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保爾】
在早期東西方交流中，西方傳教士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來到中國的首要目的雖然不是向西方介紹中國，卻不自覺擔當起了這個任務。當然，他們撰寫的有關中國的書籍，也不是為中國的讀者準備的——是外國人寫給外國人看的中國曆史。
這些懷有特殊動機的傳教士，被曆史學家稱為“異域之眼”。為什麼要看中國？如何看中國？他們看到了什麼？又是否可信？
教會的困惑：不信仰上帝的國度，為何如此發達？
西方人對東方世界的好奇由來已久，盡管在曆史時期，通過n道販子的轉手，諸如絲綢、陶瓷之類東方的商品長期流通于西方世界，但東方的中國究竟在哪裡？中國人是何來曆？長期以來一直是西方世界的謎題。
在文藝複興時期繪制的世界地圖裡，中國的位置可謂撲朔迷離，有時候霸占了地圖的東部，有時候隻偏居拐角，有的世界地圖還以大西洋作為中心，把中國一劈兩半，分别放在地圖的兩邊。直到轟轟烈烈的大航海運動，西方人才逐漸搞清楚了中國的位置。
1655年，歐洲出版了《中國新地圖集》，包括了一幅總圖和15個省份圖，是第一套較為真實和完整的中國地圖集，它的主要作者，是長期生活在中國的傳教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中國的真相逐漸清晰，然而基督教會卻是以陷入了困惑與迷茫。按照他們的基本理論，沒有信仰上帝的民族，必然是落後的民族。然而，與美洲印第安人截然不同，明末清初的中國并不落後，在很多方面甚至比歐洲還要先進。這些不信仰上帝，卻有着先進文明的民族，在神的計劃中嗎？
更關鍵的是，中國的曆史紀年太長了，歐洲人發現，中國的曆史可以追溯到諾亞方舟的大洪水之前。這下麻煩可就大了，如果中國人的曆史是真的，那大洪水就是假的，進而推之，《聖經》的權威性也會受到質疑。
為了解決“變成了bug”的中國人和中華文明，走出中世紀不久的歐洲人提出了許多有趣的設想，一些在今天看來甚至是荒唐的。比如有一種流傳頗廣的說法，中國人是埃及人的後裔，中華文明是古埃及文明遷徙發展而來的。法國科學院有一位院士，為了論證中國曾經是埃及的殖民地，經過仔細研究，認為漢字是從埃及聖書體衍生而來的。
還有一位法國作家，寫了一個具有烏托邦色彩的故事，主線是把一位中國哲學家送回尼羅河畔的祖國。就連偉大的實體學家牛頓也參與其中，撰寫了一本世界年代史綱要，想要以此破除中國曆史對《聖經》的沖擊，可惜不太成功。
這些奇思妙想的背後，有着不盡相同的動機，但其中一個共同目标，是把作為“他者”的中國，變成基督教世界内的一部分。如此這般，基督教的世界觀才能建立，在中國傳播基督教，讓上帝解救中國人的目标才有可能實作。
然而，就連當時的歐洲人也未必相信這些奇談。比如法國思想家伏爾泰，他就對所謂“中國人起源于埃及”、“漢字源于埃及文字”的說法嗤之以鼻，對編造出這套故事的那位院士更是大加嘲諷。
歐洲人尚且唬不住，想要用這套說辭讓中國人信教，又談何容易！傳教士們不避波濤，懷揣着傳教的理想，萬裡迢迢來到東方，很快就發現他們的那套理論根本行不通，甚至連中國都進不去。
在明朝的最後幾十年，借助開放海禁的機會，傳教士們終于找到了新的辦法。簡而言之就是：變成中國人。
利瑪窦是融入中國的第一人，他先在肇慶穿着佛教僧侶的長袍，宣傳改良成佛經模樣的天主教義。接下來，傳教士們放棄了佛教徒的掩護，融入更主流的儒家士大夫群體中，他們穿儒服、贊孔子，就連傳教的文章也模仿儒學經典，文辭力求優雅。
通過親近儒家的方式，耶稣會傳教士更多以文人和學者的身份在中國生活，雖然他們也傳教，但同時扮演了天文學家、數學家、畫家甚至火炮專家的角色。傳教速度固然緩慢，不過久而久之，經過幾十年的堅持不懈的努力，到清朝初年，耶稣會傳教士已經成功地融入中國上流社會，即便是雍正皇帝頒布禁教令之後，宮廷裡的耶稣會士仍然得到了清廷的優待。
《坤輿萬國全圖》是意大利耶稣會的傳教士利瑪窦在中國傳教時與李之藻合作刊刻的世界地圖。
傳教士筆下的真實和扭曲
明末以來耶稣會士親近儒教的發展政策，或許可以從聖徒保羅對哥林多人的告誡中得到了解：“與猶太人在一起，成為猶太人，以戰勝猶太人”，傳教士們消弭自己與中國人的差異性，目的是潤物細無聲地開展傳教。為了盡可能地消除歐洲人與中國人的差異性，傳教士改換服裝、學習漢語，他們還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盡可能走訪更多的地方。
在此過程中，來自歐洲的傳教士增長了對中國的見識，也具備了為歐洲同胞介紹中國風土人情、地理人物的能力。于是，在明末清初，一批由傳教士撰寫的，面向歐洲讀者，旨在介紹中國曆史與現實的書籍出現了。
雖然傳教士想要“化己為他”，但他們畢竟與中國人有着本質的差異，一些古人習以為常，未曾記載的事情，來自歐洲的傳教士會覺得頗為新奇，或者格外有用，于是記載了下來。
比如明末商品的假冒僞劣行為，明朝人身處其中，或許不以為然，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卻頗為震驚。他專門記載了一個事例，有人出售鹧鸪，看起來是完整的，實際上早在暗處劃開了口子，割去胸脯肉，塞進了别的東西。
