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紅》：跨越世紀的唱響

2021年，電影《東方紅》4k、48幀的數字修複版推出，并在上海電影博物館公開放映。電影《東方紅》是在音樂舞蹈史詩基礎上改編拍攝的，這部半個多世紀前的電影在當年一經推出，就引起全國轟動，至今看來依然讓人激情澎湃。今天重新回眸這一史詩經典的創作過程，也帶我們走進那一段共和國不會忘記的曆史文化記憶。

周恩來親自挂帥的國慶巨制

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是20世紀60年代在中央上司直接指揮下，以多方之力鑄就的一部史詩巨制，生動展示了中國共産黨光輝曆程，創造了社會主義藝術美學的新高度，呈現出壯麗雄厚的開國氣象和崇高美學氣質。

1964年7月13日，剛從緬甸通路傳回上海的周恩來，在陳毅的陪同下觀看了第五屆“上海之春”開幕式演出的音樂舞蹈史詩《在毛澤東旗幟下高歌猛進》。看完這一恢宏的集體演出，總理心中久久不能平靜，他正在醞釀一個為新中國成立15周年獻禮的重磅文藝作品，以激勵祖國人民克服内憂外患，以蓬勃的精神面貌推動社會主義建設闊步向前。

1964年7月30日，周恩來召開創作負責人會議，商定大歌舞立即上馬，力争國慶上演。此時距離國慶演出隻剩兩個月了，要在短時間内完成一個幾千人共同參與的革命史詩巨制，注定了《東方紅》的創作曆程是一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傳奇。事實上，《東方紅》有着新中國革命文藝的長期藝術積澱，從他山之石的北韓大歌舞到空政文工團編排演出的《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再到上海集大成的大歌舞《在毛澤東旗幟下高歌猛進》，它們共同為《東方紅》的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周恩來親自挂帥，對《東方紅》的主題、題材甚至場景舞美等均事無巨細的關心，成為了節目當仁不讓、大家公認的“總導演”。敲定了拍攝任務後，周恩來首先确定了一個由13個人組成的上司小組和由6個人組成的組織指揮工作小組，上司小組以周揚為組長，組織指揮工作小組則以陳亞丁為主任，周巍峙等為副主任。節目舉全國之力，彙聚了新中國文藝界的頂尖力量，前後涉及北京、上海70多家文藝機關，3000多名專業和業餘演員，4000多套服裝，台前幕後近萬人，全國有名的文藝精英彙聚一堂進行集體創作。整個節目管理更是采用了軍事化的管理制度，創作人員如同螺絲釘般互相協助，共同凝聚成《東方紅》這個緊密的整體。

在節目的主題上，周恩來指出，将中國革命的宏偉曆程再現于有限的舞台時空，需要抓住共産黨在曆史長河中最本質的東西，即圍繞着毛澤東總結的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即統一戰線、武裝鬥争、黨的建設及其互相關系來選擇歌舞的内容和安排情節。隻有處理好這三個法寶之間的關系，才能正确了解中國革命黨的革命路線，也才能做出符合史實的革命書寫。

在藝術風格上，周恩來指出，“中國革命本身就是一首壯麗的史詩”，他強調，要采用史詩的寫法，它不是寫故事性的劇本，是粗線條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動人。同時，對共産黨上司下的不同的武裝鬥争，一定要注意把握所表現對象的特點，注意藝術風格、藝術手法的多樣化，不要一提戰争就隻是打仗，一提打仗就隻是槍炮子彈。革命是廣闊的，革命感情也應是豐富的。

《東方紅》的标題來源，較為公認的說法是源自時任總政文化部副部長李偉提出的标題建議，這一标題也得到了周恩來的認同，并以此作為1964年國慶獻禮巨制的名稱。“東方紅”不僅代表着人民群衆對毛澤東的敬仰，也以“共産黨像太陽，照到哪裡哪裡亮”的象征，點明了革命史詩的意涵。這一首由陝北民歌演變而來的紅色經典歌曲，自此成為1964年這部革命音樂舞蹈史詩的标題。

