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德國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思想家。他曾于海德堡大學求學，在柏林大學開始教職生涯，并陸續于維也納大學、慕尼黑大學等大學任教，曾前往凡爾賽會議代表德國進行談判，并且參與了魏瑪共和國憲法起草設計。
少年時期的韋伯。
1917年，韋伯在德國圖靈根州的勞恩斯坦城堡參加一場會議。居中是德國劇作家恩斯特·托勒爾（ernst toller）。
《學術與政治》
作者：[德]馬克斯·韋伯
譯者：錢永祥
版本：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 2019年4月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譯者：康樂 簡惠美
《學術作為志業》（也譯為“科學作為天職”）《政治作為志業》德文版封面。
《馬克斯·韋伯與經濟社會學思想》
作者：[瑞典]理查德·斯威德伯格
譯者：何蓉
版本：商務印書館 2007年7月
《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1890-1920》
作者：[德]沃爾夫岡·j.蒙森
譯者：閻克文
版本：三輝·中信出版集團 2016年10月
《馬克斯·韋伯思想肖像》
作者：[美]萊因哈特·本迪克斯
譯者：劉北成等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1月
1917年11月7日晚上八點，德國慕尼黑的斯坦尼克藝術廳内人頭攢動。聽衆席上擠滿了年輕的大學生，也不乏聲名在外的學者精英，他們都在等待着一場期待已久的演講，而主講人正是當時德國思想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馬克斯·韋伯。
當時“一戰”已經接近尾聲，德國的外交處境日趨窘迫。國内各種思潮的紛争不休，更讓德國的年輕人感到迷茫與無助。他們迫切希望有一位導師，對時下的種種困擾與未來的人生方向給予清晰的答案。
根據在場人的回憶，韋伯現身時“蒼白而疲憊，急促地穿過爆滿的講堂走向演講桌”，“他的臉龐與下巴長滿了濃密的大胡子，令人想起班貝格大教堂的先知雕像深沉而熾熱的神情”。這場演講從頭到尾都沒看稿子，也沒有停頓索詞之處，正是講者“長期以來涵泳斟酌的思考,以爆炸性的力量當場成篇。”
“我們這個時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終極而最崇高的價值，已自公共領域隐沒”，在震撼又發人深省的語詞中，韋伯給滿心期待的聽衆澆上了一盆冷水，他用克制卻不乏悲觀的語氣揭示了現代世界最深刻的困境。
在韋伯離世百年之後，他的時代診斷仍然保持着鮮活的生命力。誠如一位德國學人所言，隻要現代性的曆史不曾終結，韋伯的洞見和思考方式就不會過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馬克斯·韋伯永遠是我們的同時代人。
兩個世界
家庭内外的“權威”與“自由”
馬克斯·韋伯的人生與學術見解，構築于多種沖突對峙的沖突之上。我們可以通過他短暫充實、又坎坷挫折的一生，對韋伯内心的緊張與外部世界的沖突獲得大緻的了解。
在韋伯出生的年代，尋求統一是德國境内最為一緻的呼聲。1864年4月21日，韋伯生于圖利根的埃爾福特城。就在韋伯出生前的兩年，剛剛任命為普魯士首相的奧托·馮·俾斯麥在議會發表了著名的“鐵血演說”。在七歲那年，韋伯見證了威廉一世在凡爾賽宮前舉行加冕儀式，宣告了德意志帝國的成立。
韋伯的父親是一位訓練有素的法律家，當時還在擔任市參議員。得益于家中有一名成功的政壇人物，韋伯在孩童之時就已接觸和結識當時德國學界和政界的知名人士。家庭友朋間的往來和四處的旅行，讓早熟的韋伯不滿足于學校千篇一律的教育方式，也對政治産生了天然的興趣。
