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一位知名學者講過這樣兩句話。第一句話，因為疑古運動，中國五千年的曆史文化一下子縮短了一半，“造成了古代曆史文化的空白”。第二句話，中華文明的形成是以《史記·五帝本紀》記載的黃帝時代為标志的。[1]這兩句話在中國的古史研究領域是有一些市場的，但事實上，這兩句話具有鮮明的“本本主義”特征，且存在着對“曆史”概念的曲解。下面，我們就來談談“曆史”這個概念。
《古史辨》書影
從概念内涵來說，曆史有兩種不同的定義：一種是指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過程。就此而言，曆史是客觀的，它的存在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比如，就良渚文化而言，我們就不能說把它放在三千年前才可以稱為“文明”，放在五千年前就不可以稱為“文明”；也不能說把它放在黃河流域才可以稱為“文明”，放在長江流域就不可以稱為“文明”；更不能說它被文獻記錄了才可以稱為“文明”，沒有被文獻記錄就不可以稱為“文明”。這是因為良渚文化是客觀存在過的曆史。它是否應該被定義為文明，隻與考古發掘所呈現出來的基本事實有關，而與其所處時代、所處地域、是否為文獻記錄沒有關系。
良渚古城全貌（圖源：北京日報）
良渚遺址的年代為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2300年，擁有面積達300萬平方米的巨大城邑，這樣規模的城邑沒有一個複雜的社會管理系統是不可能完成的。就此來說，良渚古城的存在無疑證明了良渚王權的存在。另一方面，良渚發現了含精美神徽圖像的玉琮，學者們普遍認為這是良渚擁有複雜的宗教信仰系統的标志。在文明形成的初期，宗教信仰的出現對于建立社會的倫理秩序具有進步意義。東亞擁有獨具特色的祖先崇拜，其文化淵源是否可以溯及于此，無疑都值得進一步研究。
世界著名考古學家科林·倫福儒先生認為，良渚是東亞最早進入文明社會的古代國家，可以媲美古埃及和蘇美爾文明，這無疑是有充分依據的。[2]是以，單就考古材料來說，以良渚文化進入文明時代為标志，中國擁有5000年的文明曆史就已經是一個不需要文獻證明就已經存在的客觀事實。
良渚博物館（圖源：pconline）
曆史的另一種定義是指研究者對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記錄。這類記錄由于難免受到研究者主觀因素的影響，是以，對傳世文獻進行辨析是曆史研究者在把考古材料與文獻記錄進行結合之前首先需要完成的工作。
筆者在古史研究的過程中得到的總體認識是，中國先秦文獻的記載大多具有較強的可信度，而先秦以後文獻中出現的那些系統化的整理、解釋、注疏造成的問題則頗為不少，這其中也包括《史記》。是以，筆者的看法是，研究中國先秦史，原則上我們應當以先秦時代的傳世文獻和唐代以前的出土材料為主。唐代曾對古代文獻進行過大規模整理，宋代雕版印刷術的出現，又進一步把唐代的許多古字、俗字進行了重訂。我們現在能讀到的所謂古籍，其文本大多就是唐宋時期定型的。從這個角度來說，研究古代曆史，盡可能地熟悉和掌握出土文獻更加重要。
《史記》唐代抄本和宋代刻本
對于傳世文獻存在的種種問題，雖然以顧颉剛為首的古史辨派學者曾經進行過猛烈批判，但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有學者提出“走出疑古時代”的口号後[3]，“信古”之風在中國古史學界大有卷土重來之勢。其具體表現在，個别研究者在缺乏對文獻記載的先秦史體系進行反思的情況下，便大膽地把一些年代為四五千年前的考古文化與黃帝、堯等古代傳說中的帝王聯系了起來。
研究中華文明的形成，重建中國古史體系，保證材料的可靠性是研究的生命線。郭沫若曾經說：“材料不夠固然大成問題，而材料的真僞或時代性如未規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還要更加危險。因為材料缺乏，頂多得不出結論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會得出錯誤的結論。”[4]此言可謂振聾發聩。比如，像《帝王世紀》、《路史》這些問題叢生的文獻，[5]如果不經過嚴格辨僞就用來作為史料來源，無疑就極具風險。
目前，中國史學界研究先秦曆史主要依據的古史年代架構出自《史記》。這個年代架構可以概括為先五帝、後三代，前後相襲，線性發展。蘇秉琦教授曾形象地把這個年代架構稱為“串糖葫蘆”。[6]1923年，顧颉剛就指出，要建立信史，需要打破民族出于一進制、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7]考古發掘表明，中國在進入青銅時代前，各區域雖然已經出現了密切交流，但還沒有出現統一的文化。基于此，蘇秉琦教授提出了考古學上的“滿天星鬥”、“多元一體”的觀點，無疑這是符合曆史實際的。據此，我們可以斷言，要麼《史記》記載的黃帝時代晚于中華文明的起源時代，要麼便是《史記》記載的曆史年代架構出了錯誤。這兩種情況無論哪一種為真，都意味着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司馬遷提供的中國古史體系。
蘇秉琦和張光直先生（圖源：搜狐）
事實上，這些年大量出土的考古材料确實表明，《史記》的記錄存在着大量問題。比如，馬王堆戰國縱橫家帛書的出現，證明《史記》對蘇秦的記載已近乎小說家言；[8]睡虎地秦簡的出現，證明《史記》對白起的記載存在嚴重的編年錯誤；[9]裡耶秦簡、嶽麓秦簡的出現，證明《史記》對秦王朝及秦始皇的描述有許多地方失實；[10]清華簡《系年》的出現，連同西晉時期出土的《竹書紀年》共同證明《史記》對西周末年的幽王之亂的記載存在重大缺陷。一方面，司馬遷把子虛烏有的“烽火戲諸侯”記載得繪聲繪色，另一方面對“二王并立”的重大曆史事件卻又隻字不提。[11]
