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學者文章：中美存在被忽視的共同利益

美國《歐亞評論》網站8月8日發表題為《中國和美國：新時代新博弈》的文章，作者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進階研究員威廉·h·奧弗霍爾特。全文摘編如下：

中美之間的博弈不同于過去崛起中的大國與既有大國間的沖突。對此類較量的大多數分析是基于二戰前的曆史，沒有注意到二戰後博弈發生了根本改變。有時，當遊戲規則或工具發生變化時，風險和最優戰略也會發生變化。

主要學者和戰略家往往會錯誤解讀過去中美沖突的教訓，因為他們沒有認識到，這些根本性的變化帶來了新的博弈。

學科的條條框框導緻學者們對政治-軍事關系的過度強調，并使政治學家和曆史學家忽視決定性的經濟問題。負責處理美中關系的上司人同樣過于強調軍事，因為在和平時期，美國的國家資源配置設定取決于國會裡的遊說，軍工複合體往往在國會裡具有壓倒性優勢。

如何正确了解和展開博弈，同時處理兩國關系中的其他關鍵問題，這将是貫穿本文的全部内容。其中的要點是：軍事沖突遠非不可避免；我們與中國存在嚴重沖突，但也存在目前被忽視的巨大共同利益；中國不是惡魔，我們的盟友也不是天使；我們需要活在現實世界裡，而不是活在我們所希望的世界裡；最重要的是，為了繼續成為世界領袖，美國必須參與新的博弈。

經濟博弈成新方式

美中關系的一個常見類比是修昔底德陷阱。從古希臘時期到二戰，當崛起中的大國與既有大國相遇，每四次相遇中約有三次會爆發戰争。從古希臘到二戰，主要的沖突通常是鄰國之間的沖突，各國都利用軍力從鄰國手中奪取領土。但二戰後的沖突并不是這樣。兩件事情發生了變化：我們學會了如何讓經濟更快地增長；軍事技術（不僅僅是核技術）變得更具破壞性。如果雙方追求的是獲得大國統治地位的舊方法，那麼它們都很可能會失敗。

是以，通往成為或維持一個大國的道路主要是經濟之路。這是世界運作方式的根本性轉變——一場新的博弈。忽視這一點，無異于經濟學家忽視了工業革命。

冷戰期間，美國需要一支強大的軍隊，因為我們必須在柏林空運物資和在古巴飛彈危機中占上風。但最終赢得冷戰的是經濟戰略。我們提供了決定性的援助和體系建設計劃，然後我們利用以世界銀行、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和關貿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為三大支柱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了一個以我們自己為中心的全球發展網絡，以一種可持續和不斷增長的方式提升夥伴和盟友。

相形之下，蘇聯把所有資源都投入了軍隊，同時維持一個傳統的帝國，最終使自己破産。對我們來說，這是一次經濟上的勝利。美國用新方法博弈，蘇聯用舊方法，是以蘇聯輸了。

通往成功大國之路已成為一種受強大軍隊（或擁有具備強大軍隊的盟友）保護的經濟戰略。經濟戰略不同于軍事戰略，因為它們本質上不是零和博弈，能實作雙赢。當德國和法國開戰時，一方獲勝，另一方則失敗。但當美日或美中展開競争時，雙方都能實作繁榮。

中國距美國有8000英裡之遙，美中領土問題微不足道。如果我們像二戰前的大國那樣行事，就有可能把修昔底德陷阱變成一個自我實作的預言。如果我們按照傳統的方式博弈，那麼可能真的會陷入困境。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注定一戰》一書精辟地闡述了這一後果。我們可能會因在經濟管理上的失誤而在上司權之争中敗下陣來。軍事沖突不是曆史定律，尤其是二戰後。

經濟合作利好世界

雖然我們與中國存在需要采取果斷行動加以解決的沖突，但我們也有巨大的共同利益。例如，中國對美國貿易和投資的開放程度遠超美方盟友日本和南韓。這種對貿易的開放态度使我們在2007年至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挽救了每況愈下的通用汽車公司和大量就業崗位。汽車公司、電影業、全球主要奢侈品制造商以及其他大部分經濟部門，隻有在能夠滿足中國需求的情況下才能生存。現在，世界消費市場的重心是亞洲，主要是中國。這種可能性隻會越來越大，主張脫鈎的人——他們通常隻将中國視為供應國——可能會導緻美國急劇衰落。兩國的共同利益是密不可分的。

