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爾頓·約翰在《火箭人》上映後的派對上演唱。
在戛納首映後，埃爾頓·約翰的傳記片《火箭人》在業内比《波西米亞狂想曲》更受歡迎。雖然限制等級（R）的分類決定了它在票房上的先天劣勢，而且很難與PG-13的波西米亞狂想曲（孩子們可以在父母的帶領下觀看）競争，正如埃爾頓·約翰自己所說："我從來沒有過PG-13的生活。
"火箭人"導演德克斯特弗萊徹是被"波西米亞狂想曲"導演布萊恩·辛格（Bryan Singer）取代後前來救援的人，由埃爾頓·約翰和她的丈夫大衛·弗尼什（David Furnish）飾演。前者向扮演他的塔隆·埃格頓（Taron Egerton）朗讀日記，後者每天留在片場。
《火箭人》和《波西米亞狂想曲》都是搖滾明星歌舞表演，《搖滾明星》傳記中的标準元素很多。寂寞的童年，灰色，焦躁不安的默默無聞時期，工作室，派對，搖滾，性愛，火箭般的成功，耀眼的舞台光芒，深沉的愛。但是，《火箭人》在戛納盧米埃爾音樂廳獲得的四分鐘起立鼓掌，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它的誠實。至少，艾爾頓·約翰的同志身份沒有被隐藏或削弱（不像《波西米亞狂想曲》中弗雷迪·默庫裡（Freddy Mercuri）的"粉飾"）。
另一方面，塔隆·埃格頓（Taron Egerton）在電影中唱出了所有真實的歌。埃爾頓·約翰（Elton John）在項目開始時決定這将是一部R級電影，斷然拒絕在電影中扮演他的演員。創作歌手埃爾頓·約翰（Elton John）不想成為搖滾明星，也犯了很多錯誤，但這一次他要求的真相最少。
拍攝火箭人
影片開頭，塔隆·埃格頓飾演的埃爾頓·約翰（Elton John）身穿橙色魔鬼角頭飾和天使翅膀，大步走進康複中心，向他的毒伴介紹自己："我是一個酗酒者，吸毒成瘾者，性瘾者，有時我忍不住抱着羊在街上走來走去，看到大麻無法控制自己， 壞脾氣。"
二十首埃爾頓·約翰的歌曲在他生命中的關鍵節點響起，特别是因為這部電影沒有遵循時間線。音樂融入了角色的内心和周圍環境，而不僅僅是情節的推動者。幻想的場景是不真實的，漂浮的房間與埃爾頓·約翰（Elton John）在成名一夜後無助和漂浮的内心體驗相比對。
《火箭人》展示了艾爾頓·約翰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影片開始十五分鐘後，他看到自己和猶豫不決的父母在60年前祖母的老房子裡哭泣和抽煙。前情人/經紀人約翰·裡德由英俊的理查德·馬登飾演，詞曲作者和終生的朋友伯尼·陶平由傑米·貝爾飾演，布萊斯·達拉斯·霍華德飾演他的母親希拉·艾琳。
這部電影選擇在埃爾頓·約翰遇到她現在的丈夫大衛·弗尼什之前結束。戴安娜王妃沒有複雜的過去，也沒有提到他與母親斷絕了關系。希拉·艾琳（Sheila Irene）的90歲生日是通過聘請一位類似于埃爾頓·約翰（Elton John）的特殊演員來慶祝的。
以下是埃爾頓·約翰（ Elton John ）在《衛報》（ Guardian ）上發表的長文摘錄，原标題為《埃爾頓·約翰》（ Elton John ）：《他們想淡化性與搖滾》（ They Want to Downplay and Rock ）。但我不在PG-13中。
我還沒有準備好迎接我将要被什麼樣的力量擊中的沖擊。《我想要愛》是一首關于自己的伯尼歌曲：一個已經離婚過幾次的中年男人，不知道自己是否會墜入愛河。這是對我父母婚姻的一個很好的描述。我認為他們應該彼此相愛，但就我出生後而言，愛情已經消失了。他們總是表現出對彼此的仇恨。父親嚴厲冷酷，脾氣不好;當他們在一起時，我記得冰冷的沉默或尖叫的争吵。争吵的主題通常是關于我，關于如何撫養我。
看到有人在螢幕上扮演自己，過去的記憶又活了過來，很奇怪，令人困惑，就像一個非常明亮的白日夢。至于我是如何坐在電影院裡，為六十年前我和家人在一起的方式而哭泣的，那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故事。
