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胡毓堃
最近，波蘭又和歐盟杠上了。
10月7日，波蘭憲法法院做出裁決——歐洲法院幹涉波蘭司法改革、違反波蘭憲法，而波蘭國内法律相比于歐盟法律具有優先權。
此舉一出，全歐嘩然。10月19日的歐洲議會會議，以及10月21日至22日舉行的歐洲理事會（歐盟峰會）上，歐盟及其衆多成員國上司人向波蘭集體發難。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指責波蘭“質疑歐盟的根基，是對歐洲法律秩序統一的直接挑戰”，表示歐盟委員會将采取行動阻止波蘭破壞歐盟的價值觀。
面對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對歐盟“威脅勒索”和“暗中擴大權限”的回擊，歐洲議會衆多議員輪番予以抨擊，雙方激辯超過四個小時。憤怒之下，馮德萊恩提出了三項歐盟可能采取的制裁措施，即針對波蘭憲法法院的裁決采取法律行動，可能扣留570億歐元的新冠疫情纾困貸款，中止波蘭作為歐盟成員國的部分權利。
馮德萊恩（左）與莫拉維茨基（右一）在歐洲議會上激烈辯論。
意識到歐盟真有可能減少撥款，莫拉維茨基在10月25日接受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時，加大火力指責歐盟委員會此舉為“發起第三次世界大戰”，而波蘭将會拿起“一切可支配的武器來捍衛我們的權利”。
叫闆歐盟，為什麼總是波蘭？
事實上，波蘭“叫闆”歐盟已不止一次。自2015年波蘭法律與公正黨執政以來，波蘭與歐盟在憲法與司法問題上不時“隔空交火”。
2015年底，新執政的法律與公正黨就憲法法院五名新任法官的任命問題，與憲法法院産生分歧；面對自己尚未主導的司法系統，執政黨主導通過立法，要求其提名的法官即刻履職，無視憲法法院對于該立法的違憲裁決，引發了不大不小的“2015年波蘭憲法法院危機”。
由此，歐盟開始啟動其“核選項”——《裡斯本條約》第七條，對波蘭“威脅法治”的行為開展調查。根據該條款，如果歐盟成員國被認定有“嚴重且持續違反歐盟價值觀”的行為，經特定多數成員國同意後，歐盟有權予以懲罰，其措施包括削減歐盟撥款，以及暫停該成員國在歐洲理事會的投票權。
到了2017年，法律與公正黨控制的波蘭議會通過了三項涉及司法改革的法案，使得該黨主導的議會、全國司法委員會和司法部長分别掌握了最高法院和普通法院法官的任免權。法案出台後，不僅在國内引起軒然大波，歐盟也對波蘭發起了第二階段調查。同年12月，歐盟委員會稱波蘭有13部法律對該國司法系統構成了破壞，是對法治的威脅，并将其形容為更新版的憲法危機。
由于彼時正處于英國“脫歐”的關鍵時期，歐盟無暇顧及對波蘭的實質性懲罰，加上“核選項”懲罰條款的啟動門檻頗高，需要相關成員國一緻同意，波蘭與匈牙利等立場契合的中東歐國家便可互相支援，否決針對彼此的懲罰條款，令歐盟的反制措施難以産生實質性效果。
進入2020年，随着英國正式脫歐，騰出精力的歐盟第一時間重新“安内”。當年1月，歐洲議會通過決議，要求繼續落實對波蘭和匈牙利的“核選項”條款，引發兩國強烈反彈。法律與公正黨表示“歐盟無權要求歐洲法院對成員國采取此類措施”，而該黨領袖、波蘭前總理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更是揚言波蘭人有權生活在主權國家之中，流露出威脅退出歐盟的意味。
今年7月，歐洲法院判定波蘭司法改革違反“法治原則”，要求波蘭暫停其在2020年設立、專門針對法官的紀律審查機構。波蘭政府拒絕執行，并訴諸本國憲法法院。這便有了10月初那一紙令歐盟出離憤怒的裁決。
