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的資助下，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我到日本東京東洋文庫進行了為期8個月的考察、研究。這實在是非常幸運而寶貴的一次機會！
（一）
10月3日下午3點餘，我在小浜正子老師（現為日本大學文理學部教授）的引領下，來到了位于文京區本駒込2丁目28番21号的東洋文庫。東洋文庫是日本東方學研究的重鎮，其前身是清末民初位于北京的莫理循文庫（morrison library）。1917年日本财閥岩崎久彌男爵出資35萬英鎊，将其2.4萬冊有關遠東問題（主要是中國問題）的珍貴西籍悉數購下，并運至東京。經整理後，于1924年對外開放，定名為東洋文庫。1948年起，該文庫隸屬于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迄今藏書已達100萬冊。
2006年初我首次訪日時，岩間一弘先生（現為慶應義塾大學教授）曾領我來此走馬看花。不過，現在的東洋文庫已經建起了一棟很氣派的新樓，有7層之高。在底樓進門左側的辦公區域，我拜會了文庫研究部的負責人會谷佳光先生（研究部課長、主幹研究員）和山村義照先生。後者随即給我了一張“書庫入場許可證”，憑借此證，以後的8個月我便可以自由出入文庫裡的各個書庫，這當然是給我這個“外國研究員”的優待。山村先生随後又将我帶至7樓，那裡有一個公用的大研究室，已經為我準備了辦公桌子，接着他又引領我浏覽各個書庫。
山村先生和我年齡相仿，為人非常客氣，幾乎每講一句話就深深一鞠躬，帶動我也不得不時時鞠躬還禮。後來我曾問小浜老師，“他這麼多鞠躬，一天下來一定會非常辛苦吧”。小浜老師答道：“他是特别客氣的人，一般的日本人也不是這樣的。” 山村是研究日本近代政治史的，不會中文，似乎也不會英文。和他溝通隻能依賴我那可憐的日語，要麼就是靠手勢或筆談，或是求助旁人翻譯。
10月5日上午，我正式來到東洋文庫“上班”。從底樓的電梯可以直上7樓的大研究室。進門時可見一位接待人員坐在右側，左側則是一個告示欄，上面貼有一些學術活動的海報。在附近的角落裡有一個盥洗室，還有飲水機和咖啡機。研究室的中間是一排排書架，堆滿了各類史學書籍，其中又以工具書居多。房間朝窗一側有許多連在一起的辦公桌，供來訪的研究人員使用，旁邊放置有兩三台大影印機。房間另一側通向一兩間小會議室和會客室，有些小型的讨論會常在裡面進行。房間後側亦與數個小型研究室相通，著名學者本莊比佐子（中國近現代史）、大島立子（蒙古史）、土肥祐子（南宋史）教授常常進進出出。整個7層有wifi，輸入密碼後即可使用。研究室星期一、三、四、五每天早上9點開放，晚5點關門。若星期六進門的話，則需要輸入密碼。星期二、六、日是休館日。
大研究室的接待人員是非常勤性質的，每天都由不同的人輪流充任，我先後認識了多多良圭介、谷家章子、金子由紀、矢野真弓、原瑠美等人，而其中又與多多良君接觸最多。多多良是個身材不高、長相俊秀、為人謙恭的小夥子，34歲，未婚，九州大分縣人，已在日本大學文理學部拿了博士，學位論文是有關清代中國的法醫問題。此前他曾到台灣師範大學訪學一年，是以漢語聽、說比較流暢，當我與其他日本學者交談時，他常常為我當翻譯。在8個月中，他對我關照有加，我們曾經多次飲酒叙談。每當生活上、學術上和語言上有問題時，我都會向他咨詢。他曾告訴我一個網站“日本の古本屋”，即日本舊書網：https://www.kosho.or.jp，後來對我于購買相關書籍頗有幫助。
谷家章子是一個臉圓圓的中年女性，以前曾在河南開封待過一段時間，但她似乎不會說漢語，而且講日語的速度很快。我曾對多多良說，若能聽懂谷家女士的日語，那日語肯定是過關了。