馬王堆戰國縱橫家帛書
上面提到的這些問題還隻是局部問題。清華簡《楚居》、上博簡《子羔》、郭店簡《窮達以時》的出現，則進一步表明《史記》先五帝、後三代的整個古史架構其實也大有疑問。比如，上博簡《子羔》記載，夏禹、商契、周棄均有各自獨立的天降傳說，證明《帝系》和《史記》把夏商周三代始祖均歸于黃帝譜系的觀念在戰國中期仍然沒有出現。[12]再比如，清華簡《楚居》中的季連生活在商代，[13]郭店簡《窮達以時》中的臯陶生活在武丁時期，[14]而按《史記》的曆史體系，季連和臯陶原本與大禹生活的年代相當。
清華簡《楚居》局部（圖源：搜狐）
按照《左傳》哀公元年的記載，後羿代夏後完成“夏朝中興”的少康曾擔任有仍氏牧正。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三星堆遺址旁邊的竹瓦街正好出土了一件含有“牧正”銘文的青銅觯。[15]更令人驚歎的是，把《楚居》、《窮達以時》和竹瓦街“牧正”青銅觯進行年代系聯，結果可以發現這個時間軸線竟然與先秦文獻對夏代曆史的記載若合符契。有鑒于此，筆者提出了“夏商并行”的觀點，并完成了《一個重要的假設：論廣漢三星堆、成都金沙為夏文化的22個證據》這篇文章。
牧正父己青銅觯（四川博物館藏）
筆者的觀點是否正确，當然可以繼續讨論。但有一點我相信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研究先秦曆史時，對各類文獻先進行全方位稽核是有必要的。班固稱《史記》為信史。過去，在缺乏新材料的情況下，那我們可以采信班固的說法而無須去質疑《史記》的中國古史體系是否可靠。而現在，大量的考古材料已經擺在我們面前，自然我們就應該有一個實事求是的态度。
我們都知道，中國學術界在這些年基于《史記》的古史體系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比如，上個世紀末開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制定的《夏商周年表》，這些年大量學者支援的“二裡頭夏都說”以及“陶寺堯都說”，乃至新近某些學者提出的河南雙槐樹遺址為黃帝時代古國說等等，所有這些觀點都是在預設《史記》的古史年代架構可靠的情況下提出的。就此而言，為了使中國的古史研究站在一個更為可靠的基礎上，對《史記》的古史體系進行審查已是刻不容緩。
二裡頭遺址博物館（圖源：鳳凰網）
與世界上其他的古老文明相比，擁有大量的曆史文獻記錄無疑是中華文明的一個特色。但是，我們也必須要看到，中華文明的古老絕不是靠文獻記錄來支撐的，而是靠實打實的考古遺址來支撐的。中國古史學界有一種怪現象，那就是一旦有一個重要的考古文化出來，哪怕這個考古文化的年代遠在文獻記錄出現之前的一兩千年，就會有那麼一些學者試圖從故紙堆中去尋找依據，好像唯有考古文化被文獻記錄過了才能證明中華文明的偉大。這種行為其實就是曆史研究中的“本本主義”，與弘揚中國的曆史文化傳統一點兒關系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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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學勤：《古史、考古學與炎黃二帝》，《走出疑古時代》，遼甯大學出版社，1994年。
[2] 《劍橋考古學教授倫福儒：從古希臘雕塑與良渚玉琮看史前社會》，中國考古網，2017年12月22日；科林·倫福儒，劉斌：《中國複雜社會的出現：以良渚為例》，《南方文物》2018年第1期。
[3] 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中國文化》1992年第2期。
[4] 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2卷，第3頁。
[5] 餘方平：《對皇甫谧〈帝王世紀〉的再評價：以〈帝王世紀〉對幾個重要地望的臆斷為例》，《河南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
[6]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三聯書店，1999年，第4頁。
[7] 顧颉剛：《答劉胡兩先生書》，《古史辨》第1冊，第99-102頁。
[8]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戰國縱橫家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
[9] 徐世權：《據秦簡〈編年記〉談〈史記白起列傳〉的編年錯誤問題》，《古文字研究》2018年。
[10] 曹旅甯：《嶽麓秦簡所見秦始皇南征史事考釋》，《秦漢研究》2018年。
[11] 晁福林：《清華簡〈系年〉與兩周之際史事的重構》，《曆史研究》2013年第6期。
[12] 裘錫圭：《中國古代文獻十講》，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0頁。
[13] 李學勤：《論清華簡〈楚居〉中的古史傳說》，《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53-58頁。
[14] 徐在國：《釋“咎繇”》，《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9年第3期。
[15] 王家祐：《記四川彭縣竹瓦街出土的銅器》，《文物》196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