正是因為這些年雙方持續加深的裂痕，波蘭近日的舉動也是自然而然的結果。不可否認的是，波蘭這些年對歐盟的“離經叛道”，與該國所處的實際情況息息相關。
作為典型的右翼民族保守主義政黨，法律與公正黨的上台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右翼民粹主義擡頭盛行的産物。相比于最大在野黨公民綱領黨，該黨在經濟社會領域持保護主義立場。同時，該黨秉持軟性的歐洲懷疑主義立場，是歐洲保守派和改革主義者黨的成員。這種與原先執政的公民綱領黨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态，決定了波蘭新政府必會出台截然不同的政策，與堅持傳統價值的歐盟沖突也在所難免。
就最為嚴重的“憲法危機”（或司法改革）而言，法律與公正黨政府的初衷便是要在司法系統安排“忠于自己”的法官，以便其立法、施政不會遭遇來自司法領域的阻礙。在該黨剛赢得執政權時，憲法法院時任15名法官中有九人為公民綱領黨及其盟友提名任命，顯然被新政府視為潛在的威脅：一旦自己試圖通過的任何法案被意識形态對立的法官們裁決為“違憲”，便意味着施政可能會“癱瘓”。
2019年底，波蘭議會通過的兩名憲法法院法官任命，二人均已超過法定退休年齡（65歲）。
将司法系統作為政黨政治鬥争的工具并不罕見，但波蘭此舉實在過于紮眼，用《金融時報》的話說，是“逐漸令司法系統從屬于行政系統”，自然與歐盟強調的“司法獨立”不相容，批評者甚至稱之為對歐盟價值觀的反叛。波蘭政府一句“改革低效的制度”解釋，顯然不能令歐盟信服。
不止于波蘭：歐盟結構性沖突的挑戰
波蘭的司法改革，帶來的不隻是波蘭和歐盟就司法問題本身的分歧。波蘭憲法法院的一紙裁決，以及波蘭政府關于歐盟“非法越權、幹涉波蘭司法”的回擊，不僅引發了部分媒體關于波蘭可能下一個“脫歐”的顧慮，更揭開了歐盟長期存在的結構性沖突。
首先，以波蘭、匈牙利為代表的中東歐國家與歐盟沖突更新，凸顯了歐盟内部長期存在的“東西裂痕”。
2004年5月最近一波大規模東擴後，波蘭、匈牙利、捷克等10個中東歐國家成為歐盟成員。随着這些國家進入歐洲單一市場和關稅同盟區，它們也享受到了歐洲一體化帶來的紅利，在曆經上世紀90年代的經濟體制轉型後，更加順利地搭上了經濟增長的快車道，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2000年至2019年，中東歐國家年度gdp增長情況，其中2009年因國際金融危機出現負增長，來源：world bank
然而，經濟發展的紅利未必持久，可中東歐與歐盟其它成員國在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的不平衡卻有增無減，其背後的曆史傳統、地理位置、社會機制、價值觀念等各領域更是長期存在差異。在此情況下，任何熱點議題的出現，都有可能引發中東歐國家與歐盟的“歐洲價值觀”與發展方式選擇之争。
就移民問題和難民政策而言，波蘭等東歐國家處于歐盟最東部的陸地邊界，是域外難民通過陸路湧入歐盟的第一道“防線”，也是必經之地。近年來中東等熱點地區局勢不穩，難民危機爆發，波蘭、匈牙利等國自然首當其沖。近日白俄羅斯試圖利用“借道”的難民群體向歐盟施壓，最緊張的必然是與之接壤的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
與此同時，這些中東歐國家的經濟發展水準、人口與社會多元化程度又無法與地理上更加遠離“邊界”的西歐國家們相提并論，經濟與社會承載力更加薄弱。這種情況下，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将移民稱為“穆斯林侵略者”、提議兩年内禁止任何移民，自然得到了波蘭的更多了解，但遭緻歐盟指責。
匈牙利在其與塞爾維亞的邊界設定屏障，阻止移民湧入。
