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 轶
鏡頭與内心的文化尋根
大型紀錄片《中國》，是一部适宜于在中國傳統佳節品評的作品。紀錄片中，“那些偉大的人、那些偉大的思想、那些延綿千年的記憶、那些自始而終的堅定。他們，共同組成了《中國》”；這樣的中國，也是由紀錄片外傳統佳節所蘊含的中華文化與身在其中的我們共同組成。
解讀《中國》可以有不少視角，而我看到的是一場場天造地設的遇見——或知己與夢想撞個滿懷，或個人與時代風雲際會，或本土與異域互相催化，它們在順其自然中埋下未來人生的幡然頓悟，也會在驚濤巨浪中成就曆史轉舵的一個關捩，抑或在深謀遠慮中鋪墊着命運的轟然崩塌。《中國》為觀衆梳理出這些“遇見”發生的内在邏輯，為中華文化完成了一次鏡頭與内心的文化尋根，并以審視的目光、視覺審美的寫意手法與傳統進行對話，呈現出波瀾壯闊的曆史變遷。
與以往通史類紀錄片不同，《中國》并沒有按照朝代更替的線性結構來展開故事，而是用一個個人物串起曆史脈絡。他們是春秋時期的李耳、孔丘、接輿，戰國時期的墨翟、孟轲、莊周、韓非，秦漢的李斯、嬴政、劉徹、董仲舒、司馬遷、班超，魏晉南北朝的司馬睿、王導、拓跋宏、蕭衍、宇文泰，隋唐時代的楊堅、獨孤伽羅、阿倍仲麻呂。這些不同年代人物的共同特征是：有思想有創見的讀書人，或與讀書人素有淵源的君王；他們都出現在思想流變、曆史轉型的關節點上，前後的傳承、檢討與更新代代嬗遞，正好構成一部中國思想和制度的發展史——這是《中國》為中華文化尋根的獨特視角。
紀錄片是從李耳與孔丘在洛陽城外一場意義非凡的會面拉開曆史大幕的，如同打開一部折子戲一樣，随後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接連粉墨登場，這構成了紀錄片第1集至第3集的春秋、衆聲和洪流。這是中國原生思想孕育誕生的階段，也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期，同時期古希臘、以色列、古印度也都湧現出一批先哲，德國學者雅斯貝斯在《曆史的起源與目标》中将其稱為“軸心時代”。李耳與孔丘的相見是一次思想碰撞，他們迥然相異卻同樣豐沛湧動的思想如此動人心魄，如此意味深長。理想主義的孔丘用近乎固執的行動去踐行自己的“天命”，遭受了無數非議和悲傷，直到終老才悟解老子那段贈言：“聰明而深察者，其是以遇難而幾至于死，在于好譏人之非也；善辯而通達者，其是以招禍而屢至于身，在于好揚人之惡也。”但是，“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孔丘的探索已遠遠超越了成敗本身，而具有某種象征意義。
曆史的機緣是多麼神妙：在老子、孔子身後，墨翟與儒家相遇恰恰滋生出墨家學派，親見了無數征戰殺伐的孟轲堅定地走向了孔子，擁有智慧和機鋒的莊周用意象建構了自己的哲學世界，深憂“如何讓現實政治接納儒學”的荀況卻造就了法家人物韓非、李斯……他們把嚴密深邃的邏輯思維、意象紛呈的哲學智慧、關切民生的壯烈情懷和經緯政治的韬光大略，幻化成論辯中恒久流芳的言說，最終儒和道如兩條亘古不絕的大河滋養了中國文化的沃土。
第4集至第6集為一統、天下、視野，即秦漢史。這是一個統一的國家成長壯大的時期，走上曆史舞台中心的李斯全面推動郡縣制和戶籍制，沿用至今；深愛賈誼《治安策》的劉徹重用董仲舒，确立了大一統的政治制度和以儒家為核心的意識形态；出使西域的班超使團打開的不僅是一條商道，更是中國人胸懷天下的視野。劉徹真正的功績也不是時人看重的開疆拓土，而是“他與曆史和現實碰撞後為國家留下的精神遺産”，在董仲舒高徒司馬遷的《史記》中，“中國”一詞就出現了131次，它既指一個大一統的多民族政體，也是一個文化的概念。
第7集至第10集是多民族國家逐漸形成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包括南渡、融合、佛變。此前中原代表了正統與中心，而一個個來自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星辰人物，點燃了東西南北大彙流的燎原之火。