我從來沒有興趣回到我的職業生涯。它發生了，我很感激，但我對将要發生的事情比40年前更感興趣。随着年齡的增長，我的想法發生了一些變化，尤其是在有了孩子之後。我迎來了63歲的第一個兒子Zachary和65歲的Elijah。我開始想象，四十年後，他們将能夠看到和閱讀我的生活。我不再想拿自己的人生經曆。我非常喜歡有這樣一部傳記片，這是一個誠實的自我。
很多人告訴我，同意制作這樣一部紀錄片是瘋狂的（指的是1997年上映的《發脾氣和頭飾》，導演大衛·芬尼什後來娶了埃爾頓·約翰）。但我喜歡它，因為它是真實的。裡面的一些時刻非常糟糕和惡心。但我最糟糕的外表真的是那麼糟糕和惡心，沒有必要假裝和掩蓋。
但我的生活不是PG-13。我不想要一部充滿毒品和性的電影，但同樣，每個人都知道，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我的生活中沒有資格。這部電影不需要裝飾，也不意味着每當演出結束時，我都會偷偷溜回酒店房間，帶着一杯熱牛奶和一本聖經睡覺。
1970年8月，我一言不發地離開了英國。伯尼和我幾乎破産了，睡在我媽媽和繼父家空蕩蕩的房間裡的雙層床上。我作為一名受雇的音樂家賺錢，每個人的專輯都在發行。第二張專輯《Elton John》給了我一點可憐的媒體關注和表演機會，但太少了，太少了，無法進入美國。那裡沒有人認識我。但我去了美國。一個月後回來的時候，我是美國媒體的"搖滾救世主"。
可以了解的是，伯尼和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我甚至不想成為一名搖滾明星，我隻想成為一名成功的詞曲作者。但在随後的幾年裡，一切都像滾雪球一樣滾滾。在那段時間裡，我有寫日記的習慣。我隻是在記錄發生的事情。這不是故意的，但（日記）看起來很荒謬。我故意用最簡單的話記錄事實，但這似乎更荒謬："站起來看看看台。"風中的蠟燭。"去倫敦買一輛勞斯萊斯。林戈·斯塔爾來吃晚飯。"
奇怪的是，當我看到這些剪輯時，我沒有感到任何痛苦（糟糕的過去）。它們至少是真實的，與童年不同，我完全應該受到指責。沒有人強迫我吸毒和喝酒。事實上，很多人都試圖警告我，"你失控了。
《不要讓太陽落在我身上》對歌手來說極難唱。當我在1974年錄制這首歌時，這是一場災難：它沒有被很好地錄制。在危機的那一刻，我表現出了傳奇般的鎮定和輕松的幽默感——威脅要扼殺制作人Gud Dudgeon，并宣稱這首歌太可怕了，我永遠不會發表它。我要把這首歌轉給恩格爾伯特·亨珀丁克。但是塔隆，什麼也沒說就唱。沒有謀殺的威脅，也沒有提到親愛的老英格伯。
火箭人海報
我被他（塔隆）的歌聲震驚了。他沒有模仿我，他看起來也不像我——盡管他們剃光了他的頭，把他濃密的頭發弄得稀疏，讓它看起來像我在70年代的頭發。寶貝，歡迎來到我頭髮稀少的世界，至少你的頭髮會長回來。但他确實像我一樣。他捕捉到了關于我的東西，就像理查德·馬登捕捉到了約翰·裡德的上帝，傑米·貝爾捕捉到了伯尼的上帝一樣。
傑米和塔隆甚至抓住了我和伯尼關系的本質。這是一個奇迹，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做到的。伯尼和我是兩個不小心被扔在一起的人。1967年，我接受自由唱片公司（Liberty Records）的采訪失敗後，工廠的一名從業人員給了我一個信封，裡面有他寫的歌詞和一張桌子的舒适感。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在把信封遞給我之前打開了信封并讀了它們：我想他這樣做是因為我感到抱歉，不想讓我空手而歸。
我們（埃爾頓和伯尼）是兩個與相反的人。但當我打開信封的那一刻，我們之間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紐帶。我可以直接從他的歌詞中作曲，甚至不需要思考我的大腦。這段關系持續了五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