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濟的古典文學研究旨趣

作者：江俊偉（武漢大學台灣研究所講師）

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一代宗師，劉永濟在諸多領域尤其是屈賦、《文心雕龍》及詞學等方面建樹卓越。20世紀60年代，劉永濟在其讀書劄記《默識錄》中，提出“用古典文學理論來檢查古典文學作者和作品”的看法，這一旨趣與20世紀的主流思維存在分歧，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限制了劉永濟的學術影響力。劉永濟始終以一種“潮流不能蕩，風氣不能移”（吳芳吉《三論吾人眼中之新舊文學觀》）的姿态堅持這一學術定見，其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基于他對中國文學發展軌迹的認識與判斷。劉永濟始終反對生搬硬套西方文學理論話語體系來評價中國古典文學，他說：“從文學發展看，西方文學史詩、戲劇、小說發展最早，我國則抒情詩發展最早、最盛，其原因不同。西方最古有所謂遊行詩人以唱詩為業，其所唱的詩乃長篇故事，其中有說有唱伴以音樂，故其發展為史詩、戲劇、小說。我國最古即以‘頌美譏過’為詩，以‘勞者歌其事’為詩，皆抒情摅思之作，與西方分道揚镳，各自發展。”（《論劉勰的本體論及文學觀》）因而，盲目用西方文學理論來“肢解”中國古典文學作品、苛責中國古典文學作者未免太不近人情；而“以西方文法律國文，見其不合而非之，以今日文法律古文，見其不合而非之”的做法，不僅是治學者“不讀書”而僅“以新奇為高”的表現，更是“車裂古人、囊撲文化”的不智之舉。（《迂闊之言》）尊重中國古典文學的獨特發展軌迹，并在此前提下對各體文學進行研究與評價，似乎是一條更為合理的路徑。由此，他得出“用古典文學理論檢查古典文學作者和作品”的見解。

用古典文學理論話語體系來研究古典文學，劉永濟做得得心應手、成果豐碩。劉永濟的學術主張與實踐，在同輩甚至晚輩學人中雖不乏“同道”，但在提倡開拓新思路、創造新方法、尋找新角度、提出新見解的時代潮流中，劉永濟和他的同道們難免被打上“落伍”與“守舊”的标簽。作為20世紀中國一位著名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劉永濟其實遠沒有人們所想象的那般“食古不化”“抱殘守缺”，他的古典文學研究實踐也基本擺脫了純經驗式的品評，而步入辨識名義、體類、源流、正變、沿革的“科學範疇”。置身于20世紀中國學術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特殊曆史時期，他不僅不拒絕學習新的理論與觀念，而且很早就開始了“融會中西”的嘗試。他的第一部學術專著《文學論》，就是這種嘗試的成果。這部被後人譽為“中國第一部現代形态的文學理論”（蔣寅《學術的年輪》）的著述，雖在素材選取上基本依賴中國傳統文論，但其架構建構卻是借鑒西方文學理論的産物。由此可見，劉永濟對所謂“現代”或“西洋”的文學研究理論與方法并非全無會心。

其二，與他所面對的20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乃至中國學術發展的大環境密切相關。劉永濟學術生命伊始的20世紀20年代，正是“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胡适及其“科學方法”勃然而興、呼風喚雨之時。所謂“科學方法”的運用，确實孕育出大量學術成果。然而具體到中國傳統的文史哲研究領域，這種“科學方法”是否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呢？顯然，劉永濟并不這麼認為。他曾不止一次以《論語》為例，謂“近人治學，動诩為新方法，于是有取《論語》孔子答弟子及當時人問孝、問政、問仁各章，以類排比，進而判斷之，謂孔子倫理思想、政治思想有此等此等諸義，自命為用歸納方法”，并批評這種治學方法“驟觀之似有條理”，但卻與“孔子之真義”漸行漸遠。（《今日治學易犯之過失》）所謂“科學方法”不是不可以用于治學，但若“僅知此法，僅恃此法”（《迂闊之言》）卻顯然是不合适的。

“科學方法”的興起，是一代學人試圖用西方學科觀念與學術概念對中國傳統學術進行解構與重塑的過程。它固然幫助中國學術确立了符合“現代”标準的學科體類與研究方法，然而完全用西方理論去審視中國傳統學問的種種“不适”亦早已顯現。從這個角度來說，劉永濟“用古典文學理論來檢查古典文學作者和作品”的學術主張與實踐，未嘗不是對“五四”以來國人“盡棄其所有以從人”（《文學論》）之激進潮流的“制衡”。對劉永濟來說，這種“制衡”是學理的選擇，更是情感的堅守，并最終内化為矢志不渝的堅定信念。他不僅笃信“中國是個文明古國，學術方面我們有一套，并不需要什麼幫助”，甚至還從晚年所“補讀”的“人間未見書”馬列著作中為“用古典文學理論來檢查古典文學作者和作品”的主張找到了符合時代精神的學理依傍。（《默識錄》）這些看似“迂闊”的行為背後，潛藏着他對中國傳統學術門徑的眷戀與恪守，也潛藏着他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理路的思考與探索。

《光明日報》（ 2019年03月0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