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2018年4月評選出的“2017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江西鷹潭龍虎山大上清宮遺址赫然在列。魯迅在《小雜感》中說：“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道教作為中國本土原生的宗教，在近代化的曆程中遭受了巨大的沖擊，道教的聖地龍虎山大上清宮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坍塌傾覆、淪為廢墟、不為人知。那麼，曆史上的上清宮為什麼重要？為什麼曆年的考古發掘中又少有道教的建築、遺址入選？帶着這些問題，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了清華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文化遺産保護中心的陶金先生，他是上清宮遺址的發現者之一，同時也正在緻力于該遺址的保護與利用工程。2015年，憑借茅山德祐觀的設計，陶金獲得德國建築雜志bauwelt的“first work獎”提名。這也可能是中國大陸第一個現代風格的宗教建築。
與上清宮結緣
澎湃新聞：您最初是怎麼介入到大上清宮遺址發掘的？
陶金：最早是2014年初，江西省鷹潭市将于當年的年底舉辦第三屆國際道教論壇，為了承辦這項國際性的盛事，鷹潭市決定在龍虎山重建于上世紀初期毀于大火的上清宮，作為活動場所。龍虎山道教協會輾轉聯系到了清華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文化遺産保護中心。3月的時候，中心的副主任崔光海博士和我一起來到了龍虎山。當時我們到上清宮遺址的現場一看，發現了很多翠綠色的琉璃瓦碎片。我是北京人，從小在北海公園玩，到處都是這種顔色的琉璃瓦，是以比較敏感。
直覺告訴我們，這些琉璃瓦碎片底下有東西，我們于是當即建議有關機關暫緩施工，并展開考古發掘。鷹潭市的有關部門積極響應了這一提議，2014年6月，考古隊正式入駐。後來，果然在這下面發現了大上清宮的遺址。
陶金（左）與崔光海（右）博士在場地勘察現場
澎湃新聞：聽說您所在的清華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文化遺産保護中心為鷹潭龍虎山大上清宮遺址的保護和發掘提供了許多幫助，能否給我們介紹一下相關情況？
陶金：我們主要是提供一些技術支援吧。近代以來，道教經常被看作是迷信和糟粕，受到了很大的沖擊，以至于包括鷹潭本地老百姓在内，其實都不太清楚上清宮的重要性和它在中國曆史上的意義。我自己的興趣之一是道教儀式研究，但凡講到道教儀式，就繞不過張天師和龍虎山。中國台灣和法國的相關學者們，對龍虎山有着很深入的研究，我主要也是參考了他們的研究。從我個人而言，首先是給考古隊提供了一些資料吧，比如雍正時期上清宮的圖檔就是我從美國出版的圖錄上掃描并提供的。還有博物館裡的一些文字和圖檔材料，幫助整理上清宮的曆史。其次是開始啟動遺址保護和利用的相關規劃與建築設計。比較老派一些的文物專家會覺得，你既然是一個遺址，那最好就放在那，一動不動地展示給人看。但我們的團隊認為，上清宮是道教聖地，道教本身并沒有走入曆史，相反在最近幾十年裡反而經曆了很大程度上的複興。那麼，上清宮作為道教聖地，我們應該把遺址和它的過往以及未來聯系起來，沿着這個思路去做遺址保護，比如我們既保留老上清宮的地基，但也可以在地面加蓋保護建築，并作為儀式空間。以後龍虎山的宗教儀式，比如授箓和傳度，還可以在這裡舉行。這是我們在清明前報的方案，現在國家文物局也基本通過了，以後遺址上面會有建築。更何況，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就是像現在一樣，把遺址暴露在外面，也起不到保護的作用。江西的夏天溫度很高，冬天又很冷，幾個春夏秋冬下來，對現在的遺址會造成巨大的破壞。
關槐：《龍虎山圖》局部，其表現的是明代正德三年重修之後、雍正九年重修之前的上清宮建築規制（現藏于美國洛杉矶縣立藝術博物館）
北孔南張
澎湃新聞：從考古發掘的成果上來看，上清宮的建築與江西本地和其他地區的道教建築相比，有什麼樣的特點呢？