富有中國氣派的音樂舞蹈劇

《東方紅》展現了1921年到1949年間中國波瀾壯闊的曆史程序，以豪邁的革命氣質和雄闊的大歌舞展現了人民革命的輝煌曆程，其既有曆史的悲壯，也有詩歌的浪漫，帶給人終身難忘的視覺體驗。全篇共分為8個章節，按照曆史程序所對應的曆史事件進行編排，以史詩架構将黨上司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詩歌、音樂、舞蹈的形式串聯，形象地概括了中國人民在毛澤東和中國共産黨上司下從事革命和戰争的偉大曆程。

歌舞史詩在音樂《東方紅》的奏唱中拉開序幕。影片的第一幕在《葵花舞》“葵花向陽、人心向黨”的歡悅群舞中展開，近百名舞者以優美抒情的舞姿，演繹了新中國蒸蒸日上的開國氣勢。接下來的節日一一再現了中國共産黨上司下的革命曆程，從秋收起義的革命風暴，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燎原星火，二萬五千裡長征的艱苦歲月，遊擊隊的抗日戰鬥，再到百萬雄師過大江的偉大進軍等。新中國誕生前的曆史情景以壯麗歌舞磅礴湧現，以毛澤東思想引領貫穿，展現出偉大的中國人民艱苦卓絕前赴後繼推動革命的英雄氣概。新中國成立後的新篇章，則通過各族人民豐富多彩的歌舞表達了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

在舞蹈風格上，《東方紅》綜合采用了我國人民喜愛的載歌載舞的形式，全片由30多首革命歌曲和20多支舞蹈組成，包括5個大合唱，7個表演唱，還穿插了十八段朗誦。作品以嚴謹的結構，根據主題的發展穿插了新編的歌曲以及各個時期在人民群衆中廣為流傳的優秀歌曲和舞蹈曲目，唱出了人民心中的時代最強音。

周恩來總理強調藝術創作需要有創新精神。在周恩來的精心指導下，編導根據毛澤東的詩詞譜曲創作了三首新曲，以概括革命階段性的勝利，并重點書寫了黨的誕生、秋收起義、遵義會議等重要的曆史事件。其中講述共産黨在中國誕生的歌曲《北方吹來十月的風》展現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對毛澤東上司的“秋收起義”，則頗具新意地通過舞台上下的光影互動，使背景幻燈上的“火龍”活靈活現地遊動，并與台上演員的表演融為一體，形象地展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境。“遵義會議”更是将會議以歌舞的樣式演繹，實作了藝術創新。為此周恩來還專程給創作人員上了一個下午的黨課，受此啟發的編導靈光乍現，決定以黑暗中指引方向的啟明星來展現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偉力，通過“北鬥星”的核心意象，輔以《紅軍戰士想念毛澤東》的抒情音樂，生動呈現了“遵義會議”這一重要曆史事件。此外，紅軍二萬五千裡長征“雪山草地”一場舞蹈，雖是根據已有歌舞改編，但在周恩來的指導下也實作了藝術升華。編導采用演員扛着紅旗連番打轉的形式表現出“紅旗漫卷西風”的意境，不僅表現了人與自然作鬥争的艱苦，更展現出共産黨人攻堅克難的革命精神。

除了勇于創新的藝術素養，周恩來更以“中國氣派”作為節目風格的指引。他強調，作為以藝術形式将革命史實呈現于舞台之上的壯麗史詩，要具有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以“中國氣派”為指引，周恩來對内容進行了多次調整，不光采用了大量中國民間歌舞，比如陝北民歌《東方紅》、湖南民歌《秋收起義歌》、江西民歌《雙雙草鞋送紅軍》、河北民歌《解放區的天》等。歌舞的多處細節亦根據凸顯民族特色的原則進行修改。在周恩來的訓示下，表達中國人民在舊社會“三座大山”壓迫下的苦難生活的歌舞，從原管弦樂演奏改為用國樂“雙管”吹奏的《江河水》，将中華民族的苦痛與悲憤淋漓展現。整台節目演出也實作了國樂團和西洋樂團，中國傳統戲劇、民間秧歌舞和芭蕾舞動作等的有機糅合，且富有濃重的民族氣韻。

