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電腦前碼字時，妻總是坐在我的身邊安靜地讀我的文字。妻由此成了我文字的第一個讀者。看着我用鍵盤敲出一個個故事，妻提議讓我寫一個關于我和她的文字。我說，寫什麼呢，我們的生活是這麼的平淡，似乎無奇。妻說以我們為小說裡的主人公，演繹一部經典的愛情故事。我笑着告訴她，能傳世的經典愛情都是悲慘的，牛郎與織女至今相隔于天河，七仙女和董永最終也沒能團聚，梁山泊和祝英台死了之後變成蝴蝶才能在一起。妻點着頭，眼神裡充滿了失落。
當時光悄悄地跨入2015年的地界，無意間看到年輕的妻頭上的一根白發。妻說跟我相識都十年了，結婚九周年的日子也不遠了。我不由得感歎，日子過得真是快，轉眼間與妻相識憶十年。1月13日，是我與妻結婚的九周年紀念日。不能在燭光下與她共享浪漫的晚宴。伴着她的，依舊流水線上機器的轟鳴聲和線長尖銳的督促叫喊聲。這種環境對于我來說太熟悉了。十年前，從西北腹地到了東南沿海，第一次進工廠就被安排在流水線上。人在生産工廠中的房間并不是勞動力，而是生産機器，時尚的說法便是生産資料。
與妻是同期到了東南，進了同一家工廠，而且是同一個工廠中的房間，不過不是同一條生産線。那時勞動力供大于求，想到工廠裡找個環境較好工資較高的工廠中的房間做工，必須要有高一點的學曆或者憑“關系”介紹。來東南的時候，中介人員把東南說得天花墜，鼓勵我們走出大山走向大海，工廠管吃管住。到了才發現，工廠裡的工作與生活并不像他們所說的那樣。勞動法在工廠裡蕩然無存，工資要拖後兩個月才到發到我們的手裡。從西北到東南我們身上所帶的零花錢也不過兩三百塊，很多同鄉看到這種情況打電話讓家裡打了路費又回西北去了。
我在那時也動過回去的念頭。想到二月份的工資五月底才能拿到，從進廠到五月底的生活費像一座大山一樣壓得我們每個人都喘不過氣。然而在那時，我還不知道妻的存在，确切地說對她一點印象也沒有。對此，妻提及此事時對我總是謾罵一通，埋怨我的眼裡沒有她。
知道妻是在我在那家工廠裡工作一周以後的事了。一周的時間能留在工廠的基本都算是穩定的，但生活費依舊是我們時常擔心的事情。坐在生産線上，腦子裡想得不是怎麼進行工序的操作，而是想着下一餐時肚子用何物填充。一個小姑娘在這個時候成了同鄉們嘴裡的談資。聽同宿舍裡的同鄉講，工廠中的房間裡有一個小姑娘沒有錢吃飯，讓家人給打了一百塊錢的生活費，錢剛從銀行的atm機裡取出來，那個小姑娘就去理發店花了八十塊錢給頭發做了個負離子拉直。
我聽到後哼了一聲，對于小姑娘的做法實在不敢恭維。
當我們天天為了吃飯而發愁的時候，同鄉裡有個帥小夥與鄰縣的一個小夥子為争一個漂亮的女同鄉發生了點沖突，他們揚言要請社會上的朋友連同我們一起“收拾”。饑餓的問題尚未解決，又陷入了恐懼當中。也就在那時，工廠附近的另外一家大公司成了我們的下一目标。于是，我們産生了扔掉近二十天的工資跳到那家工廠的想法。那家工廠之是以對我們有那麼大的誘惑，是那家工廠真正的包吃住。隻有能解決吃飯的問題，一切都好說了。
幾個同鄉去了一次那家工廠，回來的同鄉說那家工廠隻收女工不收男工。後來又去了一次，廠方說要有人擔保才能接收我們。這對于初來東南的我們無疑堵上了一堵巨牆。我那時因為寫了幾篇文章在企業報上發表了，企業報的主編也跳槽到了我們要去的工廠。同鄉催促我去找主編，由主編擔保我們進廠。
在企業報主編的引薦下，我們與工廠廠長碰了面。廠長很樂意我們這些“半生不熟”員工進到工廠中的房間裡做工，但他們的要求是我一同要過去。我那時已經在工廠中的房間裡做儲備幹部，不想由此而毀了“前程”。同鄉用集體主義和民族主義綁架了我，說我隻顧着自己的前程而不管大家的死活。想了兩天，我才同意跟大家一起跳出了那家工廠。
那時時運不濟，剛跳到那家工廠，工廠正在試點新的食堂政策，取消了原來先吃飯後從工資裡扣的做法，改成了先充餐卡再就餐。充餐卡需要現金，這對我們來說是剛出火坑又沉火海。工廠裡給我們預先借支的五十塊錢根本不夠我們生存所需。還好，工廠食堂裡的米飯是免費的，于是大家想到了拼餐，打一份菜，幾個人合起來吃。實在沒有錢的，可以取個碗打一碗白米飯，再在白米飯上舀一勺紫菜雞蛋湯。
我和妻一同拼餐，我吃菜吃的少，妻也吃的不多，剩下的菜她分給其他的同鄉們吃。這是她所樂的事，感覺到能與他人分享是最大的快樂。工廠的食堂對于我們的做法開始嚴加管理，不允許拿碗取白米飯，一份菜隻能拿一個盛湯的碗。不過我們還是搞拼餐，先用小碗打米飯，吃完米飯後再盛湯。那時我們手裡都準備了一把勺子，吃完飯後把勺子裝在口袋裡帶回去，下次吃飯時候再帶到食堂。
