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工資拖欠離不開大資料土壤

日前，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意見》。按照《意見》要求，全面實行農民工實名制管理制度，嚴厲查處拖欠工資行為，努力實作到2020年基本無拖欠的目标。（1月20日新華網）

凡到年關，“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總會迎來從上到下的紅頭檔案潮，有的是“全面治理”，有的是“專項治理”，還有的是“突擊治理”。這一方面說明，政府部門确實對此問題高度重視，但從另一視角看，十幾年了仍在年年發文治理，也說明這個問題至今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必須要依靠一年一度的“運動式執法”來兜底。

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為何如此難以治理？過去人們普遍認為是缺少狠招，于是《刑法修正案（八）》中增設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雖然法學界本身對此存有争議。如今看來，“惡意欠薪入刑”的效果似乎并不那麼理想。本來，如果所有棘手的問題，隻靠一味的嚴刑峻法就能解決，那它也就不成其為難題了。相比之下，從這次的《意見》中，我們能看到很多技術層面的改進，比如實行農民工實名制管理，比如推行銀行代發工資制度。

雖然這些技術改進看起來有點“小兒科”，但有效的監管本來就是一個技術活兒，一點點的技術改進也是一種完善。比如美國勞工部為了治理欠薪，幾年前就推出了一個叫做“勞工部－考勤表”的智能手機程式。通過這個免費程式，雇員可記錄個人或多人的正常工時、休息時間和加班費，自己建立一份工資記錄表。如果發生勞資糾紛，政府介入調查，而雇主又聲稱沒有保留精确的考勤記錄，這項程式所記錄的資訊就能派上大用場。

當然，所有微小的技術改進要想形成合力，還得基于一個共生的土壤，那就是：大資料。馬雲一直将阿裡定義為一家資料公司，他有一句名言，“未來制造業要的不是石油，最大的能源是資料。”大資料的商業價值讓人憧憬，大資料的政務價值同樣巨大。資料不是礦藏，而是土壤，基于大資料的監管，會變得更加透明更加有的放矢。就像《促進大資料發展行動綱要》中強調的，要建立“用資料說話、用資料決策、用資料管理、用資料創新”的管理機制。

以上海為例，目前上海已建立起所有入滬建築企業面面俱到的大資料庫，全市建築工程不分大小，農民工工資必須每月按規定期限線上支付。哪家建築工地出現拖欠，勞動監察部門不光線上實時監察，還自動納入監控黑名單庫線上“丢人現眼”，到年底，一系列綜合懲罰手段還要對失信企業再算一回總賬。如此一來，企業欠薪失信的成本會很高，相比虛無缥缈的“惡意欠薪入刑”，自然更有威懾力。

拖欠農民工工資經過多年治理，之是以效果仍不理想，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地方治理的年末運動戰思維太濃，而沒有基于大資料的常态監管意識。“資料收集和資料分析必須成為基層部門的一種文化，一種管理哲學。”塗子沛在《大資料》中的呼籲，應該讓基層部門警醒。

本文轉自d1net（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