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曆史主義的跨學科拓展中，電影也成為其考察的對象。電影《秦頌》以戰國末年秦國統一六國為背景，表現了秦始皇、高漸離等人之間錯綜複雜的關系和生死愛恨。影片注重曆史細節，但在叙事上并不拘泥于史實的考證，曆史成為文學文本的語境，文本的審美意蘊和思想内涵才是導演在《秦頌》中呈現出來的最重要的東西。文章從曆史事件的重新書寫、曆史橫切面與曆史的“小寫”、政治理想的表達三方面，以新曆史主義視角分析《秦頌》。
新曆史主義原本是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思潮出現的，它可以被視作一種史實與文本進行“互文”觀照的理念，是在後現代主義時代，人們普遍對傳統思維和觀點進行消解、解構乃至批判背景下的産物，是對曆史唯物主義的補充與反撥。在新曆史主義的跨學科拓展中，電影也成為新曆史主義考察的對象。周曉文電影《秦頌》以戰國末年秦國統一六國為背景，表現了秦始皇、高漸離等人之間錯綜複雜的關系和生死愛恨。電影注重曆史細節但在叙事上并不拘泥于史實的考證，曆史成為文學文本的語境，文本的審美意蘊和思想内涵才是周曉文在《秦頌》中呈現出來的最重要的東西。
新曆史主義的最大特征便在于存在“文本的曆史性”與“曆史的文本性”的互相依存。從“文本的曆史性”的角度來說，電影中的具體叙事事件都是特殊曆史性的，都表現了特定時代的物質條件限制以及特定曆史時期人類難以克服的沖突。例如，在《秦頌》中，秦國通過武力征伐擷取了山東六國的土地，也俘獲了大量士卒與百姓。對于這些俘虜，秦始皇或是将其作為民夫送去築台、修長城，或是幹脆将其殘忍地處死。這是源于在當時的生産力限制下，人力是寶貴的财富，但交通、通信以及糧食生産等的不發達又使得秦國這一行駛郡縣制來管理一個空前統一大國的國家面臨諸多行政不便和政權上的威脅。當秦始皇認為秦國無法控制這些俘虜時，他就必然要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而将他們消滅。在電影中，女主人公栎陽公主無疑是一個正面人物，但是她也不可能跳出曆史局限性來看待俘虜問題。當她被擡着經過大量即将被施以鐵烙燙臉之刑的奴隸身邊時，她是沒有同情之心的，她所考慮的問題是怎樣向父王要幾個奴隸來取代這些閹人來擡自己。在高漸離對她喊出了“婊子都有那麼大排場”時，她的第一反應是向王贲要來烙鐵親自給高漸離烙上“囚”字。而“曆史的文本性”則否認了曆史是鐵闆一塊的觀念。
新曆史主義認為，對于當代人來說，他們根本無法接觸到真實的、具有連貫性的曆史，即使是正史中的文字記載，依然有大量虛構話語以及人為對真相的遴選和抹殺。換言之，曆史中存在大量人們可以進行繼續闡釋的空白點，這就是文本性所在。在電影中，主創便要對這些空白點運用虛構去填充和重組。例如，在《秦頌》中，高漸離是一個燕國女子之子，他和秦始皇從小一起在趙國生活。由于父親子楚是秦國留在趙國的質子，是以秦始皇的童年是并不愉快的。在他惴惴不安的童年中，高漸離母親的母乳以及從小會彈琴的玩伴高漸離給予了他為數不多的溫暖。這也是後來秦始皇始終不忍心下手殺死高漸離，并在已經被“螞蟻”一樣多的人稱呼“大王”後依然想聽高漸離稱呼自己一聲“大哥”的原因。甚至兩人都曾因為秦燕交惡而差點被作為奴隸砍頭，這直接導緻了秦始皇成年以後乖戾、陰暗、兇狠的内心和對人命的輕視。可以說，這一虛構是飽滿而又真實可信的。無論是文本的曆史性抑或曆史的文本性，都強調個人經驗。
