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楊渡
台灣作家，文化評論人
01
“我是來換國旗的人，被抓到，要打掉，我沒話說。如果革命成功，國旗換了，我一樣抓他們。清算他們對人民犯下的罪行。”
這是我通路陳明忠，問他會不會恨那些刑求他、關押他的人，他給我的回答。“打掉”，就是槍決。
這個走過日據時期、“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兩度入獄的“台灣最後一個政治死刑犯”陳明忠，一生活得鐵铮铮、響當當的一條漢子，在11月21日清晨過世。告别他奮鬥九十年的人生，走上他早已無畏的旅程。
有一次我跟侯孝賢聊起陳明忠，他說：
“陳明忠是天生的領袖，不管走到哪裡都一樣。政治上就是上司者，就算是去混黑道，也必定是老大。人有一種氣質，是天生的。”
他說得非常準确。陳明忠的性格中，有一種非常迷人的領袖氣質，那就是正直率真，從不拐彎抹角，充滿勇氣，發起狠來，有時近于殺氣；要對抗，從來就是直球對決，一無所懼。不管是對同志還是對敵人，他的性格，始終如一。
但他卻是一個充滿智慧與自省精神的人。
他出生在地主家庭，從小就是少爺，有人侍候着。放學回家，家裡的仆人就會對着他說：“你回來了啊？少爺。” 态度恭謹。他看到他們卑屈的态度，想到在學校裡日本同學高傲的态度，而台灣同學卑躬屈膝的樣子，那不就是主子和奴仆的寫照？他是以感到愧疚，而有了一種覺醒，覺得人不應該這樣活着。
由于當少爺當慣了，陳明忠有一種天生的桀傲不遜、調皮叛逆的性格，愈是壓迫，就越要反抗。
陳明忠出生于1929年，那時台灣的農民組合已經被取締，社會運動也被鎮壓，許多上司者被捕。事實上，在他的成長過程中，一些左派的書、反對帝國主義的理論，都已經被查禁下架，日本已經走向了軍國主義。是以，他隻能在叔叔的書架或者長輩的藏書中，尋找思想的解答。
對他刺激最大的是中學時，有一次和日本同學起沖突，結果他打赢了。後來，下課的時候，老師走了，全班的日本同學把前後門都關起來，讓他逃不了，圍起來集體毆打，打得眼睛都睜不開，然後狠狠地告訴他：“你不是不可以跟日本人打架，但是你不可以打赢。”
這一點讓他徹徹底底地覺悟，自己無論如何都不是日本人，什麼教育都比不上這一課。為什麼日本人罵他“清國奴”，為什麼如此鄙視他、欺負他，至此了然于胸。那時日本殖民政府采取教育歧視政策，中學生的比例是日本人占五分之四，台灣人隻能居五分之一，能考上中學就很不容易。作為少數者，台灣人根本不可能有打赢的機會。
陳明忠少年照
是以在日據時期，他隻能消極抵抗，例如當兵的時候，不認真執行勤務，或者面對壓迫，忍着挨打，卻不認真做事。但這些增加的壓迫卻增強他抵抗的承受力。
直到光複後，他到台中農學院讀書，參加了“二二八事件”，生命才有了徹底的改變。
02
“二二八事件”發生于1947年，陳明忠十八歲。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接收後，由于陳儀政府的A錢腐敗、國軍的軍紀敗壞，經濟的嚴重失業、通貨膨脹等原因，導緻民怨四起，終因一樁取締私煙事件，引起台北市暴動。抗議者到行政院示威，軍警架設機關槍在行政院樓上掃射，抗議者逃去包圍電台，占據電台，對全台灣廣播，整個暴動就開始了。
1947年2月28日上午10時，在圓環緝煙事件後包圍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的抗議群衆。（資料圖/維基百科）
“二二八事件”是他生命的轉折點。本來他隻是有一點平等的思想，反抗權威與專制的正義感，但事件一爆發，他就去參加群衆大會，攻打教育會館，為了怕學校老師被本省人毆打，他趕緊回到台中農學院，叫同學林淵源先保護好外省老師。他的英雄主義與領袖氣質顯露無遺。
他顯然善于帶領群衆，采取行動。當台中情勢已經由謝雪紅控制，他聽到高雄的反抗行動被彭孟緝鎮壓而死傷慘重時，就決定去埔裡找賽德克族的戰士，一起去高雄參加作戰。他招到了二、三十個戰士願意跟随，正要回台中找車子來載人時，謝雪紅等人已因國軍從基隆登陸，展開強力鎮壓而退到埔裡。他又組織了人馬，成立“敢死隊”，在埔裡狙擊國軍。
當年才十八歲的陳明忠，受到謝雪紅欣賞，讓他跟在身邊，因而他得以聽到謝雪紅與中共地下黨人讨論戰事布局、組織事宜。那就是将台中的反抗者組成“台灣民主聯軍”，而嘉義張志忠與簡吉上司的反抗者則組成“台灣民主聯軍”。“民主自治”正是後來在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根源。