而在堕胎問題和媒體管控等議題上，波蘭等中東歐國家的保守政策也離不開這些國家偏保守的宗教社會土壤，以及與西歐國家不同的曆史發展背景。如果歐盟隻以在西歐國家具有深厚傳統的進步主義思想予以衡量，那麼在這一問題上與中東歐國家便無法達成了解與共識。
即使是在歐盟基本保持一緻的對外政策方面，中東歐國家在基調上也與歐盟其它國家并不完全同步，尤其是在對待俄羅斯的問題上。畢竟，波蘭、匈牙利等國與俄羅斯無論從地理距離還是二戰後的曆史淵源，都與西歐各國很不一樣，在“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和與俄打交道的問題上看似更為意識形态導向，也就不足為奇了。
到了這一輪的司法改革與法律優先權之争，更是觸及到歐盟另一個深遠而持久的結構性沖突：超國家主義與主權國家理念之間難以取得的平衡，以及不可避免的沖突。
“超國家主義”和“政府間主義”是歐傳統盟的兩大支柱，這兩種理念的碰撞和融合也構成了歐洲一體化程序的主旋律。前者強調歐盟擁有高于成員國的權威與權力，而後者關注各成員國在歐盟規則制定過程中的重要性。但無論如何，關于這兩大支柱的辯論，始終圍繞着為歐盟共同體建立有效的規則與管理運作機制。
按照歐盟官方的解釋，歐盟的獨特之處便在于這種超國家主義：盡管各成員國保持其主權與獨立國家地位，但它們決定在需要合作共事的領域讓渡一部分“主權”，交給歐盟。前後半句話在字面上肉眼可見地自相沖突，落實到政治實踐中，勢必更加尖銳。
關于歐盟權威與各成員國主權的邊界劃分，歐盟曾多次通過締結條約予以确定。就此次波蘭與歐盟的法律權威之争而言，雙方所訴諸的都是《裡斯本條約》的同一附件。根據該檔案陳述，如果歐盟相關法律與某一成員國相關法律産生沖突，那麼歐盟法律高于後者。
問題在于，該檔案也承認了這一原則并不在《裡斯本條約》正文的白紙黑字中，隻是存在于一份簡短的聲明中，而這份聲明後來成為了《裡斯本條約》的附件。此外，根據該文本的描述，歐盟法律優先性原則是通過歐洲法院的判例法發展、确立，更為具體實踐增添了不确定性。于是，針對同一份法律文本，波蘭、匈牙利和歐盟給出了截然相反的解讀。
條約文字的模糊性，正是源于歐盟這一超國家主義理念必然的沖突。
對于包括波蘭在内的各成員國來說，歐洲一體化的紅利，以及在歐盟中享有的各項權利與福利（比如疫情纾困巨額貸款）不舍得放棄；但要為歐盟承擔過重的義務，或者在危機之下為其它成員國“買單”（如歐債危機），又讓它們不時産生懷疑。而一旦本國主權的收縮和壓制到了容忍限度之下，便出現了波蘭、匈牙利與歐盟的沖突公開化現象。
當然，波蘭還不至于為了這一次法權之争而真的“脫歐”。法律與公正黨一再表示波蘭無意“脫歐”，莫拉維茨基在歐洲議會與歐盟其它成員國激辯時也表示“我們不應傳播波蘭‘脫歐’的謠言”。“留歐”在波蘭的民意基礎更是雄厚：近年來多項民意調查表明，近九成波蘭群眾支援留歐；即便今年7月，波蘭和歐盟在司法改革問題上沖突激化時，波蘭《共和報》的民調也顯示62.6%的群眾反對“脫歐”，遠高于“脫歐”支援者（16.9%）。
真正的問題在于，成員國國情迥異、超國家主義與主權國家邊界不明，結構性沖突沒有根本性緩解的情況下，波蘭不會是最後一個與歐盟叫闆的成員國，歐洲懷疑主義的聲音不會被打消，“脫歐”的顧慮随時有可能在其它成員國顯現，歐盟的根基也面臨着持續的挑戰。
70多年前在超國家主義指導下開啟的歐洲一體化程序，如何順應新時代而穩固基石、持續發展，考驗的是歐盟及其各成員國上司人的智慧。
（胡毓堃，中國翻譯協會會員、國際政治觀察分析者 胡毓堃）
責任編輯：朱鄭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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