有效的中美經濟合作已帶來人類曆史上最大規模的脫貧。在人類存在的幾千年裡，人類首次擁有了比我們實際需要的更多的基本生活品——衣服、食物及其他很多東西。由此帶來的穩定以及随之而來的全球不滿和恐怖主義的減少，産生了巨大的國家安全利益。

中美合作讓世界進入了後工業化時代。這個時代的大多數就業崗位在服務部門，大多是高收入的，而且極少有農業和工業時代的繁重體力活。中美合作使我們的世界真正有希望應對下一代人面臨的根本性挑戰：氣候變化和環境退化。如果中國像印度一樣仍然深陷貧困，迎接這些挑戰的希望就會渺茫。

美國兩黨政治家都知道這一點，但他們更願意隻關注與中國的沖突。他們尤其喜歡指責中國讓我們無法适應自動化世界。十年内失去300萬個制造業崗位雖然對美國社會構成了嚴重的壓力，但當中國曾經面臨失去4500萬個國有企業崗位——主要是制造業崗位——時，他們的上司人幫助下崗勞工再就業——新的就業崗位主要是在服務業領域，而非責怪美國。但我們的政客選擇指責中國，而不是應對國内的社會危機。

多體制并存是常态

以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阿倫·弗裡德伯格為首，許多美國評論人士認為，我們不能與另一個擁有不同體制的大國共存。這一教訓是從納粹德國和蘇聯的掠奪中汲取的。但與納粹德國和蘇聯不同，中國并沒有試圖将其制度強加給其他國家。另外，中國也與俄羅斯不同。中國認為其體制是獨一無二的。北京的口頭禅是，每個國家都該有權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不受外來壓力的影響。

雖然中國沒有強迫或誘使其他國家采用它的發展模式，但與印度或菲律賓相比，它在改善本國人民生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這對我們堅稱的“西方制度對處于任何發展水準的任何國家都有效”這一立場提出了挑戰。

2007年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唐納德·特朗普總統上台和英國脫歐讓中國相信，西方政治經濟模式極易受災難性的經濟管理不善的影響。

我們無法用武力、颠覆破壞或經濟上的阻礙因素來駁倒這一觀點。我們必須找到辦法，讓西方制度在印度、非洲以及我們國内發揮比過去更好的作用。如果我們堅持說與中國相比，印度社會發展得更好，那麼大多數開發中國家有理由對此感到蔑視。這是一個重大挑戰，但它是我們和印度的問題，不是中國造成的威脅。

這會給我們帶來什麼結果？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無法打敗中國或者在與中國的較量中占上風；反過來說，中國亦是如此。我們有一個勢均力敵的競争對手。這個競争對手并不尋求發動戰争。從曆史上看，多體制并存的世界是常态。

“一帶一路”更勝一籌

在冷戰時期，我們憑借地緣經濟戰略赢得了地緣政治博弈的勝利。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币基金組織、關貿總協定/世貿組織一道為全球基建提供資金，它們制定國際标準并管理經濟危機。

經濟上的成功使我們的聯盟體系變得穩定、有活力和統一。保持軍事優勢絕對是必要的，但光靠這一點還不夠，經濟上的博弈才是核心。

在赢得冷戰後，我們允許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機構和援助機制日漸走向萎縮。在1994年的墨西哥救援行動後，美國國會禁止了此類救援計劃，使其在1997年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無法營救泰國等盟友。吝啬的國會拒絕增加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币基金組織的資本——盡管增加資本最終不會讓美國付出任何代價。國會不想改革這些國際機構的管理方式，以适應今天而非上世紀40年代的世界經濟。改革意味着将部分權力讓給崛起中的國家，尤其是中國。目光短淺的上司人削減了國務院預算，取消了美國新聞署，截斷我們的援助和機建構設發展計劃。