南北方的飲食習慣差異，也引起了這位傳教士的興趣。在北方，宴席的盤碟很大，分量也很足，卻沒有酒水。等吃飽了，菜都撤下去之後，仆人送來鹹肉、口條等下酒菜，大家才開始正式喝酒。
而在南方，宴會的禮節比北方繁瑣得多，盤子卻比較小，菜肴的量也不大，但制作精緻。南方的宴席從一開始就喝酒、聊天，等到上米飯的時候，仆人會把酒水撤下，标志着飯局進入尾聲。
影視作品中的士大夫宴席
諸如此類的記載，當時的目的是向歐洲人介紹中國人的生活場景，但流傳至今，也為我們重新審視和認知明清時期的社會生活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不過，受制于對中華文化的了解層次，傳教士的這雙“異域之眼”看到的未必都是真相，也不乏有了解錯誤的時候。而且，就算是“眼見為實”，在寫作的時候可能又會有所變化。
比如曾在清朝宮廷效力的法國傳教士白晉，回國時向法王路易十四獻上了自己的著作《康熙皇帝》，這本書後來在巴黎公開出版。這本書的主基調是贊揚康熙皇帝，在他的治理下，中國物阜民豐，一派欣欣向榮之景。
事實上，白晉的話不免過于誇大，比如清朝實行的捐納制度，富人向官府繳納一定數額的錢糧，就能夠獲得官職。康熙年間為了用兵、赈災，大開“捐納”，給官僚體系造成了不小的問題。白晉卻認為這種選官制度很值得學習，而且康熙帝籌措錢糧赈濟災民，表現出了作為一國之君的強烈責任感，更值得贊揚。
白晉看到的曆史場景是有限的，他筆下的内容更是偏離了真實。但結合這本書的動機，我們就不難了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記載了。白晉寫作這本書獻給路易十四，這位“太陽王”推崇君主專制，名言是“朕即國家”。白晉向路易十四獻書，贊揚東方君主開明且英明的君主專制，其用意不言自明。
明末清初，諸如此類的傳教士著作還有不少，許多都在歐洲得到了廣泛傳播，成為啟蒙學者了解中國曆史，進而對比分析中國與西方制度的重要材料。德國的萊布尼茨、法國的伏爾泰，都曾以中國為例，贊揚開明君主專制的優點。傳教士的記載，為啟蒙思想家提供了豐富的養料，至于這些記載本身是否真實、可靠，反而不是那麼重要了。
态度的改變與話語權的易勢
雍正二年，清朝下令禁止天主教傳播，各地教堂被官府取締。約五十年後，遠在歐洲的教宗釋出敕谕，宣布解散耶稣會。盡管西方傳教士并未完全離開中國，但活動空間基本上隻局限于北京，以服務宮廷為主，人數也大大減少，能夠向歐洲傳回的資訊更無法與往日相比拟。
事實上，此時的歐洲已經逐漸不再需要來自傳教士的消息了。随着航路的進一步開發與科技的進步，歐洲人的力量開始強力滲透到東方世界，并且最終在1840年轟開了大清的國門。在此後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浪潮中，允許傳教士在中國内地傳教成為列強的一項要求，大量的傳教士湧入中國。然而這一次，他們筆下的中國卻沒有前輩所描述的那麼美好了。
從明末到清朝前期，在耶稣會士的描述中，中國可能存在不少社會問題，但總體而言這個民族是有活力的，國家由文人精英管理，統治高效而有力。晚清以後，來到中國的傳教士更喜歡描述落後與愚昧的場景。
比如美國傳教士雅裨理在福建活動，着重記錄了廈門溺嬰的情況，說當地的溺嬰比例竟然高達四成。還是在廈門，英國傳教士施美夫目睹了中國的春節，聲稱在此期間法律會暫停，惡習被縱容，全民投入賭博的活動，整條街都擺滿了賭桌。
諸如此類着重描述負面社會現象，并且誇大其詞，甚至妖魔化的報道，在晚清以來傳教士的筆下并不罕見。為什麼清代前期的傳教士對中國不吝溢美之詞，晚清以後卻惡言相加？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這兩波人不一樣。耶稣會傳教士的政策是先變成中國人，然後實作傳教的目的，既然要“親中國”，那麼中國就必然不能太落後。而後期跟随炮艦而來的傳教士，出發點就是向落後的中國傳播“福音”，或者更直白得說，是來征服、教化落後的中國人，他們必然要充分論證中國人落後愚昧，需要上帝的拯救。于是，同樣一座城市，在清前期傳教士的筆下熱鬧、雄偉、壯觀，可在晚清傳教士看來，卻肮髒、陰暗、不适宜人類居住。
進一步思考差異性的文字的出現原因，中西方話語權的易勢是一個關鍵性的因素。在明末傳教士看來，中國或許有一些問題，但總體上并不比西方弱，晚明以來東西方之間的幾次沖突，也證明了這個結論。
但到了晚清，情況徹底逆轉，清朝屢戰屢敗，越敗越慘。傳教士帶着文化優越感來到中國，即便是其中最善良的人，也是要用他們所代表的先進思想來拯救中國。至于中國人的感受、中國人的傳統是否值得尊重，不僅外國人不在乎，就連一些“開眼”看世界的中國人也未必在乎。
《國家寶藏》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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