进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状态，纵笼挥洒，往往变幻莫测、出神入化。
黄庭坚不饮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笔。然其参禅妙悟，虽多理性使笔，也能大开大合，聚散收放，进入挥洒之境。而其用笔，相形之下更显从容娴雅，虽纵横跌宕，亦能行处皆留，留处皆行。黄庭坚所作《诸上座帖》等佛家经语诸草书帖，乃真得其妙矣。也正由此，黄庭坚开创出了中国草书的又一新境界。
褚遂良的楷书代表作品主要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
褚遂良研习多种字体并综合运用，史称他的书法初学欧阳询、史陵，然后学习舅父虞世南，终法为"二王"且融会贯通汉隶，自创一体，所以被称为"初唐四大楷书家"之一，"欧、虞、褚、薛"，人称"褚体"。
褚遂良的楷书作品出现前后两种不同的风格，前期的《伊阙佛龛碑》和《孟法师碑》书体大致相同，均用方笔，起笔露锋，钩等笔画的收笔直出未回锋，字画提按不明显，保持了欧、虞的书体特色。
在风格上，吸取了虞世南楷书的宽绰典雅的结体特点和欧阳询楷书锋利刚劲的运笔特点。同时，将他们瘦长的字形进行了压缩。褚遂良前期的作品不仅残留北碑的影响，而且在运笔和结体上，大量掺入了隶书的体势，但也并非照搬硬套，而是选择性的吸收创新、化为己用。
《房玄龄碑》和《雁塔圣教序》是其晚期的作品，两者一个峻整严饬，一个空灵飞动，在用笔上由以骨取胜的平直的二分笔转向以筋取胜的一、二分笔兼用，笔画起伏多姿，跌宕有致，曲笔兼用，表现出强烈的节奏感。
褚书的新规范一出，天下竞相学仿，成为一时风尚。直到武周极盛时期，虽然褚遂良人已过世，官爵也被剥夺，但其在书法上的名望不减，并以其率直鲠亮的人品和遒媚飘逸的书品被后人传颂，褚遂良的唐之"广大教化主"的地位也被越来越多人肯定。
初唐书法家中，以欧阳询、褚遂良二人最具有创新精神，褚遂良最能与时俱进，欧、虞两人书法，保留隋朝书风较多，褚遂良书法则能汲取众家之长，不被前辈们多抑制，他的字给人感觉骨肉分量达到均衡，且刚柔并济，清朗秀劲，英俊潇洒，力和美、骨与韵趋于一体，"真正开启'唐楷'门户，堪称隋唐楷书过度的桥梁"，最终推动了唐代尚法书风的形成。 对唐代乃至后世书法的延续和创新提供了借鉴。
褚遂良的民族关系思想不仅内容非常丰富，而且理论体系也比较完整。从整体来看，主要由"先华夏而后夷狄"、"畏威慕德"和"以信义而抚戎夷"等三大部分所构成。
"先华夏而后夷狄" 是褚遂良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褚遂良认为，唐朝所直接管辖的汉族地区和被称为"遐荒"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既然在地域上是有层次的，那么对其重视的程度也应当有层次。他为此很形象地打了一个比喻，把唐朝应该直接管辖的地区比作"一身"，在"一身"之中，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等于自己的"腹心"， 各个州县如同四肢， 而 "四夷"则是身外之物， 或者说是他人手足， 与汉族地区没有多少直接联系。
在传统的民族关系思维中，"威"一般指国威、兵威，具有以武力使对方感到恐惧的意思。在褚遂良的思维中，就是通过诛的手段，使少数民族惧怕唐朝。在传统思想文化中，"德"有时指道德，有时指恩德，而在褚遂良的思维中，主要是指德化。在褚遂良的民族关系思想中，对少数民族实行德化主要是通过册立可汗的方式使少数民族对唐中央感恩戴德，从而永远依附唐王朝。
在中国古代，安抚边疆少数民族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在褚遂良看来"以信义而抚戎夷"是最好的方式之一。应当说，褚遂良的这一思想可谓抓住了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实质。在褚遂良看来，"信"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信为国本"。第二，对少数民族守信能够充分显示中原王朝的形象。第三，守信是避免民族战争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