韋伯對于基督新教的最初認識，都來自于母親的教誨。他母親則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盡管韋伯沒有宗教信仰，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欠缺宗教共鳴”，但他一生花費了大量的精力探索和比較世界宗教對人類行為和生活的影響。韋伯在描述新教、印度教、猶太教以及中國宗教時所展現的超凡的同情和了解，可能源于早年家庭生活中的宗教體驗。
由于早年患過腦膜炎，少年時代的韋伯不喜運動卻酷愛書本，很快就顯示出了智識上的天賦。他在九歲時掌握了拉丁文，十三歲時就寫出了兩篇曆史論文，十五歲時能像大學生一樣廣泛地摘寫讀書劄記。韋伯在二十五歲獲得了法學博士的學位，并很快謀得了大學的教職。在三十三歲那年，韋伯就成為海德堡大學曆史上最年輕的教授之一，令同輩學人望塵莫及。不幸的是，一路平步青雲的韋伯很快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挫折。
1897年，韋伯的父親離世。在此之前父子倆有過激烈的争吵，韋伯對父母之間日益惡化的關系感到憂心，他看不慣父親對母親采用的家長式的管束和控制，更是不滿于父親對此專橫傲慢的反應。在沖突達到頂點之時，韋伯甚至揚言要斷絕父子關系。然而父親的突然離世抹殺了韋伯與父親和解的可能，使得韋伯一生都伴随着一種無法消弭的罪惡感。這對韋伯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沖擊，讓他患上了嚴重的精神疾病。
這場精神危機差點摧毀了一位學術天才和思想巨人。在韋伯夫人的回憶中，韋伯對待工作的态度有着禁欲主義的狂熱。但在這場變故之後的七年時間裡，韋伯時常陷入精神崩潰，完全無法進行學術工作，還一度住進了精神病院。盡管學校多次用帶薪休假的方式挽留，韋伯卻對自己無力工作而拿了報酬耿耿于懷，最終還是辭去了教職。盡管韋伯在精神恢複之後的16年裡完成了大部分流傳于世的作品，但直到1918年他才重新回歸熟悉的大學講台，此時距離他因肺炎離世不到兩年的時間。
韋伯的精神疾病有着家庭遺傳的背景，但從更深層次分析這場精神危機的根源，有助于我們了解韋伯内心的認同與價值沖突。有些韋伯研究學者指出，這種持續的緊張不安可能來源于韋伯無法調和父親與母親所對應的不同價值系統。進入大學後的韋伯也一度想擁有父親那樣的男性氣概，成為那個時代典型的德意志男子：壯實、嗜酒、口叼雪茄，臉上時常留有鬥劍的劃痕。在韋伯對卡裡斯瑪型領袖分析中，似乎可以覓得父親權威形象的身影。
然而，面對普魯士的尚武精神，面對軍方操縱教育機構以“馴服”年輕人的舉措，韋伯也是不遺餘力地展開抨擊。這種沉浸在韋伯理論分析背後的深刻的人道主義，對于受到壓迫的普羅大衆的同情和關懷，既有從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處汲取的精神力量，也有來自他對虔誠信教徒母親的認同。權威與自由在内心中的緊張關系，很快延展到了韋伯對待德國現實政治走向的态度。
公共事務
将關懷負擔加諸自身
威廉時代的德國知識精英，在對學術做出貢獻之餘，大多也屬于中産階級思想的先鋒，渴望在政治上表達自己的聲音，韋伯在這一點上尤其明顯。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更是把自己的精神導師稱為“天生的政治家”。
普法戰争勝利之後，統一後的德國在經濟上突飛猛進，迅速地完成了工業化過程。韋伯從童年開始，一直經曆着德國的經濟如何趕超英法，終于在兩個世紀之交成為第二号世界經濟強國的過程。
韋伯成長的一代籠罩在俾斯麥的巨大光環之下。在俾斯麥的強權上司下，德國奉行權威先于議會辯論的治國原則，高效率的官僚組織迅速膨脹。德意志帝國以國家主義的方式振興民族經濟的政策，同時走在歐洲各國前列，實行一系列的社會保障制度。另一方面，在普魯士精神的号召之下，德國也從未掩飾向外擴張的野心。
