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以後的語境下，聖人通常特指孔子。其實在曆史上，聖人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也是一個很受尊崇的概念，是以後來成為君主時代對帝王的尊稱，得道的修道者們也被冠以聖人的稱号。但不管是稱呼誰的，似乎都是些品德最高尚、智慧最超越的人。
在傳統（儒家）文化中，“聖人”指知行完備的至善之人，是專門指向完美品格者的，他們是有限世界中的無限存在。
從古人造字的本義來看，“聖”字，“耳”表聞道，通達天地之正理；“口”表弘道，教化大衆；“王”表身份尊崇，統率群倫，德行得以施行普惠。
《論語•八佾》借衛國的儀封人之口說：“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為木铎”，說的就是孔子周遊列國，屢遭困厄，矢志弘道，教化群眾的故事。
孔子所弘之道是周禮，他說“克己複禮為仁”，他的最高政治理想就是通過實施仁政，以恢複西周時期 的禮法制度。
然而，周禮之道，在道家的思想體系中，卻處于末節地位，老子說：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也”。
老子主張道治，如果不能道治，便會“以德治國”，德治就意味着“上賢”之治，老子是反對“上賢”的，因為那是導緻天下紛争的源頭；但如果德治也行不通，那就隻好降而求其次，而·推行“仁政”，但仁政的實施實際上是給天下人制造了一個“明君”的希冀；如果仁政還不行，那就隻好依賴于“道義”來彌補，道德和正義是權力價值的展現，這也不符合大道無為的特性，這也是道家所反對的。
當道義完全喪失，全憑禮教來維系社會秩序時，禮教會訴諸暴力，強迫就範。于是社會沖突便會趨于尖銳化。
是以，在道家的思想體系中，道為“根本”，“禮”為“末梢”，權力者“為道”，必須崇本息末，無為而治，而不能本末倒置，以禮代道。
對此思想，儒學集大成者朱熹不僅不反對，反而很贊成。《朱子語類》有一段朱熹跟弟子讨論《老子》的對話中說：
郭德元問："老子雲：'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卻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隻是他說這是個無緊要底物事，不将為事。某初間疑有兩個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為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是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隻是他又說這個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是以如此說。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個意思。"
很顯然，在朱熹看來，老子就是那個寫《五千言》的作者，并且說老子跟孔子講禮講的“如此好”，隻是他認為“這個物事不用得亦可”，并且在儒家經典中為老子“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也”找依據。
老子的“絕聖棄智”是勸誡君主不以聖賢自居。從老子、尹喜、文子，到列子、莊子等道家人物，都有關于“聖人”的論述，很少用作貶義詞，在《老子》一書中也出現30次之多，但是跟儒家“道德楷模”之“聖人”不同的是，老子道論體系中的聖人，是法天體道之人。
那麼，為什麼老子在第19章又提出醫治社會弊病的主張時，突然當頭棒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複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沖突嗎？不沖突。因為老子的對話主體是君主，君主對應的是“百姓”，是“民”。老子這一章要闡述的跟第二章“不上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是遙相呼應的，講的都是同一個道理，而主體是侯王，是君主，是權力階層。
這一章的“三絕三棄”都是指為道者不以聖人自居，不玩計謀賣弄智巧，則民利百倍；摒棄“仁”、“義”等僞詐的施政手段而以天道為施治根本，群眾會回歸到天然的孝慈本性；君主遠離巧利的誘惑，讒佞小人便會絕迹。
由此可見，老子的“絕聖棄智”等，是勸誡君主不以聖賢和有功者自居，以此實作“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道治目标。
莊子的“聖人不死，大道不已”是對标榜聖賢做法的批判。莊子比老子更旗幟鮮明，更淋漓盡緻，朱熹對莊子思想和行文風格的評價是：“莊子跌蕩，不拘繩墨”，“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将去，字字有著落。”
莊子直接給“聖人”下達了“死刑判決書”：“聖人不死，大盜不已”！
在莊子那裡，以仁義道德标榜的聖人，就是社會頑疾的病原體！
莊子《外篇·胠箧》直接炮轟：
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大意是說：聖人一天不雷射光，天下就永無甯日。隻要有聖人在，大盜就會層出不窮。老百姓太老實，寄希望于聖法聖教，天真地認為聖人可以天下大治。但是他們哪裡知道，越是倚重于聖人那一套，就越有利于暴君奸臣和大盜。
文中的“盜跖”是當時正統社會對“跖”貶稱，其實他姓展，名跖，是賊行業的祖師爺。很諷刺的是，盜跖雖然燒殺擄掠，辦人 肉宴，暴虐惡行為天下知，但他的親哥哥，魯國大夫展獲（柳下惠），卻被孟子奉為“四聖”之一的“和聖”，也就是那個“坐懷不亂”的主角。
莊子文中說：某日，盜跖跟手下論道。有喽羅問：聖人有道，盜亦有道乎？
盜跖回答：行行有道，沒有道就能鬧騰起來嗎？要偷要搶，先看窮富，不必調查，全憑直覺，聖也；破門而入，勇往直前，不怕犧牲，勇也；财物到手，争着斷後，掩護弟兄，義也；見機行事，适可而止，智也；分贓公平，愛字當先，仁也。此“五德”皆為聖人之教谕，大盜所必備。品德敗壞者，無道之徒也，隻可入小偷行列，豈能為大盜乎？
莊子還舉例說，齊國從前是姜太公的封國，後來田成子竊國，國名雖然沒變，但是國君卻從此改姓田，田成子竊取的何止是齊國江山，連同聖人的仁義禮樂都一鍋端了，周公、太公、管仲、孔子這些作古了的聖人，為“田氏代齊”站崗值勤，保衛盜賊的身家性命！
這就是“竊鈎者誅，竊國者侯”的典故，也是莊子斷言“聖人不死，大盜不已”的依據。
為何朱熹說“老子收斂，齊腳斂手；莊子卻将許多道理掀翻說”，毫無顧忌地“快刀利斧劈截将去”？
因為老子生活的春秋時期，諸侯之間的争搶還是要顧及到禮法，講究點政策的。而到了莊子所處的戰國時期，“仁義”完全淪為諸侯們拳頭說話，武力征服的借口，理直氣壯地篡位，明目張膽地讨伐，肆無忌憚地殺兄弑父，玩的全是智巧詐僞的“仁義”，耍的全是“以智治國”的陰謀詭計。
其實，莊子的“聖人不死，大盜不已”，跟老子的“絕聖棄智”說的是一回事，強調的都是權力階層“不以聖人自居”，不要标榜聖賢，給投機分子以可乘之機。權力者一旦本末倒置，崇“禮”而離“道”，“百姓（百官）”就會借此粉飾自己，圖謀私利。
“聖人不死，大盜不已”，并非要聖人真的雷射光，而是像老子形容的“被褐懷玉”、“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那樣，“生而弗有也，為而弗恃也，長而弗宰也”，“成功而弗居也”。
是以，老莊所言“絕聖棄智”、“聖人不死，大盜不已”，都是對當權者本末倒置的矯枉過正，其話鋒直指侯王，是道家一以貫之的聖人觀，更與愚民政策無關。如果真要說“愚”，那就是老子所說的“我愚人之心也”中的”愚“，是指聖人的“我獨昏呵”、“我獨闵闵”之“愚”，是“少私寡欲，見素抱樸”之“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