陶金：過去江西人到外地做生意，彼此之間互相幫助和提攜，成立江西會館，供同鄉同行集會、寄寓之用，江西會館又叫萬壽宮，裡面供奉的是許真君，他是魏晉時候的名士，後來被尊為江西的地方保護神，供奉他的祖廟是南昌建立縣的玉隆萬壽宮，規模十分宏偉。像萬壽宮這樣的建築，是典型的江西本地式樣。
但上清宮是北方“官式”。
江西建立縣玉隆萬壽宮高明殿 江西本地風格 四角起戗較高 建築立面組織靈活
北京故宮保和殿 與上清宮玉皇殿同為官式建築 起戗平穩 建築形式整齊劃一
我們去看上清宮遺址上的牆面，磚和磚之間縫隙很細，沒有灰漿，這是很複雜、很費工、費錢的一種工藝，叫“磨磚對縫”。像頤和園、圓明園以及紫禁城裡的一些牆面都是這麼個做法。上清宮現存的建築是清代官式，但我們通過查考資料和考古發掘，可以發現宋明兩代的上清宮，也是官式風格。明朝在江西有很多藩王，地方王府裡面的工匠與南北二京保持建築風格上的一緻，偶爾也會支援地方上的建設，是以有明一朝，在江西出現官式建築并不新鮮。
上清宮遺址 牆面采取磨磚對縫工藝
一般的磚瓦工藝
但在地方上發現清朝的官式建築就很新鮮了。首先，清朝在江西已經沒有藩王了，清代擴建上清宮的這些工匠應該不是來自江西本地，很可能是由杭州織造組織選派的，清朝的杭州織造與明代的藩王有些類似，他們都是屬于内廷這一個系統的，有别于外朝。
上清宮的擴建是在雍正朝，因為上清宮的道士婁近垣治好了他的病，他很感激。擴建用的是内務府的銀子，也就是皇上自己的錢，搞清楚錢從哪裡來的，這一點非常重要。
雍正二年，山東曲阜孔廟火災，也是皇上自己掏的内帑修複，是以從這個角度看，上清宮和曲阜孔廟同等重要，北孔南張，說的就是曲阜的衍聖公和龍虎山天師。
焦秉貞：《宮廷道場圖軸》這幅雍正年間圖軸的主角極有可能便是婁近垣本人（法台上中立穿紅衣者）
（現藏美國華盛頓密森尼學會弗利爾和沙可樂美術館）
總的來說，清朝是一個相對比較節儉的王朝，不太亂花錢。即使是敕建，也是把是把銀子撥到地方，讓地方上招工匠營造，是以也都是地方建築風格。像上清宮這樣，又給錢又派人，說明了雍正皇帝對上清宮的重視程度。
除了建築風格以外，關于上清宮，還有一點是我們一般所不注意的。整個上清宮周圍的山谷裡全是道院遺址，密度非常高，相當于一個山城。上清宮有三十六房道院，這是中國之最了。一個道院就像是一個大家庭，一個師父帶着徒弟們焚修，而整個上清宮就像是一個大的宗族，維系他們的是法脈，也就是虛拟血緣，因為上清宮的道士是要出家的，天師府的道士則是在家的。
澎湃新聞：在宗教考古中，佛教做得比較多，特别是對洞窟、石窟寺的研究，做的工作很多，但相反對道教考古做的工作較少。為什麼曆年的考古發掘中，少有道教的建築和遺址入選呢？
陶金：佛教從一開始，釋迦摩尼的那個年代，就有比較完整的僧團系統。出家人在一塊住，參修佛法，這樣的一種組織形式很容易形成大規模遺址。但是道教不一樣，道士們往往是一兩個人結伴，住在茅廬靜室裡，互相之間相對獨立。當然這都是佛教和道教最早期的情況，兩種截然不同的修行方法，導緻了聚落空間形式的不同。
從教義上來說，道教和佛教也很不一樣。雖然中國的僧人與道士都歸隐山林，但是佛教徒把山開鑿洞窟，然後在裡面雕刻佛像，其實是将山變為人形。但在道教的觀點反過來，認為自然本身就是最好的。道士們希望能夠通過修行，把自己的身體變成自然的一部分，要進入洞天之中，這等于是把人變成了山。這背後是中亞與東亞物質文化的本質差別，中亞物質文化背後實際是兩河、地中海，而東亞則是本土的。現在我們經常談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互通，很多西方學者習慣性的将在中國發現的東西都歸結于來自西方的啟發，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其實我們對于我們本土文化到底都具有什麼，還不是特别的清楚。
是以剛才說佛教和道教，其教義出發而引申出的修行方式群組織形式，使得道教不像佛教那樣熱衷于大開石窟，再加上乾隆以來對于道教始終采取壓制狀态，很多道觀傾頹，建築遺存自然就少了。
左：佛教雲岡石窟 将山嶽化為人形 右：道教内經圖 将人形化為山水
道教信仰、國家祭祀、儒家思想的調和處
澎湃新聞：上清宮在曆史上有“百神受職之所”之稱，這個說法是從何而來？龍虎山大上清宮在在整個中國道教史乃至宗教史上的重要意義，又該如何了解？
陶金：這個問題要說遠一點，先說說古代中國的信仰世界。
