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時間就去看了電影《兔子暴力》，不是因為對母女犯罪的獵奇，而是因為電影中故事發生的城市，是我度過愉快少年時光的地方。
竟然敢在《長津湖》這樣的大片撤檔的辰光逆勢提檔，票房可想而知。但我沒想到的是，作為東京電影節“東京首映2020單元”的入圍電影，豆瓣開分竟然下滑到了6.2，更沒有想到有不少網友扣分竟然是“四川話與國語交疊”。
有網友回複了，這樣的說話方式，“在攀枝花倒是很合理的”。我很認同這個回答。
電影的原型案件發生在南京，但導演申瑜将拍攝地點改在了川滇交接處的工業小城攀枝花，沒有像很多罪案影視劇那樣刻意忽略背景，或是用“f城”“綠藤市”以及更有名的“高譚市”這樣來架空。
除了因為本片監制和編劇——那個為《百鳥朝鳳》争取排片一跪成名的方勵是四川人外，申瑜說她認為兩座城市氣場上有些相似，“整個攀枝花看上去完全是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被遺忘一般。”她甚至說，“與其說電影在攀枝花拍攝，倒不如是把故事種在了這座城市裡，讓它長出了獨特的味道。”
一
第一場戲就看得我會心一笑。除了潘斌龍演的被害人父親全程四川話外，其餘人包括派出所民警，全是四川話與國語無縫銜接。比起《風犬少年的天空》裡大家各自放飛自說自話聒噪到不行的“重慶方言”，這部電影的演員們方言台詞雖然偶有失真，但都在水準之上，特别是李庚希，四川話與國語交疊和微妙的過渡，未必來自“技巧”，但恰到好處。潘斌龍的方言台詞也很好，但他是東北人，有天然優勢，我上學那會兒班上有1/3的同學是東北人。
這就又得回到拍攝地點和故事背景上來了。作為三線建設時期建造的工業城市，據說攀枝花原住民隻有8戶人家，大量人口是外來移民，尤以鞍山等鋼鐵城市的為多。到了我們這樣的第二代第三代，方言運用上已經有了一種獨特的融合，既不像成都人發[a]這個音時務必要把嘴撐到最大發出标準的[æ]，也不像有些重慶人那樣“黃”“房”不分，而是拿國語的發音方式為某些四川話方言注音，或者用東北話的口吻來講四川話，是以我們講國語時，不會出現明顯的“川普”口音。
方言是一個地方的代言，也是地方文化的縮影。
有傳言講，梅麗爾•斯特裡普每演一次電影，都會為了角色而改變口音。這幾年國内影視劇也是如此，敢不敢用方言似乎成了影視劇“進階”與否的某種标志——原本“土味”的方言，終于在影視圈突圍。
甯浩是比較愛發揮方言趣味的導演。成名作《瘋狂的石頭》在“中國高譚”重慶取景，除了郭濤等人跌跌撞撞的重慶話，一句粵語“頂你的肺”堪稱神來之筆。
後來帶有公路片性質的《心花路放》更是串聯起大半個中國的獨特語言魅力，周冬雨的殺馬特湖南口音“你不信任我，我也不信任你”；劉美含“湘味塑普”的“大哥，我來噻，我在橫店當過群衆演員滴”，馬蘇本色演繹東北話“都在酒裡了！大哥我嗷嗷愛你，老愛你了，嗝～”，以及“老大”王硯輝落跑時一句雲南口音“年輕人千萬不要走上發（犯）罪的道路”，捧腹又有玩味。
中國地域遼闊，不同地區的方言各有特色，所有影視劇都将一樣的話，那該失去多少色彩啊。
有些影視劇中，方言本身就是劇情的一部分。
比如今年年初大熱的《山海情》，方言版與國語版在視訊平台上同台競技，方言版無論播放量還是口碑明顯更勝一籌。但細究起來，劇中的淩一農是福建連城縣人，說的應該是客家話，而陳金山這樣援助閩甯鎮的幹部多來自福州，方言與客家話不同。還有籍貫蘭州的黃軒和來自西安的張嘉益，兩人口音也不一樣。
但這部劇裡，方言已然成為戲劇本身的有機構成部分。比如郭京飛演的陳金山因為“自殺”和“治沙”的口音鬧進派出所。這個細節其實是主創在采風時了解到的，當時參與扶貧工作的福建人來到甯夏後，遇到的“第一關”就是語言——于是大時代從這個小角度切入。
二
最近滬語劇《奪子戰争》經修複後重播，引發一波“回憶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方言劇一度勃興，全國各地百花齊放，上海以1995年《老娘舅》“開山”，《紅茶坊》《開心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哈哈笑餐廳》《噱占上海灘》等都曾紅極一時。而我經曆的川渝地區方言劇，形象以劉德一的“樊哈（傻）兒”最深入人心。進入新世紀，除了與國語十分接近的東北方言電視劇《鄉村愛情故事》一度制霸，各類方言劇紛紛偃旗息鼓。
