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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吳天明進入公衆視野成為讨論的焦點，還是2016年因為遺作《百鳥朝鳳》在排片降到不足1%時，制片人方勵直播下跪，進而掀起了一陣觀影大潮。
吳天明，這個名字可能很多現在的年輕人都沒有聽說過。
實際上，在新時期中國電影史上，吳天明曾經是一個神話。
在大陸，吳天明代表着一種“魅力”；在香港，吳天明象征着一種“奇迹”；台灣電影人則因為“大陸有吳天明，台灣沒有”而感慨。
“當時台灣電影界猶如一盤散沙，缺乏有實力、有遠見的制片統領人才，吳天明的形象正好補上這一空缺”。
從 1983 年到1989年擔任廠長的六年時間裡，他讓全國發行拷貝量倒數第一的西安電影制片廠，一躍成為正數第一，一度被稱為中國電影的聖地。
可以說，在80年代，西影廠的影片基本上代表了中國電影的水準，以至全國都發出了“西望長安”的驚歎。
同時，他大膽啟用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何平、周曉文、黃建新等有藝術創新能力的年輕人，培養起了他們這一批日後被稱為“中國第五代導演”的年輕人，吳天明也是以被尊稱為“中國第五代導演的教父”，被張藝謀、陳凱歌等一代導演視為父親般尊敬，也正是因為他們皮哥才了解了吳導的電影世界。
從導演身份來講，吳天明導演的電影并不多，在75年的人生中，隻有區區八部：《親緣》、《沒有航标的河流》、《人生》、《老井》、《變臉》、《非常愛情》、《首席執行官》、《百鳥朝鳳》。
我們今天要說的，就是他于1984年拍攝的《人生》。
01
馬雲曾說：對我影響最大的人是路遙，“18歲時我再度聯考失利，應聘了五六個工作都沒人要，隻能去當送雜志的零工，是《人生》改變了我，讓我意識到不放棄總有機會，否則我現在還在踩三輪車呢。”
雖然不知道“馬爸爸”到底是怎麼從《人生》中看出“不放棄總有機會”這個道理的，但路遙的這部作品在被吳天明改編成電影後，的确成為了1984年中國熱議的話題之一。
從影以來，吳天明一直有一個明确的方向，那就是“探尋真實之路”。
在經過《親緣》和《沒有航标的河流》兩部電影的“漂泊”之後，他終于明确地意識到自己所追尋的東西，就在他生命的起點——即生他養他的陝西農村。
這部電影可以被看作是吳天明風格的成型之作。
《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用今天的眼光看就是一個十足的“渣男”。
聯考失利後的他，在村裡當了一名國小老師，雖然不能算是光耀門楣，但是跟揮了一輩子鋤頭的父母相比，已經能算是熬出頭了。
然而影片的第一個場景，是高加林和父母三人在點着煤油燈的土屋子裡愁容滿面——
大隊書記高明樓的兒子高中畢業，把農民的兒子高加林從國小教師的位置上擠了下來。
是以沒辦法，他隻能“棄文從武”，揮起了鋤頭當起了農民。
這時，“村裡一枝花”巧珍，這個被吳天明塑造成“完人”的美麗女子，主動對高加林表達了愛意。
眼看着兩人順理成章就要結婚了，高加林又憑借當局長的叔叔得到了一個到城裡當記者的機會。
一心想着能“躍龍門”的他，到城裡之後又被幹部子弟亞萍追求，是以變了心，抛棄了巧珍。
亞萍對于高加林來說，代表的不是愛情，而是“城市”，是掙脫土地束縛的機會。
表面上看，這又是一出“深情女子負心郎”的故事，但實際上，《人生》正如片名所預示的那樣，講述的是“人生”。
電影裡，好像所有人都在“待價而沽”。
巧珍主動追求加林，發生在他成為農民之後，因為在這之前，巧珍覺得自己是大字不識一個的村婦，配不上國小老師高加林。
隻有他也成了農民，兩人的地位才平等。
一開始，巧珍的父親極力反對這門親事，喊着要打斷加林的腿。但在加林到了城裡當記者之後，又默許了女兒的選擇。
而加林的“高升”，則是因為他叔叔被從新疆調來當局長了。
加林抛棄巧珍時，巧珍的不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兩人的關系又一次變得懸殊起來，她再一次“配不上”他。
而加林和城裡女子亞萍的“愛情”，在他被舉報走後門後，自然而然地就破滅了，亞萍隻是象征性地小小地掙紮了一下，就接受了這個現實。
高加林甚至連掙紮都沒有。
在《人生》裡，在那片黃土地上，從未有過“公道”二字。仿佛在告訴我們：人生本來就是這個樣子，人生也隻能是這個樣子。
直到今天，這種深入骨髓的“處世哲學”還在時時刻刻發揮着作用：官富後代的特權、門當戶對的婚姻、走後門......