其實古代中國的信仰是以祭祀為核心。皇帝要祭天，諸侯祭山川，老百姓祭土地，這些神不隸屬于任何一個現代意義的“宗教”，或者說他不是一個西方意義的“宗教”，但卻完全滲透進了國家乃至一般老百姓的日常起居，比所謂的制度化的宗教：比如佛教乃至後來傳入的基督宗教的影響力要大得多。在中國近代化的過程中，自清末以來，尤其是五四以後，政府把這些統統看作是迷信，政府的觀點來自于西方，根源上是明清以來傳教士。法國漢學家施舟人教授對于這個“誤解”的過程有着深刻的檢討。于是乎，在西方的觀念下，本來作為國體的祭祀制度被當做封建糟粕給掃蕩了，一直持續到今天。我們現在的一些地方基層幹部仍然緻力于拆除土地廟。
但我們翻開過去老的縣志，都是地方上的神祠排列在先，佛教寺院排列在後。
道教從唐代開始，在皇帝與朝廷的授意下，開始接手五嶽的祭祀，到了宋代開始接管地方神祠。比如城隍廟，最開始跟道教并無關系，後來在國家權力的滲透下下，城隍廟基本都由道士來負責管理，同時城隍所轄陰兵也在雷法的儀式中扮演了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經典的道教信仰與國家祭祀之間，上清宮扮演了一個接駁點。與其他道觀相比，上清宮由朝廷認定，成為從道化的角度賦予地方神信仰合法性的重要作用。我們知道“忠孝節義，死而成神”，在中國古代某地的一位鄉賢去世了，老百姓逐漸把他供奉成了神，逢年過節還要拜他祈福。但不是每一處的鄉賢都能成為地方官府所承認的“正神”，這些地方長官受儒家文化影響，常常會認為這些是“怪力亂神”的“淫祀”（指不合禮制的祭祀，包含了越份之祭與未列入祀典之祭兩種），必須禁止。這個沖突怎麼解決呢？根據我們所能掌握的文獻，龍虎山天師扮演了調和官-民關系的角色，他可以利用自己的官方身份（曆代天師皆由皇帝敕封）來在上清宮舉行醮典，為這位地方上的神明參授正一法箓，使其歸順大道，進而成為能夠造福一方的正神。被“授箓”後的神明，猶如進了“封神榜”，由于龍虎山天師的威信、上清宮的合法地位，地方長官也予以認可，并允許當地百姓建廟祭祀和敬拜。由此，龍虎山上清宮才被稱為“百神受職之所”。我們剛才說了，古代中國社會很大程度上是靠國家與地方祭祀凝聚在一起的，也就是一個禮樂社會。從宋以後，道教就開始與帝制中國的祭祀系統合軌，而上清宮起到了調和以儒家思想為本位的士大夫群體與老百姓所崇奉的“淫祀”之間沖突的重要作用。
以五十三代天師張洪任的名義頒授的“神箓”按其所言“遠叩福地龍虎山正一萬法宗壇嗣漢五十代天師張真人府下，代神拜受《玉清三洞含真體道升仙經箓》……雲雲”（現藏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上清宮是唐宋道教變革的集中載體
澎湃新聞：道教的教義群組織形式，是否以唐宋為界，發生了一個比較大的轉變？
陶金：是的，中國傳統的宇宙論、身體觀，在道教裡有着系統的儲存。看唐以前的道教，其實很有意思。道教從東漢開始，成為一個制度化的、所謂的“進階宗教”。當時的人們熱衷谶緯，這樣根據周易的推衍，發現這個宇宙就像六十四卦一樣，有生成也有毀滅，到了一個“陽九陰六”的時節，整個時空都會陷入混沌。由此，為了能夠救度善人免于混沌，老君下降，為天師張道陵授受了“三天正法”，教給老百姓行善、謝罪的方法。這個宇宙在混沌中經過很多年，會從一個點重新化生出來，也就是所謂的三生萬物，在上一世奉行大道教誡的道民，便能夠在混沌之後的太平之世“回骸起死”，成為新世界中善的種子。簡單的說，早期的道教的核心在于“救度”。那麼道教作為一個改革性的宗教，它是堅決反對祭祀的，因為《道德經》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大道是不會降福給一個有罪的人的，單憑祭祀是無法獲得上天的祝福，是以道教的齋儀都是以謝罪作為祈福之法。
龍虎山恰恰是從唐末開始，在南宋逐漸成為道教的中心，也正是唐宋道教變革的集中載體。這裡有幾條線索。先是北宋徽宗朝，把天壇上祭祀的昊天上帝與道教的玉皇上帝劃了等号，也就是說，道教内部有了一位皇帝，這就給收并各路地方神提供了一位宗主。再一點，從南宋以後，龍虎山張天師将當時活躍的各個道教法派統一了起來，這些法派各有各的神譜神系，通過朝廷設立“萬法宗壇”，這些道法被官方地整合了起來。另外在國家和社會層面，張天師在龍虎山掌理道教，而京師以及地方上的道士則開始管理祠廟、負責祭祀，道士們從衆生的救度者轉變成了地方信仰與國家的紐帶，現在各個地方基層，都存在着所謂的“散居道士”或者“道士先生”，他們往往是本地文脈的主要承載者，掌握着地方人生禮儀的全部知識，有時甚至是地方非遺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