俾斯麥緻力于尋求德意志統一的努力，并将一個新興國家推上世界列強的政治才華，也得到了韋伯的欣賞與傾慕。但與他的同齡人相比，韋伯仍然對盛行的俾斯麥崇拜保持距離。在很多場合下，他毫無保留地批評俾斯麥的文化戰争，更是無法容忍圍繞在俾斯麥身邊，失去獨立思考的溫順官僚。
韋伯對德國的認同也有着相似沖突和緊張。在學術生涯的早期，韋伯曾對德國易北河東岸地區的容克地主經濟做過一番詳盡的研究。他發現德國東部原本人口稠密的農業區，人口之是以不斷減少，正與容克地主的利益相挂鈎。他相信這些普魯士統治階級的利益從根本上是與德意志帝國的利益相違背的。而普魯士的中産階級更是充斥着沒有脊椎骨的庸俗之輩。每當韋伯旅行之時，他常常抱怨德意志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國家了，憤怒地說出永遠不回來的話。而作為一名普魯士的軍官，德皇威廉二世也時常是他嘲諷和蔑視的對象。
表現在德意志勞工和庶民身上的勤奮、克制和奉獻自我的精神，卻又喚起韋伯内心最為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他在萬國博覽會上驕傲地觀看德國工藝品所展示的技巧與工藝，他對巴黎街頭的德裔裁縫和鞋匠精湛手藝深以為榮。“這種追求效率、實際、‘日常生活之美’的能力”，韋伯在晚年寫道，“正與其他民族的迷醉和做戲形成對比。”
1904年，韋伯從美國之旅回國後不久，德國面臨着嚴重的政治危機。相比于英國、法國和俄國先後締結協約，德皇在外交上采取的毫無政策的遊移政策，讓德國失去了多次結盟的良機。空洞的吹擂、虛張聲勢的口号與态度上的反複無常，讓德國在歐洲陷入孤立的境地。而作為國家象征的威廉二世，更是成為了國際輿論的嘲笑對象。
憂心國事的韋伯把矛頭指向了臃腫而無能的政治結構。德國這套虛假的政治制度根本沒有能力有效率地選取負責任的政治領袖，而對于政治上溫馴、技術上完美的官僚機器不受限制地擴張權力，也很難找到制衡的力量。韋伯後來在學術上所做的政治分析，根源都在為德國尋找一個負責任的階層，能夠在列強紛争的國際局勢中，有能力擔負起上司的使命。
一戰爆發之際，韋伯正值天命之年。在韋伯看來，一戰是各國之間經濟與政治的各種敵對湊在一起而造成的結果。如果德國存在“罪過”，就在于不切實際的妄想與作為上的無能。他承認武力是任何政策的最終訴求，同時又痛斥主戰派的戰争狂熱，會給德國帶來災難。他在1915年寫道：“每一次的勝利，都讓我們更遠離和平。這正是目前狀況的獨特性。”
韋伯敏銳地察覺到，戰争的拖延會讓美國成為世界工業的霸主，并且預感到美國會在某一時刻卷入戰争。為此他批評德國的海軍政策，停泊在美國、英國等港口的大量商船最終會被沒收而成為反擊德國的力量。他急切地請求一位副部長讓他閱讀波蘭的官方檔案，得以讓他盡快與波蘭企業家溝通，卻遭到了拒絕。
一戰戰敗之後，韋伯作為專家，代表德國前往凡爾賽參加和平會議，這是他一生中與政治最為接近的距離。他建議那些被指名的德國戰犯主動獻出自己的頭顱，承擔政治錯誤所帶來的後果，甚至與魯登道夫當面展開辯論。一年之後，面對台下聆聽演講的大學生，韋伯在學理上對這種他所要求堅持的“責任倫理”進行了更為精緻的分析。
身為一名知識精英，韋伯繼承了德國的自由主義傳統，又是一名堅定民族主義者。他對于公共事務的關懷，是他自願加諸自身的負擔。雖然他沒有獲得過權力，但他時刻感覺到政治在呼喚他獻身。正如他所言：
“誰有自信，能夠面對這個從本身觀點來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獻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潰，誰能對這個局面而說：‘既是如此，沒關系’，誰才有以政治為志業的‘使命與召喚’。”
學術志業
從不願意冒充蠱惑人心的“假先知”