例如，在曆史上，秦滅最後三國的順序是楚、燕、齊，但是在電影中被改為燕、楚、齊，李斯曾提醒秦始皇這一點，而秦始皇的理由是“因為燕國有一個會寫‘秦頌’的人”。同時燕國先覆滅，高漸離入秦，與栎陽公主相愛，并發生關系，與後來王翦父子率傾國大軍攻破楚國國都在時間上并行，形成一種在叙事和視覺上巧妙的雙重對應。又如高漸離對于荊轲刺秦的态度，在電影中被扭轉了。曆史上高漸離是在易水邊送别荊轲之人，而在電影中高漸離則表示“統一了好，音可同律。”高漸離還提出要為荊轲和樊於期奏樂一曲，表示“人間美妙，不可輕生”。荊轲表示讓高漸離刺秦，如同讓他操琴，皆為癡人說夢。從不願刺秦到主動刺秦，高漸離态度的轉變成為電影鋪展情節的一條線索。而荊轲刺秦時的“圖窮匕見”也被改編為荊轲騙秦始皇地圖中藏有高漸離的右手食指，突出了秦始皇對高漸離的看重。
在《秦頌》中，電影最大限度地顧及了真實的曆史背景，并且也表現出了對事件前因後果的描述，如電影中多次表現了趙高背着秦始皇操縱一切，給胡亥灌輸殘暴不仁的思想，先斬後奏地處死王贲、關押王翦等，在秦始皇的登基大典前，趙高則陰恻恻地表示“秦國的氣數也快盡了”。即使電影在秦始皇死後就結束了，但觀衆也能感受到，相對于在電影中尚有正直一面的李斯，内心充滿鬼蜮伎倆，并且對秦國的未來有着怨毒詛咒的趙高無疑是秦國的掘墓人。
而《秦頌》對曆史的“小寫”一面則展現在高漸離與栎陽公主的愛情故事上。這一愛情故事的背景則是秦始皇滅燕、楚、齊三國，稱始皇帝的這段時間内。随着統一大業已成，利益面臨着重新配置設定，必然要有人被犧牲，犧牲就意味着沖突的爆發，是以這一橫切面可以說正是沖突的交會點。在正史中，秦始皇統一天下，高漸離作為荊轲的朋友，在與秦始皇無仇、與燕太子丹無恩的情況下，僅僅因為與荊轲的友情而刺殺始皇，司馬遷張揚的是這種動人的純粹的男子之間的情誼。在與始皇東巡時同遊後，王翦、王贲父子作為秦國一統天下的最大功臣就幾乎消失在了記載中，随後的北擊匈奴等任務則由蒙恬等将領來承擔，作為與蒙恬幾乎同齡的名将，王贲在史書中的隐匿幾乎隻能以死亡解釋。而在清代的《陝西通志》和《富平縣志》中則有秦始皇将華陽公主嫁給王翦的傳說。是以在電影中，高漸離、公主和王贲的三角戀成為高漸離決意刺秦和王氏父子消失在曆史上的解釋。栎陽公主是秦始皇最寵愛的長女，是高漸離摯愛的對象，高漸離甚至為她譜寫了《栎陽頌》，而她又是大将軍王贲的未婚妻，是沖突的集中點。從高漸離強奸公主，表示要拿印有公主血迹的手帕送給王贲時，這一場三角戀的沖突就注定要爆發。而栎陽公主的死，在電影中則是一個“羅生門”式的謎。
從趙高對高漸離的叙述中，栎陽公主咬舌自盡，随後被王贲分屍。而在李斯對秦始皇的叙述中，王贲則對公主進行了砍頭、斷四肢、割乳等殘忍虐殺。而觀衆對于此事件則可以有兩種解釋：王氏父子早已料到在天下一統後自己将有可能面臨“狡兔死，走狗烹”的結局，正如之前秦始皇對高漸離解釋的：最多兩年，王贲就會死在讨伐匈奴的戰場上，到時候他再将栎陽嫁給高漸離。而栎陽的自殺導緻了王贲必然遭到秦始皇慘重的處置，一是自感三世為将卻不如一弄樂之人的奇恥大辱，二是自知必死，才使王贲殘害了公主的遺體。而第二種可能則是公主的遺體是在趙高的設計下被殘害的，趙高的目的一是為了嫁禍王贲，這從他果斷地處死王贲、關押王翦可以看得出來，進而進一步達到驅蒙恬，逐扶蘇，扶持胡亥上位的目的；第二則是借栎陽之死的慘烈激怒高漸離，這從他故意将栎陽的手送給高漸離可以看得出來，這直接導緻了高漸離在雙目已盲的情況下依然憤怒地決定襲擊秦始皇，一旦秦始皇被刺殺成功，胡亥登基就将被提前，即使刺殺未遂，深受愛女被殺、知己行刺雙重打擊的秦始皇健康狀況也勢必迅速惡化。而李斯則成為趙高的同謀。