我與妻是患難之交。之是以那時選擇與妻拼餐，是覺得妻很像讀書時的校花，天真爛漫，無拘無束，而我那時成了她的“護花使者”。幾年以後我帶妻回銀川與同學聚會，一個校友誇我娶到了“校花”，随即的談吐中他才發現自己認錯了人。
記憶中，我與妻最悲的事情是，兩個人餓了兩天，五毛錢的餅成了我們兩個人唯一能填充肚子的食物。當然那時還有許多樂于幫助我們的老工友，她們主動向我們借錢，接濟我們度過饑餓的每一天。
患難之時，我與妻那時還不熟悉，隻是在一起拼餐而已。雖然同去的大多都是80後，但妻在我們當中年齡較小。平常開玩笑時還可以撫摸她的頭發，妻也是笑着的。後來和我們一起進餐的男同鄉也摸了一次她的頭發，卻想不到被她重重的一拳打在臉上。我那時都感覺到很吃驚，她對那個同鄉大罵，而且還警告他不要碰她。那時正好在食堂，就餐的人很多，許多雙眼睛朝我們的餐位盯着，嘴角都是翹着的，一臉的好奇。
事後，我問妻為什麼會發那麼大的火。妻瞪着我，嘴裡還是罵那個同鄉。妻說：我不喜歡他碰我。我問她我再碰她的頭發會不會也像那個同鄉一樣被她打。妻笑笑說不會。妻還說，她不會對她喜歡的人動手的。
而我那時預感到了些什麼。于是，我們一起在東南的雨天裡牽手奔跑到工廠的食堂餐廳。妻在她筆記本上寫着：喜歡和你在一起，喜歡和你在雨中奔跑。
我那時經常說她花錢太過于大手大腳，在錢财方面揮霍起來毫不吝啬，特别的豪爽。這與她的成長有關系。妻在家排老小，妻的父親早年在煤礦上幹體力，一個月掙普通人好幾個月的工資。對于妻來說，他們家似乎從來不缺錢花。這點倒不像我，我從小缺錢，在外求學的日子也過得緊巴巴的。我批評了幾次她，她說她願意為我改變她的性格。我笑而答之。當我們提到要在一起要結婚的時候，同鄉們也替我們感到高興。更讓我想不到的是，第二天有同鄉告訴我聽到我與妻要回西北老家結婚的消息後還有人哭得兩眼紅腫。
我想，那個同鄉誇張了點，我長得不帥，又沒錢，一個在工廠中的房間裡的操作工哪裡會有魅力讓一個女孩子為我傷心流涕？
我與妻的婚事首先遭到了我的家人反對。父親一直想找一個學曆較高的“兒媳”接替他在衛生室的工作。父親起先想到是我們兄妹四個，可我們兄妹沒有一個對衛生事業感興趣的。于是父親就把教育訓練的目标定格為未來的“兒媳”。妻的學曆并不如父親的願。母親那時也在村子裡為我相好一位與我年齡相差不大的姑娘，據母親說她已經和女方的家長定好的親事，就等着我回家成親。這事讓我小妹嗤之以鼻，小妹那時正在縣裡的讀高中，她說什麼年代了還有家裡人包辦婚姻的。我帶着妻回到家裡，父親瞪着我一句話不說，母親也隻剩下歎氣了。在那時，父親在聘禮上給我們一個标準，畢竟那個時候聘禮也是高得吓人，一般人家是難以承受的。
妻的父母也反對我們在一起。妻的父親在意的是我的工作，一個身體單薄的男子是撐不起家庭的負擔的，他把我與妻的約定視為小孩子過家家般的兒戲。後來我去了一次她們家，妻的父親問了些我的家庭情況，在妻的堅持下，妻的父親開始站在了妻的一方。隻有妻的母親還在唠叨着。其實說服妻的父親的并不是妻，而是妻的父親認為我是一個“大學生”，目前在工廠裡打工隻是暫時的，走走遠方親戚的關系，或許以後會有更好的發展的。父親與妻的父親兩個人閑聊，父親提及我所在的村裡一個公務人員在妻所在的鄉任鄉長或是鄉委書記之類的職務，妻的父親更加堅信了我以後會“騰達”的理念。
按照西北農村的風俗，找了兩個媒人，不到二十天，我與妻就“閃婚”到了一起。
結婚後，我們又從西北到了東南的工廠裡打工。
妻的長相不像西北的女孩子，很多東南當地的同僚們總是認為我娶了一個當地的姑娘做妻子，個個誇我“牛”。我說妻與我同是西北大山溝裡的，同僚們不信，說妻的長相一點不像西北大山裡出來的“紅二團”。（注：因氣候原因，西北的姑娘的臉龐紅彤彤的，有媒體稱為“紅二團”）
妻與我在東南相識十年，我在工廠裡從工廠中的房間操作工到儲備幹部，後來調到财務中心和人力行政中心，還兼職過一段時間的工廠中的房間主管，也算腳踏實地默默無聞的工作。默默無聞到連集團董事會的董事們都不知道我的名字。妻從東南到西北，再從西北到東南，來來回回，進出工廠四五次，雖然有所改變，仍改不了兒時的脾性。然而在消費上，已然遠了她們一家人的豪爽。在這十年裡，妻也明白了，掙錢是多麼的不容易。每當她想大手花錢時，她都會想到我們曾經餓肚子的情形，當然還有拼餐，偶爾還會想起那時隻吃白米飯而被太陽曬暈的同鄉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