金子由紀也是一位中年女性，她是上智高中的老師，以前曾随父母在德國待過一段時間。她為了讓我聽懂，常常有意放慢語速，甚至日語中夾雜着一些英語。
同樣是中年女性的矢野真弓，外表和談吐顯得十分溫婉，我曾經和她談論過她的名字。我說自己小時候看過日本電視劇《姿三四郎》，那位柔道大師的師父名叫矢野正五郎，和她正好是同姓。而且真弓這個名字，讓我想到了“真由美”，因為兩者的發音是完全相同的。
原瑠美是個說話聲音很好聽的女青年，但總是戴着口罩和手套，是以不見其詳，據說是患過敏症的緣故。原小姐出自于學習院大學，研究南宋史，但她沒有和我說過漢語。我曾和她聊起過日本老一輩的女演員原節子，因為和她同姓。
東洋文庫有許多兼職性質的研究員，他們有時候也會來7樓的這個研究室。我遇到過的就有久保亨、吉澤誠一郎、關智英、富澤芳亞、大澤肇等人。
久保亨先生是信州大學人文學部教授，以研究中國近現代經濟史見長，在中國很有知名度。以前我在上海大學的一次會議上與他有一面之緣，上世紀80年代他通路上海時與本所中國工運史研究的老前輩沈以行、鄭慶聲老師亦有接觸。久保教授的女兒久保茉莉子女士也是中國曆史的研究者，幾年前我和她曾在上海市檔案館見過，隻是沒有交談過，那時她是東京大學的博士生，正在上海訪學、尋找史料。
久保茉莉子的博士指導老師恰是吉澤誠一郎教授。吉澤教授以研究天津史而聞名，曾多次來本所通路。2017年5月2日下午，久保博士在東京大學做了一個關于民國時期中國刑事警察的學術報告，吉澤教授特地邀我前往評論，并在會後請我共進晚餐，其學生數人亦在座。順便一提，吉澤教授的夫人松村史穗女士也是東京大學博士，10年前曾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訪學，研究1949年以後中國的糧食問題，現在她是北海道大學的副教授。可惜此次沒能見到。
英俊帥氣的關智英博士也是吉澤教授的學生，多年前來本所通路時，我曾在電梯裡見過。近年來他緻力于汪精衛政權的研究，發表了不少有價值的成果。他和一些學界青年朋友搞了一個“《順天時報》讀書會”，2016年12月18日下午我也曾應邀參加，一位名叫殷晴的中國留學生做了關于清代邸報的學術報告。會後，大家還在東洋文庫附近的一個中國餐廳共進晚餐，氣氛熱烈。其間，我結識了一些日本中青年學者，如青山治世、阿部由美子、山口早苗等。
長相忠厚的富澤芳亞先生是島根大學教育學部教授，專攻中國近代經濟史，以前在複旦大學、上海市檔案館和本院均多次謀面，他的妻子是中國人。他常常坐飛機從島根縣的松江來東京查閱資料。2016年11月4日那一天，他曾邀請我到大塚附近的一家居酒屋共進晚餐。這家居酒屋似乎是島根縣人開的，有許多島根特色的清酒，每一種各來一小杯，很是盡興。
年輕的大澤肇先生也是我的老相識了，2006年我首次通路日本時，他曾作為高綱、小浜老師的助手出面接待過我，還曾陪我逛過神保町的舊書屋。後來，我也曾邀請他來上海開會。現在他已是名古屋中部大學的副教授，而且與一個來自中國廣西的留學生結婚、生子。
此外，我還時常見到相原佳之先生（東洋文庫并任研究員）。當北京的高士華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抗日戰争研究》雜志主編）得知我在東洋文庫訪學時，曾托我尋覓一本文庫編的《解放日報目錄》，我便遵其囑求助于相原先生，後者竟從自己的書架上抽出，慨然相贈。
在7樓大研究室，我還常見到一位名叫peter zieme的德國教授，他有70多歲，辦公桌就在我對面，故而我們偶爾會用日語交談。他說自己也懂一些漢語，但隻能看不會說。zieme是柏林的洪堡大學教授，研究的是古畏兀兒文字。有一次，他拿着印有一張古畏兀兒文字的紙給我看，對我來說，真是仿若天書，但其中好像也夾雜着若幹漢字。zieme教授此次訪日一年，有妻子随行，故而日子肯定比我友善、好過。1999年底我曾通路過德國柏林，也目睹過洪堡大學的建築，我向他提及了一些我所認識的德國學者，但他好像都不認識。我還曾告訴他，20年前我曾翻譯過德國東方學家克拉普羅特（j. h. kraproth，1783—1835年）的一個傳記，克氏是西方最早研究維吾爾問題的學者。