在電影主創對這些曆史細節較為合理(從王贲之子王離依然擔任秦國大将來看，王家并沒有因為公主事件而遭到毀滅性打擊)的豐富上，在權力旋渦中心的人們為了實作自己的目的而不擇手段的人性惡被淋漓盡緻地表現了出來。趙高、李斯等人的私心和弄權越是被誇大，高漸離和栎陽之間真情的光芒也就越為耀眼。反之，刺秦動因的改變，使得《史記》中對于高漸離與荊轲友情給予的高度評價則在電影中被削弱。
在新曆史主義中，主創絕不是曆史事件的局外人，他們采取的是一種既有遠觀，又有近看的雙重視角，是故事的局内人。在局内人的叙述之下，曆史和現實之間的界限被打破。這種打破是為了主創進行政治理想表達服務的。新曆史主義對于曆史事件的叙事是“碎片拼貼”式的，如在《秦頌》中，王翦與李信在伐楚上的争執，秦始皇在李信慘敗後轉而去頻陽懇求王翦，王翦提出要大量良田美宅以打消秦始皇顧慮這些史實，或者說可以用以生發虛構的事件基礎(如秦始皇将栎陽公主許配王贲進一步籠絡王翦等)都被電影舍棄了；碎片叙事導緻的是中心的開放性。文本的意義沒有被封閉在一個對客體對象的固有闡釋中。新曆史主義下的叙事反對對曆史的恒定解釋，如對秦始皇雄才大略或暴虐無道等的單純正或反的刻闆印象，是《秦頌》所回避的。文本成為“由許多層(層次、系統)構成，剝到頭也沒有中心，沒有核，沒有秘密，沒有明了的本原，唯有一層一層的膜包着它本身和表層”的洋蔥。
和陳凱歌的《荊轲刺秦王》(the emperor and the assassin，1998)、張藝謀的《英雄》(hero，2002)一樣，以秦代曆史為題材的電影往往滲透着時代精神以及導演個人的政治理想。作為一名有膽識和創造力，并且認為經過叙述的曆史是僞曆史的導演，周曉文在電影中也表達了他的政治批判意識。
這種批判意識主要展現在周曉文對權力和人性關系的闡釋上。在《秦頌》中，秦始皇是一個曆史偉人，但也是一個人性逐漸被腐蝕的可憐人。在電影中，秦始皇可以犧牲所有人(電影特意展現了他車裂自己親子的情節)，奴役所有人，電影中以“運石南山，千斤在肩；萬人垂頸，一人上天”的歌謠展現了秦國統一下群眾承擔的勞役。最後在登基大典上，他脆弱的内心世界在孤獨的背影下一覽無餘。高漸離對他的最後一搏與其說是為栎陽複仇，倒不如說是對秦始皇最後一絲殘存人性的挽留，是以高漸離才會在臨死前說出那句“大哥”，他對于秦始皇已經沒有了仇恨和控訴而隻有懇求與憐憫，秦始皇站在權力頂峰時也是最茫然無助的時候。
而與人性挂鈎的則是音樂。高漸離和栎陽這兩個具有美好人性象征意味的角色都會撫琴，精通樂理。相比之下，隻知道感官欣賞戰鼓的王贲則是粗鄙不文的象征。秦始皇之是以為了否定“王樂”而要高漸離作“秦頌”也正是希望能在人性層面上進行精神上的統一和建設，因為原來的王樂“一點人味兒也沒有，還不如高漸離的一首童謠”。童年時高漸離母親的“兩隻小狗，咬了一宿”的童謠是秦始皇人性尚存的象征，是他的美好回憶。秦始皇和高漸離這“兩隻小狗”一個在權力的幫助下赢了對方，而另一個則成為靈魂角力中的勝者。
綜上，新曆史主義開辟了一條既颠覆了曆史，又相較于“戲說”更為嚴謹的叙事方式。但這種叙事方式也是褒貶參半的。《秦頌》對波瀾壯闊的秦王掃六合故事的文學性演繹，使電影在有曆史本身吸引力的同時，也有了寶貴的人文關懷價值，盡管電影因為對史實的選擇、放大和編撰而飽受诟病，但是從新曆史主義的角度來看，《秦頌》主創在面對曆史題材時這種對主體能動性的發揮是值得肯定的，電影的審美價值也是值得挖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