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英團
在羅貫中寫定《三國演義》之前，“三國”故事在宋明“已甚盛”。在“三國”故事長期流傳過程中，人們無疑會根據自己的階級立場、審美情趣、主觀理想和對史事的認識進行“自我加工”，及至羅貫中“以陳壽的《三國志》為藍本”，參照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所輯錄的各種野史、雜史、傳說，并按自己的主體認識、價值觀念和藝術好惡加以綜合，成就了這部曆史演義巨著。
“世人鮮有讀三國史者，惟于羅貫中演義得其梗概耳。”清人魏裔介如是說。這部書“是一部絕好的通俗曆史”（胡适語），“就文學而論，它的人物塑造功夫也确是第一流的，中國後世的小說家都從其中吸取了營養”（金庸語）。
在《<三國演義>試論》中，已故戲曲史研究專家、著名戲劇家董每戡先生從《三國演義》成書談起，他認為，《三國演義》“不是在一個短時期，由羅貫中一個人的手創作出來的”，而是“約經過五百年的積累”，很多人的“口頭傳說”“敷飾加工”，羅貫中不過是“彙集各說，增删編撰”。話鋒一轉，“羅貫中在這上面花的精力特多，創造也不少”。董先生覺得，“今天我們歸功于他也不為過。”
“藝術決不是遊戲，它是一種武器”“藝術決不能離開社會，它應該是普遍的社會生活的反映。”董每戡先生向來重視藝術的“傾向性”。在《<三國演義>試論》裡，他用“階級性”“人民性”“人民本位”等哲學概念來探究《三國演義》的意蘊，并贊揚羅貫中“在當時運用半文半白的文體，以三國時代的史實為材料，通過高度的藝術技巧，表達了當時人民的意志和願望，執行以義相結、忠于漢族的愛國主義教育”。他反感“正統觀念就是封建意識”之說，他認為，“劉備确實是皇漢後裔，何妨借用尊漢來号召人民完成統一天下的事業？”并稱：“韓山童自姓韓，宋皇朝自姓趙，居然還來冒認皇親……劉備自是名正言順了，《三國演義》也這樣運用正統，是符合人民的願望，不能說是封建意識，相反倒可以認為充滿了愛國主義精神。”
董先生是劇史家、戲劇家，把“以演劇為核心的舞台觀”貫穿于《三國演義》的研究。本意勘“正統觀念就是封建意識”說之誤，卻有點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作為一家之言，《<三國演義>試論》對《三國演義》的成就與缺點做到了具體的一分為二的細緻分析，即使對于較有影響的社會反映論也不是随聲附和，而是從故事的背景及題材的原創性出發，在尊重“人民大衆”原創性的基礎上承認羅貫中“花的精力”和“創造”，進而提出值得斟酌探讨和深入研究的問題，通過抽絲剝繭的細緻分析和詳細論證，得出相對公允的結論。如其認為，“《三國演義》全書所反映的社會現實，便是《三國演義》的本質所在，這本質就是寫東漢末年三國時期的内部沖突。”并進一步指出：“《三國演義》真實而又深刻地揭露了當時各個政治集團之間的沖突，反映了當時封建社會的各種現象，這是《三國演義》一書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