這其中固然有政策因素——2005年，國家廣電總局曾釋出《廣電總局關于進一步重申電視劇使用規範語言的通知》，規定“電視劇的語言應以國語為主，一般情況下不得使用方言和不标準的國語”，并在2009年再次發文重申該項通知。
但更多還是方言劇本身的窠臼。方言最傳神、最創新、最讓人快速接受的一般都是髒話粗口，這讓很多方言劇用語言的“髒亂差”來滿足市場；另一方面題材也越來越窄化，集中于農村題材或傳奇喜劇，很難有氣魄宏大的作品出現；而演員來來去去也就幾個人，且大多是喜劇演員。
毫無疑問，影視劇以國語為主。語言歸根到底首先是溝通的工具，普及國語是法定的義務。而且很多影視劇也确實沒必要講方言，比如仙俠劇中仙氣飄飄自帶磨皮柔光的美女，或是披了商戰皮的偶像劇裡狂拽酷炫的霸道總裁，一開口若是方言一定會破功，就像《失戀三十三天》裡的美女客戶李可，平時一口柔柔弱弱的“台灣腔”國語，發飙時脫口而出的一句河南話“鼈孫”，破壞力驚人。
影視劇裡要不要大規模使用方言，我覺得還是看故事本身與語言的契合度。比如《親愛的，熱愛的》裡出演“霸總”韓商言的李現，當然要一口标準的國語；但許多“現女友”後來補課才知道，李現的電影處女作《萬箭穿心》有個方言版，這個湖北小夥在裡面講武漢話，更貼角色，讓人讨厭得牙癢。
三
在絕大多數類似攀枝花的小城裡，方言就像貼在身上禁锢自由的緊箍咒，沒人會想到什麼語言中的文化傳承，國語才意味着“更進階”——隻有奔向了外面的世界，才會在語言上做出這樣的改變。
這也正是我覺得《兔子暴力》中交疊使用方言與國語的妙處——不僅與現實契合，更微妙地傳達出差别——萬茜飾演的母親曲婷，首次出現在女兒面前時，一襲黃衣斜倚牆邊，字正腔圓地吐出國語——此刻的她，是女兒心中衣錦還鄉的成功者，想象中遙遠的彼岸——因為母親，她與“外面的世界”有了聯系的可能性。直到自己的真實境況暴露，乃至最終殺人，她的方言與國語才不斷交雜出現。
與之相對，潘斌龍飾演的被害人父親，生活潦倒還有暴力傾向，自始至終都說着方言。
豆瓣上有人評價這部電影“進入犯罪開始垮掉”，還有人不了解女兒為什麼願意為了一個幾個月大就抛棄她、再次見面才三天的母親犯罪。
如果把這部電影看作罪案類型電影，顯然并不精彩。
除了一開始兇手就自曝讓懸疑性大打折扣外，整個犯罪過程在慌張到近乎随意中完成，很多觀衆期待的審訊過程更是完全沒有——原型故事中，審訊環節才是機鋒：母親被捕後六小時就松口，女兒竟扛了八個半小時。
但如果把這部電影看作一首時代的插曲，或許能體會到某種更深刻的悲怆。
有人會拿重慶類比，認為罪案類電影青睐“潮濕的南方工業小城”質感。這部電影也确實給出了不少下雨的鏡頭，開篇還有個雨霧蒙蒙的俯瞰鏡頭來展現這種想象。其實攀枝花很少下雨，春節氣溫就能達到30攝氏度，中午洗的衣服睡個午覺起來就能穿了。
充足的日照仿佛給城市加上了一層過曝的濾鏡，以至于看不清光明之下的暗處。就像電影中高中生給廣播站的投稿，“這是一個青春痘一樣的城市”。
幾年前我曾回去過一次，偷偷溜回高中，看到布告欄裡公布模拟考名次，心想可比我當年差多了。但别人說，那是因為成績好、家裡有條件的學生，都去成都了。
随着三線建設的時代列車轟隆駛過，産業面臨轉型，經濟增速放緩，許多年輕人一如水青、馬躍躍想要逃離沉悶的原生家庭那樣，試圖逃離這裡。水青守護的與其說是見了三天的母親曲婷，不如說她試圖守護的是關于“外面世界”的某種幻象——仿佛隻要能逃離，就能有新生。
電影裡并沒有對曲婷的經曆做任何細節描述。但從黃覺飾演的黑惡勢力老杜口中，曲婷的淪落并不完全來自虛榮，作為舞蹈演員的她曾經營過舞團，甚至不惜通過賭博、高利貸的方式去維持。
并不是每一個“逃離者”，一定會有好結果。
我們來自哪裡，又去向何方？
電影能提出問題，卻未必能給出答案。
欄目主編：施晨露 文字編輯：簡工博
來源：作者：簡工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