熟悉韋伯的讀者肯定清楚，韋伯在作品中處處顯露客觀、審慎的治學态度。為了堅持追求精準與持平的表述，他的文章中充滿了用于限定和補充說明的字句和條件句，讓原本就充滿學究氣的著作更加顯得艱澀。這種治學中的克制與理性恰恰與韋伯在參與公共事務中的熱情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在韋伯的時代，社會學的研究才剛剛起步。如同其他新興的學科，在内在的學術基礎和定義沒有明确之前，社會學領域的研究者很難抑制不斷擴充研究範疇的自我傾向。作為社會學的創始者之一，韋伯的一個重要貢獻在于，對社會學乃至所有人文社科領域内的學術劃定了研究的界限。任何學問都不可避免有其限制，韋伯終其一生都在對這一理念不斷探讨，最終發展出了一套他稱之為“價值中立”方法學原則。一名社會科學家隻能在事實的領域分析和解釋現象，對于政治、藝術、宗教的價值判斷，學術應保持緘默。
韋伯晚年發表的著名演講，清晰地展現了他對這種價值的闡釋與踐行。“一戰”戰敗之際，德國思想界陷入了混亂的紛争之中。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文化浪漫主義等各種思潮和觀點逐漸趨于對立和分化。當韋伯在1917年、1918年被兩度邀請在公衆面前發表演講之時，台下迷茫的大學生渴望的是一位能夠指引前路的精神導師。
作為一名極具魅力的講者，韋伯完全可以順應年輕人的心願，但他斷然拒絕充當這一角色。盡管韋伯在著作中對于希伯來先知的描述，時常能夠看見自己的影子，但他在現實中從不願意冒充蠱惑人心的假先知。
他格外冷靜地意識到，那些鼓舞人心、言之鑿鑿的說辭隻是在編織迷人的幻覺，誤導人們走向極端和狂熱，最終讓這些年輕人陷入悲觀和絕望的深淵。韋伯告誡台下的學生，學術不能告訴你生命的意義，甚至也無法自證從事學術本身是否有意義。“在教室的範圍内，唯一的德行便是平實的智性誠實。”
在這場主題為“學術作為志業”的演講中，韋伯進一步提出了自己對于現代世界特征的基本判斷。“世界被祛除了迷魅”，是韋伯對于現代社會的凝練見解。
在古代世界中，人們将生命的意義與宗教的超驗存在相連。而自啟蒙運動以來，理性主義與實驗精神，以及随之而來的專業化和理智化，已經将精神世界分割得七零八落。信仰的忠誠被來自不同領域的原則所瓜分。
多個世紀以來，基督教的宏偉悲情掩蓋了世界中常見的互相競争和抵牾的價值，而到了我們的時代。韋伯寫道，“昔日衆神從墳墓中再度走出”，近代世界又走回多神論，隻是那些神的名字不再叫做朱庇特、阿波羅、阿弗洛狄忒，而被現代人稱之為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與性的解放。
韋伯早年對父母認同的沖突，在政治實踐中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沖突，都讓他對現代社會價值多元而互相沖突的本質特征有了深刻的體認。正是由于價值之間互相沖突，理性對此無能為力，人應當信奉什麼樣的生活，最終隻能依賴個人的自主選擇。
韋伯所斷言的現代社會的根本特征，同時也是現代社會的根本困境。作為個人，我們相比以往擁有了更多的選擇，但更多的選擇也意味着更多的負擔。我們不僅茫然若失，不知如何選擇，也不能怨天尤人，必須自行承擔抉擇的全部後果。作為群體，不同價值間的沖突與對立每天都在撕裂着社會，引發國際沖突。在韋伯離世百年之後，如何應對現代社會多元主義的挑戰，仍然是思想界乃至每個現代人内心深處需要回答的命題。
韋伯傳記中記載了一件轶事，有人問韋伯，學問對他到底有什麼樣的意義，韋伯給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回答：“我希望弄清楚自己能堅持多久。”在對現代社會做出清醒而悲觀判斷之後，韋伯并沒有直接給出問題的答案。但這種“出勁而緩慢鑿穿木闆”的堅持，或許是韋伯對這個不完美的世界給出自己的回應。
在教室的範圍内，唯一的德行便是平實的智性誠實。 ——馬克斯·韋伯
撰文/新京報記者 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