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淑穗（魯迅博物館研究員）
本人存有一冊九十八年前一位先生寫的日記，我急切地希望能找到作者的家屬或有關機關，将這本日記手稿，物歸原主，但我也感到十分愧疚，對不起作者。對于這本日記，我當年也曾想過各種辦法，企圖弄清日記本的作者，将日記手稿原件奉還，但因找不到準确的物主，不敢随意處置。而後我因忙于面臨的工作和寫一些急切要寫的稿件，無奈中，就将它放下了。這一放就是三十餘年，遺憾的是日記的作者恐早已不在世間了。
疫情期間，宅在家中，我在清點舊稿時，偶然又看到了它——這本日記，才恍然大悟，因而寫此小文，并希望能得到諒解和找到物主。
日記手稿本的由來
事情的起因是：八十年代初本人曾在《北京晚報》上寫過一篇《為魯迅先生篆刻印章訪八旬老人——劉淑度女士》，稿發後第二天，《北京晚報》記者回報說，這篇文章發表後引起社會關注，接到不少讀者打來的電話。其中一位是京華印社的社長宋緻中先生，本人對這位先生素不相識。宋先生曾專程來到我工作的機關——北京魯迅博物館找到我，說感謝我寫那篇文章，使他找到他多年失去聯系的師傅，并送給我二本書，一為《中國新文學大系》預約樣本，另一本就是這本日記。他告訴我這是他從造紙廠的廢紙堆中找到的，并說“這可能對你研究魯迅有幫助”。那本日記本當時從表面看已破損，封面和封底全無。但我深知它是經受過劫難、被搶救出來的物件，因而更知其珍貴。本人接受了宋先生的這份厚禮，表示由衷地感激并說一定要妥為儲存。
《日記》本的狀況
日記本的外殼雖然受到損壞，但所幸日記本本身還是完好的。看起來它原來應當是一本非常講究的日記專用冊，名為“中華民國十一年國民日記”。目錄注明書内有“節氣星期表”、“陰陽曆參照表”、“五千年間星期檢查表”、“十二月收支一覽表”、“繁利息表”、“全國縣名表”等，名目繁多，計有三十餘項。
日記的書寫很特殊，有用毛筆書寫的，更有用紫色、藍色、紅色鋼筆書寫的，還有用紅色、藍色和變色鉛筆書寫的，字迹尚清晰，全冊無署名。為弄清日記的作者，本人曾求助湖南人民出版社總編朱正先生，朱先生曾依據日記中提供的有關人物線索，對照查找有關史料，如提到胡适則查《胡适日記》，提到鄭孝胥情況時查找《鄭孝胥日記》等等，均未找到日記作者的确切名姓；本人也曾請《人民日報》副刊編輯、資深記者姜德明先生和資深學者王湜華先生（王先生是著名作家王伯祥老先生的公子）。王湜華先生與出版界和文化界的人士均有廣泛的聯系。先生們都為此遍查有關資料，仍未查出日記的作者。無奈，當時本人隻得暫時将其妥存，期待将來能有所發現。
日記文本揭示真相
疫情之中，本人宅在家中，靜下心來，又重新仔細閱讀日記。經過考證本人以為，這本日記的作者，應當是一位商務印書館的成員，這本日記是他工作的手記本。
商務印書館是我國最早、最聞名的出版機構，于1897年（清光緒二十三年）建立于上海，爾後在上海設立總館。它最初是從一個小小的印刷作坊，逐漸發展成為現代中國首屈一指的出版文化機構。商務印書館的創立标志着中國現代出版業的開始，它以“倡明教育，開啟民智”為宗旨，一百二十三年來創造了中國文化出版事業的輝煌。
據商務印書館史料記載，1903年（清光緒二十九年）在湖北漢口開辦第一家分館，進而在各地廣開分支書館，大緻有40多家，遍及國内各大城市遠至海外新加坡，這些分館在書店服務之外更多成為知識界、教育界人士樂往交流的好地方。
統觀商務印書館的曆史，對照這本日記，可以證明作者所在機關，應是在商務印書館總館上司下的北京分館，僅舉日記中的幾則即可說明：
（一）與上海商務印書館總館的聯系
一月二日記：“取第三屆國語講習所同學錄一本，交伯恒稍送上海總館”。
三月九日記：“上海總館函為北京指南稿，待查之件，即找戴之，請其速辦”。