在7樓時，我有時候也會遇到一些“匆匆過客”，比如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分校的王國斌教授、天津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的張利民教授等。有一次，有兩個中國人模樣的人走進來了，一對話始知是蒙古國學者，我遂從裡面請出了蒙古史專家大島立子教授出來接待。
東洋文庫的“大頭頭”斯波義信教授（文庫長）和濱下武志教授（研究部長），我也從遠處望見過，但他們正忙于接待其他客人，是以不便打擾。泷下彩子女士（圖書部課長、主辦研究員）和徐小潔女士（青年研究員）和我也有少許接觸，前者研究的是中國漫畫；後者是在日中國學者，目前正在研究明清的紙張。
本文作者在東洋文庫留影
（二）
東洋文庫的底樓大廳裡，有一個購買各類紀念品的地方，其中有許多是介紹文庫曆史和收藏的畫冊、書籍。二層則是一個博物館區，原莫理循文庫的珍貴西籍放置正中，成巨大的凹字形，多層陳列，做常年展覽，另一側還有一個臨時展覽區。我在的那段時間，臨展的主題是關于沙皇俄國羅曼諾夫王朝與日本的曆史關系，展示出不少珍稀的圖檔和文本。遊客進入博物館區是要購票的，但我是東洋文庫的通路學者，是以免票。
三樓是書庫的總入口，門前有寄包箱，投進100日元的硬币即可開箱使用，取包時這枚硬币會自動彈出，以便取回。進入玻璃門後，可以見到一個接待台，通常有兩位從業人員坐在其後，接待台後面又與一扇門相連，經此可直通書庫内部。但一般的查閱者是不得入庫的，隻能先填寫單子，然後請從業人員進庫提取資料，再拿到外面的閱覽區閱讀。閱覽區放置了若幹桌椅，桌下有電源，四周的一排排書櫥上陳列着許多工具書。
由于有山村先生給的“書庫入場許可證”，是以我有進入書庫的“特權”。進門後，便可見到一排又一排放置中文典籍的書架，有普通本亦有線裝書。往内一直走到底端，那裡另有一台電梯，可通地下、四樓、五樓。地下藏的是各語種的舊報刊；四樓藏的是舊書籍和舊期刊，主要分日語、漢語、韓語三個區域；五樓除一般西書外，還有阿拉伯、波斯、突厥等稀見文種的書本，以及梅原末吉、榎一雄等日本學術名家的遺書、贈書。上述區域均可自由走動，随意翻檢書籍。六樓則是貴重書籍區，需要獲得許多、領到鑰匙後方可入内。（此外，如果需調閱二樓博物館區的原莫理循藏書，也須事先向庫房提出申請）書庫内是禁止拍照的，手機和數位相機均不得帶入。如果需要複制，須拿到三樓的接待台附近，那裡有影印機，還有縮微膠卷的閱讀機。
盡管書庫之内尤其是靠牆的書架上藏有許許多多的珍籍，如古地圖、老畫冊、舊方志、線裝書等（裝幀大小不一，有的還有盒子或封套），但那不是我的專業，我隻是偶爾帶着好奇心翻閱一下而已。我的主要目的仍是搜檢文庫裡的中文舊期刊，為編纂我的漢學目錄服務。為了提高效率，我常常手持筆記本電腦進入書庫，然後放置在牆邊的一張寫字台上，接着直接去書架尋覓，一發現有相關文獻，就拿到寫字台上将資訊輸入電腦，再将書刊複位。就這樣，我在書庫裡一待就是三四個小時。中間若需要上廁所，得走出三樓的總入口，接待台的對側有廁所和自動售貨機。
有一次，我正在庫内看書，山村先生突然來到我跟前，先是深深鞠了一躬，然後用很慢的語速向我有所說明。我聽了半天才大緻明白了他的意思：“您有入庫的權利，但您不能長時間呆在書庫内，若要看書，請把書借到外面的閱覽區去閱讀”。我随即告訴他，“我是在編纂文獻目錄，并不需要細看全書，翻一下版權頁，然後輸入電腦就可以了。若是把每一本書刊都借出去的話，來來回回，又要辦手續，會浪費不少時間。”山村先生連連表示，他非常了解我的心情，但很抱歉，這是文庫的規定，是以還請我予以協助。說完後，他又深深鞠了一躬。在國内，遇到這樣的事情，常常會引起從業人員和讀者間的争執，但山村先生以鞠躬為“武器”，我竟然無計可施，隻得乖乖就範。之後，我在書庫内待的時間明顯變短了，通常的做法是晚進早出，以免給人犯規之嫌。
