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資料，先推廣應用再談“共享”

大資料，既是各種類型的應用資料，也是一種觀念和思維方式。如今，它正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小至一個企業，大至一座城市，都在談論大資料，也期待着借助大資料的應用，讓企業更智能，讓城市更智慧。

在近日召開的國際城市論壇“國家大資料戰略和京津冀協同發展”分論壇上，清華大學大資料産業聯合會常務副秘書長邱東曉指出，發展大資料将跨越兩道鴻溝。從順序上看，目前應先聚焦推廣應用，跨越産業應用創新這第一道鴻溝，然後再談資料共享，跨越資料聯通共享創新這第二道鴻溝。

大資料之熱

因為大資料，貴陽近年來賺足了風頭。2014~2015年，依靠布局大資料，貴陽創造了5個“中國第一”——中國首個大資料戰略重點實驗室、中國首個全域公共免費wifi城市、中國首個塊上集聚的大資料公共平台、中國首個政府資料開放示範城市和中國首個大資料交易所。2015~2016年，随着大資料戰略的深入推進，貴陽在美國知名獨立經濟智庫米爾肯研究所釋出的《中國最佳表現城市》報告中問鼎最具表現力的城市，甚至超過了北上廣深。

某種程度上，大資料戰略助推了貴陽駛入發展快車道。大資料究竟有何神奇之處?著名城市專家、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連玉明認為，大資料已經不是一個新概念，而是正在到來的新時代。它意味着新的思維範式、新的資訊技術和新的服務業态。通過對數量巨大、來源分散、格式多樣的資料進行采集、存儲和關聯分析，從中發現新知識、創造新價值、提升新能力。

概念看似抽象，但實際上近年來大資料已經有了很多實際應用。社交網絡、打車軟體、網上購物、公共交通等等領域，均在借助大資料實作更好的服務。

近年來，我國的大資料之熱亦有目共睹。各種場合大家都在讨論大資料，很多成果都采用了大資料研究。2015年，國家層面印發了《促進大資料發展行動綱要》(下稱《綱要》)，規劃了促進大資料發展的十大工程，涉及政府治理、公共服務、工農業和新興産業、萬衆創新、網絡安全保障等方方面面。對此，各省市積極響應，一馬當先的貴陽則已經初嘗大資料的“甜頭”。

根據中國資訊通信研究院技術與标準研究所釋出的最新報告，2013年以來，國内與大資料相關的報道、技術和政策法規數量都在明顯增多。經測算，2015年大資料對我國經濟整體的貢獻帶動經濟增長0.58%~0.95%。報告預計，大資料未來仍然會對我國經濟産生比較積極的貢獻。

現階段比共享更重要的是應用

人人都在談論大資料，其中，“開放共享”被認為是大資料競争戰略的核心。

畢竟，誰都無法獨自完成大資料的采集，開放共享各類資料資源，是實作大資料分析，并據此提供相應服務的前提。

盡管如此，清華大學大資料産業聯合會常務副秘書長邱東曉卻提出，資料聯通共享是大資料發展過程中的第二道鴻溝，但我們現在連第一道鴻溝都未跨越。邱東曉口中的“第一道鴻溝”是——産業應用創新鴻溝。其在深入東莞等城市調研的過程中發現，大多數企業仍處于工業2.0時代，即已經實作了生産的自動化，但論大資料應用，連華為這樣的大企業都還處于非常早期的階段。

“口水已過，鴻溝尤在。”邱東曉認為，此前的大資料之熱基本上還處于理論階段，現在要開始進入真正的實踐階段了。而實踐階段需要依次跨越産業應用創新鴻溝和資料聯通創新鴻溝兩大鴻溝。“現在的問題是，應用還沒想好就想到聯通、創新、重構了。其實，應用推開後才能講聯通共享。”邱東曉說。

邱東曉坦言，産業更新需要大資料，很多企業也想應用大資料，但往往實施方向不明。在他看來，方向不明的一個首要原因，可能就是如今仍将多個階段混為一談，而沒有聚焦于先突破第一道應用創新鴻溝。此外，還存在一系列原因制約着大資料應用的推廣。

邱東曉列出的原因包括：大資料行業仍缺乏足夠的行業案例、知識和人才儲備，特别是缺乏複合型人才，以及有效的業務和技術協作方式;目前網際網路和資料産業壟斷明顯，業界缺少有力聯合，缺少中立可信賴的創新生态;大資料效益難以判斷，導緻缺少實驗性平台;許多大資料創新孵化器和園區缺少實質内容，等等。

總而言之，大資料很美，但現階段，比起聯通共享資料，我們更應該先解決應用推廣的問題。實際上，《綱要》已經提出了“培育高端智能、新興繁榮的産業發展新生态”目标，要求推動大資料與雲計算、物聯網、移動網際網路等新一代資訊技術融合發展，探索大資料與傳統産業協同發展的新業态、新模式，并形成一批滿足大資料重大應用需求的産品、系統和解決方案，培育一批面向全球的骨幹企業和特色鮮明的創新型中小企業——距離這些目标的實作，我們還有5~10年的時間。

開放共享資料從政府做起

當然，大資料發展終究繞不過共享階段。《綱要》中給出具體時間表的目标是：2017年底前形成跨部門資料資源共享共用格局;2018年底前建成國家政府資料統一開放平台;2020年底前在信用、交通、醫療、衛生、就業、社保、地理、文化、教育、科技、資源、農業、環境、安監、金融、品質、統計、氣象、海洋、企業登記監管等重要領域實作公共資料資源合理适度向社會開放。

總的來看，這些都是率先從政府自身出發，要求共享的資料資源。但從過去的經驗看，政府自身開放共享資料也并不容易。

據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副局長王連峰回憶，早在2000年，北京就開始抓“數字城管”建設，十幾年間，人、地、物、事之類的資訊組織羅列了26個台賬，但很難做到融合。“每個月出一本厚厚的台賬，但外地融合不了，區縣和市局的也融合不了。雖然可以報數，但現在看這些數字是不準确的。”王連峰說。

部門内的資料融合都是問題，更毋庸說部門間的資料開放了。此前有媒體對這一議題做過調查，結果發現，政府各部門對開放和共享資料并不太積極，主要原因之一是資料開放觸及部門利益。

從事智慧城市建設的曙光集團副總裁聶華曾透露，其在與工信部一位官員交流資料開放話題時，對方持不樂觀态度。“政府部門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資料準不準，自己說了算。而當資料開放共享之後，一些部門的弱點便會完全暴露出來，這是他們所不願面對的，勢必要經曆一個痛苦的轉型期。”他說。

其實，與近年來“大資料之熱”相關的概念還有智慧城市、資訊惠民等等。這些同樣要求資料的開放與共享。對此，國家資訊中心資訊化研究部副主任、中國智慧城市發展研究中心秘書長單志廣在接受中國經濟導報記者采訪時已經提出了一套資料開放共享的建議，即思想認識上要到位，組織形式上要強化。“如設立工作小組、強化‘一把手’上司群組織協調，進而建立健全跨部門協商決策、共同管理的上司推進機制，協調解決業務流程優化、管理模式創新、體制機制和部門利益調整等難題。專項上則應充分調動地方政府組織實施的積極性，形成條塊結合、協調共享的推進機制。”

本文轉自d1net（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