從舞台藝術到銀幕紀錄

1964年10月2日，《東方紅》在人民大會場正式上演，此後接連上演了十多次，盛況空前。10月16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東方紅》的主創人員，周恩來也在此宣布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好消息。當晚周恩來召集《東方紅》的相關主創人員，商議将《東方紅》拍成電影。

與舞台表演一樣，周恩來也全程參與了電影攝制的指導工作。從舞台走向銀幕，電影《東方紅》實作了力争完美的藝術再創造。原歌舞劇共有八場，電影隻保留了前六場，其時毛澤東訓示電影可以第一部拍到新中國為止，表現社會主義的内容可另編排第二部于國慶20周年上映。

根據史料可知，從舞台到銀幕的《東方紅》不光在結構上進行重大調整，在内容上有着衆多變化，其細節也有很多豐富完善。它不是對舞台藝術的簡單紀錄，而是一次影視藝術的重新創造。電影的開場介紹了節目将啟、觀衆進場，并通過觀衆手中的“介紹冊”巧妙過渡到正式的歌舞篇章。在影片鏡頭語言上，導演運用了大量的廣角鏡頭，全局地呈現舞台樂壇指揮兩側的合唱團，将舞台全景和前排觀衆納入視野，呈現舞台上群衆演員的造型及其集體亮相，營造出壯闊熱鬧的氣氛。攝影機也突破舞台的局限，近距離跟随舞蹈演員進行機位和景别的變化，突出主要演員的叙事性和戲劇性。編導将舞台演出和藝術紀錄完美融合，既沒有脫離舞台，又大膽創新，氣韻流動、情景交融，這也為此後舞台藝術紀錄片的拍攝提供了成功經驗。

作為一個集體創作、集體演出的集體成功，《東方紅》這部新中國歌舞劇的史詩典範具有鮮明的集體主義風格。在電影的第一場至第五場中，講述中國共産黨上司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記憶，其中典範如李光羲演唱的表現“九一八事件”的《松花江上》。在周恩來的指導下，他将歌唱“爹娘”的歌詞改為了歌唱“同胞”，從“小家”提升到對國家的情感，實作了共同體美學的提升。

在電影第六場“中國人民站起來”中，在開場雄壯的《沒有共産黨就沒有新中國》的大合唱中，各族人民在舞台上彙聚一堂，雖然他們各自的民族裝束不同，但在舞蹈形态上呈現出統一的群體形态。繼群舞之後，蒙古族、維吾爾族、藏族、傣族等少數民族的特色歌舞依次登場，他們呈現了全片最為多樣化也最富觀賞力的歌舞場景。同時，作為開場處新中國“人民群舞”的延伸，節目也悄然将豐富的少數民族歌舞整合到統一的審美情感之中，建構出一個充滿差異卻具有内在一緻性的少數民族的整體形象，并以民族大聯歡的形式，樹立起觀衆對多民族國家“多元一體”共同體的集體認同。

影片結尾處，氣勢恢宏的《國際歌》奏響，鏡頭從舞台上彙聚的多民族演員轉向了人民大會堂裡上萬群衆一同歌唱《國際歌》的宏闊場景；伴随着雄壯的音樂，在多角度環視人群共同歌唱的群像後，鏡頭緩緩上揚，并最終定格于天花闆上閃耀的紅星。《東方紅》通過人民所喜聞樂見的載歌載舞的樣式，配以宏大壯闊的表演場景，最大限度地激發了觀衆對于審美共同體、情感共同體和價值共同體的認同。

1965年10月上映的電影《東方紅》為新中國電影藝術史畫上了光輝燦爛的一筆。今日，《東方紅》的影響力已遠超藝術領域，成為了中華民族難以忘懷的曆史文化記憶，也成為一代代中國人難以忘懷的精神情感記憶。

（作者系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