東洋文庫有一個開放的網站http://www.toyo-bunko.or.jp，上面有一個檢索書刊的入口，一般的文獻通過索書号便可直接在庫内的書架上找到，但有些文獻的閱讀，是需要預約的。我先後查得了《東洋文庫十五年史》、《東洋文庫六十年史》、《東洋文庫八十年史》等一大批與該文庫曆史有關的書籍、小冊子、單行本、目錄索引等，内容極為豐富，對我助益頗多。
文庫沒有自己的食堂，中午時分，我會到附近的餐廳用餐，或烏冬，或荞麥，或定食。每餐約800日元左右，但常常吃不飽，于是再到附近的超市買一個飯團補上。
文庫附近有一個叫六義園的著名園林，已有300多年曆史了，也曾是财閥岩崎家的私家花園。我曾陪朋友在不同時節買票進去遊玩，觀察過绮麗的紅葉，也欣賞過絢爛的櫻花，真是美不勝收！
在8個月的訪學中，我應邀在東洋文庫做過兩次演講。第一次是在4月22日下午，經富澤芳亞教授的牽錢， 我在7樓一間會議室，面對文庫下屬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組做了題為“1949年前中國文化界是如何譯介日本漢學的？”的報告，主要是介紹拙編《全面抗戰時期中國文化界譯介日本“中國研究”文獻目錄簡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年9月版）的編纂概況。到場聽講并予我指點的學者有久保亨、本莊比佐子、泷下彩子、吉澤誠一郎、富澤芳亞等教授。由于他們都是中國問題研究者，是以我的演講是用漢語進行的。
第二次演講是在5月27日下午，經小浜正子教授斡旋，被列為東洋文庫的特别演講會。報告的題目是“東洋文庫與中國學術界之關系（1924—1945年）”，實際上這也是我此次訪日的總報告。演講在文庫的網站上有預告，結果有二十多人到會聽講。我預先做了比較充分的準備，做了ppt，分發了10多頁的書面資料。演講主要分為如下幾個闆塊：研究緣起；民國學術界對東洋文庫的譯介活動；民國時期中國學者對東方文庫的造訪；民國時期中國學術界與東洋文庫的圖書交換；東洋文庫出版物、展覽會、演講活動與中國學術界之關系。小浜教授和日本大學文理學部的中國留學生丁世理為我做了口譯。
順便一提，我在文庫查資期間，特别想了解文庫早年的檔案現藏何處。經泷下彩子女士的引薦，我與檔案的管理者牧野元紀先生（普及展示部部長代理、主幹研究員）有過一番談話，中國留學生殷晴女士為我做了口譯。牧野先生表示，盡管東洋文庫是國際級的東方學機構，凝聚了許多一流學者，但就文庫本身的曆史而言，以往卻不太重視。他說，戰前的東洋文庫屬于私人機構，而戰後屬于日本國會圖書館的一部分，屬于前一時段的檔案有所留存，但目前堆在一些書架上，正在整理之中，是以還不能開放。我問牧野先生，“檔案之中有沒有發現讀者的簽到本？因為我特别想知道1925至1938年來東洋文庫的2919個人次的中國人到底是哪些人？”他說他沒有見到過。我又問“檔案之中，有沒有發現中國學者和中國學術機關的來信？”他說也沒有見過。對此，我不免有些詫異。
在此次訪日臨末、即将歸國的時候，山村先生告訴我，東洋文庫準備在今年年底舉辦“莫理循文庫東渡100周年紀念會”，希望屆時能邀請我再來文庫參加會議。我欣然應允。山村先生還說，屆時會由研究部的徐小潔女士與我洽辦相關手續。
就這樣，便有了半年以後我對東洋文庫的重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