有人說，路遙的《人生》參考了司湯達的作品，高加林就是中國的于連。
但吳天明說：“高加林既不是保爾·科察金，也不是于連·索黑爾，而是一個彷徨于人生十字路口，還沒有找到正确方向和堅定信念的青年典型。”
王富仁教授也說：“在高加林這一人物身上‘聚集了當代中國農村的各種複雜沖突’。他是處于新舊交替期的當代中國農村的一個富有曆史深度的典型形象。”
而在皮哥看來，高加林是一個典型的“社會标本”式人物。
他是一個農民的兒子，一個聯考落榜生，一個業餘時間在報刊上發表詩歌的文學青年，一個無比向往城市生活的年輕人。
他在城與鄉、新與舊、理想與現實之間被狠狠打擊着、摩擦着、塑造着。
值得注意的是，高加林的兩次戀愛都是被動的。無論是巧珍還是亞萍，都處在一個異常主動的地位。
巧珍代表的鄉村，與亞萍所代表的城市，這兩者都向加林伸出了橄榄枝。但同時，她們也都沒有能順利保全加林的自我。
在城市與鄉村的二進制對立之中，出身農村的知識分子高加林位于一個兩難的處境之中。
和巧珍在一起，意味着他要和一個不識字的女人過一生，意味着他将像祖輩們一樣被土地束縛；
和亞萍在一起，意味着他失去了愛情，成為一個背叛者，一個不忠不義的人。
這樣看來，無論是路遙還是吳天明，都無意塑造一個“陳世美”或者是“于連”。
高加林隻能是高加林，他身上所攜帶的沖突性正是中國社會的沖突性。
改革開放以來，高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并沒有給小城青年以喘息，或者說是充分審視自我的時間。
生長農村的他們，懷揣着對城市、對現代化的向往來到城市，卻依舊為城市所不容、所排斥。
在城市/鄉村這對交錯的鏡像中，他們一方面接受過一定的教育，另一方面又無法洗淨身上的泥土味，是以隻能擁有尴尬的、暧昧不清的身份認同。
就像高加林一樣，今天依舊有大量的小鎮青年們被裹挾在橫流的物欲中失去方向，迷失了自我。
這一定程度上算是中國社會發展中一個無法忽視又仿佛被刻意忽視的巨大沖突。
吳天明能從《人生》中挖掘到這一點，值得稱贊。但是在《人生》中，吳天明也有敗筆。
巧珍的形象塑造得過于美好。
這襯托得男主高加林愈發不忠不義，也使得“鄉村與城市”這對沖突用筆不均，明顯偏愛于鄉村。
亞萍的形象又有點單薄。
這一人物，和吳天明之後《老井》中的巧英一樣，都是“知識分子式女性”，也都是超出吳天明認知經驗之外的人物。
是以，他在把握這兩個人物時，遭遇了同樣的失敗。
03
在《人生》中，吳天明不僅開始直面人生，直面生他養他的黃土地，并且有意識地将人生與黃土地聯系在一起，将人生與自然聯系在一起，使之成為一個藝術整體。
是以有評價說：“《人生》第一次把西北黃土高原那大自然的雄渾之美和西北人民的善良質樸、博大之美融為一體，是西影的第一部‘西部片’。”
相信每一個看過這部電影的觀衆，都能從那一幅幅大遠景、全景鏡頭、空鏡頭中，感受到導演對這片土地深沉的無以複加的熱愛。
當同時期的其他導演，還在沉溺于花哨的新技術之中時，吳天明第一次靜下心來，找到了屬于自己的“真實之路”。
而這條路在接下來的《老井》中，被推向了更深、更宏大的層面。
可惜的是，觀念上的分歧，使得一向爽直的吳天明滞留美國整整五年。等到他五年後再回到中國，電影界又換了氣象。
雖然吳天明始終認為自己初心未變，但那股子“真實”在後幾部作品裡，明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未能高超《人生》和《老井》。
或許，吳天明的經曆，也從另一種角度印證了《人生》中的二難處境。
不過，這一次不再是城市/鄉村的對立，而是政治與藝術的悖論。
文/皮皮電影編輯部：童雲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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