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80年代前後，受洋務運動和西方文化的影響，早期維新派逐漸形成，他們在外交、經濟、文化、教育、政治等方面提出一些改良主張，維新思潮嶄露頭角。甲午戰争後，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為代表的維新派迅速崛起。在其帶動下，全國各地學會林立，報刊盛行，新式學堂不斷湧現，推動了維新變法運動的高漲。
早期維新派
19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随着洋務運動中各種問題的暴露和西方文化的影響，早期維新派逐漸形成。他們多由洋務派分化而來，代表人物有王韬、馬建忠、薛福成、鄭觀應、湯震、陳虬、陳熾、何啟和胡禮垣等，其代表著作分别為《弢園文錄外編》《适可齋記言記行》《籌洋議》《盛世危言》《危言》《經世博議》《庸書》《新政真诠》等。他們早年多參與洋務活動，或是洋務官員的幕僚，或是洋行買辦，或是企業老闆，或出國留學，或辦理對外交涉，在接觸和了解西方近代生産方式、科學技術、社會政治及經濟制度的基礎上，對洋務運動的腐敗性、封建性持批評态度，對單純以引進西方科技的洋務事業産生質疑，主張在器物層次之外的制度及文化層面更廣泛地學習西方，自上而下地實行政治、經濟等領域的改革，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實作國家的獨立與富強。自19世紀80年代後期起，在早期維新派的帶動下，變法維新漸漸彙合為一股新型的社會思潮，涉及外交、經濟、教育文化、政治等許多方面。
我們就從這些方面，讓大家了解這個不成熟的早期維新派的思想和主張。
在外交方面
早期維新派主張抵禦外侮，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指陳以往簽訂不平等條約的危害，要求取消列強在華的片面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關稅協定等特權。薛福成認為，清政府所訂立的不平等條約中，“有視若尋常而贻患于無窮者，大要有二”：一即“一國獲利，各國均沾”；一即“洋人居中國，不日中國官管理”。’進而主張與各國修訂條約，取消片面最惠國待遇，并在各口岸專設衙門，參考中西律例，審理華洋案件，以此收回領事裁判權。鄭觀應也認為，中國不可完全依據國際公法，在當世之時“公法仍憑虛理，強者可執其法以繩人，弱者必不可免隐忍受屈”，是以中國唯有自強，方能從國際公法中謀取應得的權益。
陳熾
對于關稅問題，陳熾強調稅則為國家自主之權，不能讓與他國把持，認為清政府與外國協定關稅隻會授人以柄，危害甚大，因而主張收回關稅自主權。鄭觀應所持觀點與此略為相近，要求将海關行政權收歸中國，自總稅務司以下至各稅務司幫辦逐漸聘用華人，以此“不緻陰袒西人阻撓稅則，不特榷政大有裨益，而于中華政體所保全者為尤大也”。在外交政策上，王韬、鄭觀應等人均主張在變法自強的基礎上，聯合英國、日本，抵禦俄國、法國，以緩解日趨嚴重的邊疆危機。
在經濟方面
早期維新派認為外國資本主義對華進行的經濟掠奪是造成中國貧弱的主要原因，因而要求改變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減少官方的壟斷與控制，大力發展民族工商業，以實作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王韬強調“商富即國富”，主張應“恃商為國本”，擴大通商貿易，開采礦山，興辦保險事業，保護海外華僑等。薛福成參照西方國家的富強之道，認為“非工不足以開商之源，則工又為其基而商為其用”，進而主張優先發展以民族工業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工商業。鄭觀應在考察英、日等國的經濟狀況後，也闡發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要求鐵路、輪船、開礦、種植、紡織、制造之外的其他行業一律由民間開設，并提出創立商部和商會組織，與外國資本主義展開“商戰”，用以抵制列強的政治、經濟侵略，保護中國利源。
王韬
在教育文化方面
王韬、鄭觀應論述頗多。王韬認為，科舉制度與學校教育的改革是變法自強的兩個重要環節，主張漸進改革科舉取士制度，廢除八股，将考試内容分成八科或十科，主要涉及傳統的經世緻用之學、西方自然科學、語言文字及時事政治等，分科舉人；由此将科舉改革納入專門人才的培養和選拔體系，推行近代化的專業教育。在科舉制度與學校教育改革的結合上，鄭觀應闡述得更為具體。他認為中國應變通文、武科考制度，在文、武歲科之外另立一科，專考西學。為培養近代人才，主張在各省廣設西學書院，招收十五歲至二十歲的學徒，教授天文、地理、農政、格緻、算術、醫學、語言文字、政事律例等，以三年為期。同時，又提出仿照西方的教學模式，擴充或改革傳統官學、書院，州縣設文武國小，府省設中學，京師設大學。其中文科包括文學、政事、格緻、工藝、語言文字、雜學（商、農、醫）六科，武科包括陸軍、海軍二科，各分大、中、小三等，分科分班教學，三年後擇優逐級升學。除此之外，他還建議增設女子學塾、禁令纏足、廣派留學生、翻譯西書等。
鄭觀應
在政治革新方面
早期維新派介紹或宣傳西方議會及民主制度，倡導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推行君主立憲政體。馬建忠在指陳西方民主制度中賄賂公行、結黨營私等弊病的同時，認為西方國家實行三權分立，“權不相侵”，故“政事綱舉目張，粲然可觀”，且“人人有自立之權，即人人有自愛之意”。他雖未正面提出開設議院的政治主張，但充分肯定其“下情可達”的功效，透露出對西方民權的傾慕之情。王韬介紹了西方國家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種政治制度，主張實行君民共主的君主立憲政體。鄭觀應對西方議會政體也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主張開設議院以“通下情”，“得民心”，“張國勢”，“行公法”，并認為“君民共主者權得其平”希望實作君主立憲的政治制度。何啟、胡禮垣則從學理上鼓吹君主立憲政體，在分析君主與人民、主體與客體間沖突聯系的基礎上，批判君主專制制度，主張推行選舉，設立議院。
馬建忠
甲午戰争前，早期維新派通過著書立說，針對經濟、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具體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張，給中國的社會發展指明了新的出路，成為戊戌年間維新變法運動的思想先驅。但是，他們的維新思想依然不夠成熟。他們對西方哲學、政治、經濟等學說的介紹比較零亂、粗淺，缺乏系統性，更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他們與洋務派界限不明，雖不滿君主專制制度，但極少進行正面批判；他們宣揚政治改良，但僅限于制造輿論，缺乏必要的政治實踐。由此，早期維新派隻能停留在一般的社會批判和輿論宣傳方面，不可能發展為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這些問題在後起的康梁維新派身上，則有一定的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