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聖：妻子成就了我

陶希聖

在中國現代史上，民國才子陶希聖可謂赫赫有名，曾開創了“陶希聖”時代，又因輔佐蔣介石而成為國民黨權威理論家，并赢得“蔣介石禦筆”之名。而這樣一個令世人矚目的大師級人物，他一生最感激的是妻子萬冰如。

1922年，從北京大學畢業的陶希聖接到了安徽省立法政學校的聘書，他自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回湖北鄉下接妻子。結婚四年來，因為連生兩個女兒，婆媳關系一直緊張，丈夫又長年在外，賢惠的萬冰如隻能忍氣吞聲，再加上長女因不被重視而生病夭折，萬冰如在家中的日子并不好過。這一次，陶希聖要帶她一起走，從此共擔苦樂。

有妻子，有孩子，家終于像個家，白天他去學校，她就在家裡擺弄菜圃，種些他喜歡吃的蔬菜；晚上他回來，一家人其樂融融。身處動蕩年代，懷着齊家治國大夢的陶希聖難免迷茫和彷徨，悲觀情緒常常左右着他。每當這時，樂觀豁達的萬冰如就給他做家鄉菜、唱家鄉曲，像陽光一樣驅散他心中的陰霾。

1925年，受商務印書館委托，陶希聖撰文抨擊英國巡捕在五卅慘案中的暴行。面對政府和英國的雙重壓力，陶希聖不卑不亢、誓不低頭，幾場當庭辯論更駁得法官無言以對，一夜之間，陶希聖在上海灘無人不知。名聲漸響之後，陶希聖先後受聘于北大、清華等學府任法學教授，與胡适一起主編《獨立評論》。在這些成就的背後，是賢惠的萬冰如讓他沒有後顧之憂。

北伐開始後，陶希聖受聘為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政治教官，在那裡，他見到了汪精衛，并深得其賞識。武漢失守後，面對長驅直入的日本軍隊，陶希聖不得不把妻兒送到戰火燒不到的香港，一個人留在國民政府宣傳部長的位置上，但是汪精衛的親日舉動讓看多了人世風雲、原本就悲觀的陶希聖更加迷茫。

汪精衛的賣國行徑大白于天下後，日本方面提出了《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陶希聖深知自己如果在條約上簽字，勢必會成為賣國的罪人。在給妻子的信中，他的筆觸低沉哀傷：“我自投到山窮水盡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窮水盡的想頭。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黃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卻已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萬冰如的回信隻有一句：“等我，我來。”

1939年12月，萬冰如帶着五個子女從香港抵達上海，在法租界租下一幢房子，陶希聖終于得以找借口離開汪精衛的監視，搬來與妻子同住。

作為局外人，萬冰如冷靜地分析了當下的局勢，要求陶希聖立即想辦法脫離險境：“如果你敢在和約上簽字，我就打死你。”

她的堅定，對彷徨的他來說，無疑是一針鎮靜劑。

第二天，萬冰如去拜訪汪精衛夫人陳璧君，謊稱“這次我帶着孩子來上海，就是要讓丈夫去掉後顧之憂，誓死追随汪先生”，還表達了照顧丈夫的心願。在得到陳璧君首肯之後，她立即把陶希聖送出了汪精衛的監視範圍。

在萬冰如的安排下，陶希聖與同樣一心報國的外交部次長秘密逃往香港，在郵輪上，他們起草了給香港《大公報》的公開信。

意料之中，陶希聖二人的失蹤引起了汪精衛的懷疑，滞留上海的萬冰如母子被嚴密監控。她深知汪精衛不可能讓她帶着所有孩子一道離開，于是機智地主動要求留下三個在上海讀書的孩子，自己隻帶兩個小兒子回香港，這相當于給汪精衛留下了人質。

萬冰如帶着孩子回到香港之後，陶希聖一方面加緊公開汪精衛賣國和約的詳細内容，一方面請上海抗日救亡組織營救尚在汪精衛控制之下的三個孩子。

經過周密的策劃，三個孩子終于成功上船，陶希聖立即在香港《大公報》頭版全文刊出《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及其附件的原文照片。第二天，重慶、昆明各地報紙紛紛轉載，一時舉國嘩然，群情激憤。這一消息如晴天霹靂，使汪精衛驚慌失措，陳璧君更氣急敗壞地承認自己栽在一個“鄉下女人”手裡。

正是這個的“鄉下女人”以旁觀者的冷靜和決然給陶希聖做了最堅實的後盾，把他從賣國賊的懸崖邊上拉了回來。在給女兒的信裡，陶希聖這樣評價萬冰如：“汝母雖未受學校教育，然決非如汝等所想象之鄉下舊式女人。蓋學識之來源在社會而不在于課本。”

之後，他在香港辦報紙、做新聞，她耕織漿補；他被批判、被打壓，她溫酒規勸：“我雖沒見識過國事，卻懂得民之根本。唯一的底線是賣國、欺民、滅祖的事，咱不能幹。”

以學術著稱的陶希聖骨子裡帶着中國傳統文人的文弱，他是個号學者，卻絕非一個高瞻遠矚的政客，但是在萬冰如的苦口婆心下，他的報紙成為“民之善言，國之警鐘”。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萬冰如規勸陶希聖帶着報紙的骨幹先行回到内地，自己則帶着孩子們随難民内遷，曆時五個多月才抵達重慶。每到一個城市，她都會寫一封信投進郵筒，有的甚至連位址都沒有，她隻願丈夫能收到。

那時，陶希聖已經找到了國民政府，并出任蔣介石侍從室上校秘書，為國民政府草拟重要文告。

亂世之中，一家人重新團圓，這讓他精神一振，報效祖國的熱情再次高漲。随後他任國民黨中宣部次長，并于1943年出版了為蔣介石代筆撰寫的《中國之命運》，不久又升為少将，成為國民政府最後的理論權威和國事權威。而他每一次講話都要稱贊自己的賢内助。

1975年，萬冰如去世。陶希聖猶如失去主心骨，之後，他辭官隐居，以著書為事，再不過問政治。

“若無紅粉多得力，哪有鳳凰枝上栖。”陶希聖用詩作這樣評價妻子。從才華橫溢的文弱書生到海内共賞的法學教授，從迷途亡命的“漢奸”到熱血豪壯的“文膽”，妻子始終陪在他的身旁。正是妻子每逢關鍵時刻的從旁提點，這才成就了陶希聖。 （來源|百家講壇 作者|劉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