限制中國、使其難以發揮作用，這樣的努力制造了真空，比如全球基礎設施投資仍有12萬億美元的缺口。近來，國際經濟一體化、改善環境和緩解氣候變化等方面出現了上司真空。中國填補了這一真空。它的“一帶一路”倡議現在是大博弈。

中國效仿我們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設立開發銀行為基建提供資金；系統性地建立共同标準（在鐵路、通關程式、資訊技術标準等方面）；努力将人民币打造成一種國際化貨币；建立貨币交換體系，在經濟危機時期援助其他國家；建立機構來解放貿易和投資。此外，中國如今在形形色色的綠色能源方面處于領先地位，它在環保方面的支出超過了美國或整個歐洲，而我們卻放棄上司地位，對日漸衰落的煤炭行業提供補貼。

和過去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一樣，“一帶一路”倡議提供了一個振奮人心的宏大願景。中國召集40多個非洲國家元首來制定發展計劃，然後為它們提供資金。相比之下，美國為其他國家提供特種部隊來打擊恐怖主義，往海外派駐海軍和空軍力量。如果說這是一場争奪影響力的博弈，那麼中國赢了。近來，我們在非洲擴大影響力的最主要工具是喬治·w·布什總統的艾滋病倡議，即“總統救濟艾滋病患者應急計劃”。即便在反恐問題上，我們可以赢得局部戰鬥的勝利，但從長遠來看，“一帶一路”倡議能夠遏制恐怖主義發展。

“一帶一路”倡議主要作用于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成功影響最小的地區，也就是中亞、中東和非洲。如果像美國決策者最近所做的那樣，僅僅指責“一帶一路”倡議卻不付出任何努力，隻會讓我們自己名譽掃地。

“一帶一路”倡議有許多優勢。它把共同發展作為中國政策和品牌的核心。其公路、鐵路、港口和電信設施正在連接配接非洲和中亞。“一帶一路”倡議讓中國企業把觸角延伸到全球。當“一帶一路”倡議承諾修建一條公路時，它會立即開始動工，而世界銀行可能要花8年時間才能作出決定。就像二戰後布雷頓森林體系令西歐和東亞加速複蘇那樣，“一帶一路”倡議也加速了21世紀的巨浪：歐亞十國一體化和非洲崛起。“一帶一路”倡議所設想的全球發展網絡比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構想要複雜得多，後者主要采用雙邊思維。

美國進行了錯誤博弈

為什麼美國沒有進行正确的博弈，盡管其冷戰戰略帶來了現代史上最成功的大國競争結果？問題的一小部分在于，我們的學者未能闡明這場新博弈。但最大的問題是，在和平時期，我們的資源是由國會遊說來配置設定的，而不是出于戰略考量。

在國家安全層面，這種競争與共同利益并存的局面反映了問題的輕重緩急。中美合作推動了全球發展，這當中的國家安全裨益從未被計算在内，但它們至關重要。中國上司人清楚地意識到美中雙方存在共同利益，中方并不像俄羅斯那樣“謀求破壞美國和歐盟國家的穩定”。

為了生活在一個和平的世界裡，美國人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我們有一個勢均力敵的競争對手。在喬治·w·布什總統執政時期，我們從未遇到過這樣的事情。我們可以選擇應對這一局面，或選擇核戰争。中國并不想摧毀美國。

當我們努力遏制中國、不讓它發揮應有的作用時，我們傷害了自己，也制造了一個實際上讓中國變得更強的真空。我們必須面對現實。

盡管美國能夠與中國共存，但美國必須成功參與這場博弈。在冷戰時期，我們融合了國力的所有元素——外交、資訊、軍事和經濟。現在，我們擁有世界曆史上最精良的軍隊，但我們任由其他工具日漸萎縮。我們的軍事預算相當于排名在後的八個國家的軍費開支總和，但它永遠都不夠多。我們總是感到精疲力竭。我們沒有輸，但也沒有赢。隻有承認自二戰以來我們一直在進行一場新的博弈，美國才能赢。現在是時候闡明适用于這一新博弈的國家安全戰略了。

來源：參考消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