第11集至12集的基業、盛世，講的是中國曆史蓄力勃發、鼎盛綻放的隋唐時期。以有限的篇幅展示中華民族的輝煌往昔時，紀錄片将視點落于一個個核心人物之上，即如主創人員所介紹的，在篩選曆史人物與事件時，充分考慮了所選素材的典型性與合理性，以最主要的人物來串聯起大時代的變遷，内容也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思想史變遷等多個面向。由此，《中國》通過對先秦到盛唐等不同時期中國曆史的當代講述，帶領觀衆回望曆史，思考中國文化如何影響了今天的中國和中國人。
潛藏着對視和對談的次元
《中國》以古人的奮鬥與逐夢故事為尺，以一場場力挽狂瀾、驚心動魄的“遇見”重走華夏文明的尋根之旅，但這并非其最終目标。
紀錄片從當代人的眼光觀望文化曆史，更潛藏着古與今、中與外、國君與文士深度對視和對談的次元，而李耳與孔丘、莊周與惠施、李斯與韓非、窦太後與劉徹、班超與漢明帝、王導與司馬睿……這一次次不同曆史背景中的“對話”裡，可能隐藏着今天我們的情感和心事，其内蘊的生命活力依然能激發我們的遐想、期盼以及踐行的意念。
異質文化的相遇總會滋長出特别優美的故事，文明因交流而多樣，因多樣而互鑒，因互鑒而繁榮。中華文化在流變中，既蘊含着協和萬邦、天下大同的深厚思想，又具有海納百川、兼收并蓄的開放姿态，也有着去蕪存菁、删繁就簡的淨化能力。《中國》動情地打開了曆史的豐贍冊頁，展現出先人們超越地域、族群和時代的大智慧：才藻富贍的班超和班勇父子相承幾十年經營西域，用讀書人的機敏和誠信而不是金戈鐵馬，換來東漢與西部廣闊天地的會通；魏孝文帝拓跋宏矢志不渝地推行“太和改革”，志切有為，後人評其“有舜、文王之姿”；本是浪漫文人的蕭衍做了皇帝後，嘗試用佛教的悲憫蕩滌暴戾、洗卻浮華；當看到阿倍仲麻呂、米福山這樣的外國人懷揣夢想行走在大唐，你不得不感歎那個朝代非凡的豁達與雍容！或許這些都是《中國》闡釋給我們聽的“對話”。
當然，每個時代都有它辜負的人，例如韓非。同樣是荀況的得意弟子，同樣主張“援法入禮”的制度設計，韓非遠比李斯的思慮更為靜水流深，但當這對摯友告别蘭陵時，不同的使命就為各自的命運埋下了伏筆：李斯雖是楚國人，但現在秦國要兼并天下，布衣遊士出身的他深知天下的未來和自己的未來都在秦國，他選擇沿着恩師當年的腳步西行入秦；生于南韓宗室的韓非一生都無法背棄自己的祖先基業，放棄微不足道的個人命運回到母國，是他必然的選擇。作揖話别的那一刻，韓非發自内心地羨慕李斯：他貧賤，卻無所羁絆。年華如浮雲般逝去，韓非一直不被重用。十幾年後因秦國攻韓，韓王在危急關頭“與韓非謀弱秦”，派遣韓非出使秦國。秦王非常欣賞韓非的才華，但韓非的“存韓論”與李斯的“滅韓論”激烈沖突，韓非被迫服毒自盡，年僅47歲。韓非知道自己的學說會被李斯發揚到極緻，但他猜不到25年後李斯的終局比他還慘：“具斯五刑，論腰斬鹹陽市”。李斯與韓非這一世的遇見和背棄，誰對誰錯，留給山河歲月去證明、去評說吧！這或許是《中國》開啟的另一條“對話”路徑。
大寫意手法頗具匠心
在“尋根”與“對話”之外，《中國》制作上的大寫意手法也頗具匠心。“以往的曆史題材紀錄片，多采用史料加解說的方式進行藝術呈現。《中國》用場景模拟、角色出演、情景再現等演繹形式呈現曆史，更為具象、更加豐富、更有藝術性。”
首先，全劇人物均沒有台詞，人物語言、心理和事迹均以全境聲前沿技術錄制的旁白解說完成。解說詞可謂滿載心血、情感和信仰，每一段配樂與人物故事也都相得益彰，帶給觀衆一種透視的真實感、回溯的代入感，好像你就是那一幕幕場景的旁觀者、一場場遇見的見證者。
其次，創作團隊把舞台擺在大自然中、錄音棚裡，一片沙丘、一灣水岸、幾處叢林、數座閣台、幾扇屏風、數段圍牆或城垛，演繹出千軍萬馬、大漠孤煙、廟堂荒野、商市酒肆、書院寺廟的無限空間；紀錄片用8k高清晰度拍攝，畫質優美，每一幀畫面都如剪影般散發着遙遠而清晰的光芒；演員的妝容和動态考究精緻，所有動态鏡頭一律減慢了速率節奏，特别具有古典的優雅和從容，符合中國傳統藝術的意境美。
若論片中最重要的“演員”，可能要推那隻貫穿全劇的中華田園犬了。它從孔孟的身邊從容走過，陪伴過劉徹的長夜和班超的孤旅，也跟随過江南的王導和蕭衍，又與獨斷而敏銳的宇文泰、遠交近攻的長孫晟、儒雅堅毅的楊堅相遇，最後在大唐盛放的輝煌中淡然穿越。這隻靜默笃定的小黃狗，或許象征着中華文化的本土性、原生性，或許有意指代農耕文明的理智和溫和，或許隐喻了儒家思想的忠信和友善，也有着濃濃的寫意色彩。
（作者機關：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來源： 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