三月二十七日記：“上海商務館函複，此時補《四部叢刊》《範文正公集》，不能辦，須俟将來印單本時，待告通俗圖書館。”
四月三日記：“午後訪梁聲之，仍為北京指南稿事（上海又來函，即轉交）”等等。
（二）兩則日記展現商務印書館北京分館的工作和活動的概況
四月七日記：“下午四時去津，四時廿五分開車，七時十分到津。”
四月十日記：“到新旅社訪胡适之談多時，又到模範國小訪劉竺生談多時，訪陳爵莊未遇（劉贈予學校概況等）。
到津館，到教育廳略聽梁任公講演，訪李子勤略談，并取得會員錄二本，又訪汪一廣。
到扶輪國小訪王平甫談多時，在霞飛樓吃午飯後，到旅館拜會員，到南開學校訪羅辛田談一小時。”
四月十一日記：“午後到各旅館拜客，在金台旅館遇邵亞芩談甚久，到扶輪中學訪建武談。
晚由商務、中華兩處即辦歡迎中國小會議會員，于青年會，七時半開會，十時半畢，會到者五百人，今須是由孫子文代為主席，中華演圖書機，商務演電影四片，另備茶點。”
此次分館活動曆時五日，分館成員一一拜會了社會各界知名人士，還廣泛聯系教育界，中國小教職員，召開聯歡會，傳播知識，增進友誼。
（三）日記中所現作者身份的一斑
一月三日記：“上國語講習所上課”
一月二十日記：“午到國語講習所行畢業式予幸取列第三。”
三月十三日記：“與白蔭波到教育部，予代表本館慰問索薪教職員。”
三月十九日記：“又到體育社選舉職員，予仍當選為評議員。”
七月十四日記：“到教育會開臨時會，決定設立研究編著股執行股，予被舉為執行股員。”
十月二十五日日記：“晚開本館第一次會議，宣布職務配置設定及各種規則。”
所記職務雖不多，但已可以肯定，這位日記作者應當是這商務印書館北京分館的負責人之一。
（四）日記内容簡述
這本日記是作者的一本工作手記，是以有各種不同用筆的筆迹出現。它真實地記錄了作者工作的實績。按書館工作正常來說無非是售書、收銀甚至是催交欠款等工作。但從這位先生的日記中，我們看到的遠不隻這些。他從始至終地深入各項工作的基層。從學校的領域來說，作為北京分館的負責人，他踏遍了北京市各中國小和一些專業學校，去了解他們的需求，一一和這些學校的上司去面談，甚至對這些學校校長的更替，他都了如指掌；對于當時的知識界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做更廣泛的接觸，為他們服務，聽取他們的意見，這正是這位先生工作的重點。
日記中記錄了諸多的事例，先生聯系的人物繁多，由于本人對當時的社會情況不了解，僅舉其中知曉的人士，其中就有：胡适、蔡元培、舒舍予、錢鈞夫、鄭孝胥、楊樹達、葉恭綽、朱逷先、梁漱溟……先生的工作做得非常細緻。如十二月二十五日記：“蔡孑民來囑代買金石萃編、勞乃宣遺著”；十二月二十九日記：“緻蔡孑民函附金石萃編、山海經圖著并告勞乃宣年譜無賣”等等。在日記中還多處記有與老舍先生的聯系，如三月二十七日記：“舒舍予函謝明日之飯局”又六月二十五日記：“訪舒舍予收名片二盒，面交”等等。
先生不隻承擔書館業務，還承擔許多社會工作，如教育部安排去慰問索薪教職員，再如三月十六日記有：“午後到教育會開評議會，被推薦代表調解學潮”；還多次記有接待來訪者，如十一月一日記有“早同四川到京之李念吾、遊子九參觀高師附屬國小。”等等。
一樁樁一件件的工作，展現了作者對事業的執着，和全心全意為讀者服務的精神，這正是商務印書館的宗旨——“倡明教育，開啟民智”的具體展現。先生傾注全心為讀者服務的精神，是我們商務印書館人的楷模，令我們這些後人由衷地欽佩。這本日記的留存将成為這一段曆史的見證。
最後我們還應該感謝那位搶救文物的宋緻中先生，至今已經和先生聯系不上了，不知先生現在可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