在陳明忠的叙述裡，“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固然是一場偶發性的群衆暴動，然一旦發生，原有的地下組織系統就會發動起來。當時中共地下黨在台灣雖然隻有七十多個黨員，但趁着台灣民心激昂，群情激憤，在某一些地區，确實起到了上司的作用。而這些上司者，也并非無因，而是從日據就開始了反抗的社會運動家。
像“台灣民主聯軍”的張志忠與簡吉，是從1920 年代台灣農民運動一開始，就是積極的組織者。簡吉曾組織了台灣農民組合，連結日本勞動農民組合、日本共産黨等，互為聲援，在台灣有兩萬四千多名會員，影響力巨大。
是以當1945年日本一投降，這些當年敢反抗日本人的社會運動家，就成為台灣的上司者，維持了日本戰敗後逐漸失序的社會治安，維護了台灣的安定。也正是這些人，讓國民政府得以順利接收台灣。偏偏，國民政府的腐敗，讓這些人失望，終歸在“二二八事件”中，起而反抗。
“二二八”之後，原本的反抗者紛紛流亡，謝雪紅等人去香港組織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即現在大陸的“台盟”），而張志忠、簡吉等農民組合的幹部則因為有廣大群衆基礎，奉命留在台灣，持續進行地下反抗。
懷着“二二八”被鎮壓的不平之心的台灣人，開始認知到中國不是隻有一個“白色祖國”，還有另一種“紅色祖國”，因而紛紛透過讀書會等方式，組織了起來，參與地下反抗。從1947年的七十幾人擴充到1949年已有一千兩百多人。
台灣“二二八”運動的上司者，共産黨員謝雪紅（前排左一）與楊克煌（後排左一）
陳明忠在“二二八”之後，并未流亡，而是留在台灣，參加了地下黨，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被逮捕入獄，關在獄中。這一段時期，他終得遇見被逮捕的一千多名地下黨人。包括了日據時代的反抗者、知識分子、社會運動家。
那一年他才二十歲，像一個學生一般，在獄中修習着他的“革命大學”。他眼見一個個英挺的青年，挺直了腰杆，送走自己的物品，唱着歌，走上刑場。他像一個時代的記憶者那樣，記住他們的故事，保留時代的印記，了解曆史的來龍去脈，等待有一天故事可以重新述說。
我曾問他，怎麼看待這一段曆史，會不會想報複？
他反而很坦然地說：因為有這一段經曆，心中沒有恨。“我是來革命的，是來換國旗的人，革命不成，殺了頭是應該的。我求仁得仁，一生無悔。隻是可惜，本來革命要成功了，卻因為北韓戰争而失敗。是以我不怪國民黨，而是怪美國阻擋了最後的一步。”
相較于我采訪過的許多政治受難者家屬，他的果決和堅毅，他對情勢判斷的清醒冷靜，“英雄不流淚”的精神，讓我見識到革命者的氣度。
第一次坐牢出獄後（1950年7月被捕）
03
陳明忠的“革命大學”，也為斷裂的曆史續上了“血脈”。
台灣在白色恐怖下戒嚴38年，基本上，所有關于日據時代的社會運動、農民運動、文化運動，都已經失去真貌，特别是1920年代是全世界左翼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那些精彩的曆史，幾被清洗一空。甚至隻要與社會運動有關的曆史，都從課本、圖書館、出版品、新聞報道、研究主題中，被徹底清除了。
1980年代初，我開始研究日據時代曆史時，除了日據下的舊報紙與舊雜志中有斷簡殘篇的文字，幾乎找不到有關社會運動的記載。
台灣的反共恐共無所不在。即使2000年之後，台灣史成為顯學，但那隻是非關左翼的曆史，一旦與社會主義拉上關系，就變得敏感而噤聲。
2003年，我在制作記錄片《還原“二二八”》的時候，最大的困難即是無法找到真實的故事。唯有陳明忠和林書揚先生，坦率地出面受訪，并協助安排後來的采訪。他們仿佛是一部活的字典，人性的字典，曆史的鮮活見證。從光複初期到“二二八”，從白色恐怖到黨外運動，他們用生命見證了真實如初、人性如實、溫暖而情義的世界。
是以陳明忠有一個最特别的意義在于：延續了台灣被中斷、被抹滅、被消除了的左翼史。有這左半部曆史，台灣史才算完整起來。
而那一段曆史，與政治宣傳都不同的是，它充滿人性與溫度。像謝雪紅在霧社邀請賽德克族人參加“二二八”反抗軍，霧社鄉長反對時隻說，我們“霧社事件”時死了大半，高砂義勇隊又死去大半，現在好不容易有了下一代孩子，就不要再參加了。
這是陳明忠後來去霧社工作，想為地下黨組織賽德克人時，才知道的事。而在地下黨的計劃裡，霧社若組織好，北有角闆山，南有阿裡山，中有霧社，整個中央山脈合為一體，就是台灣紅色遊擊戰的延安。
由于簡吉負責山地委員會，地域遍及桃園角闆山、台中霧社竹山一帶、嘉義阿裡山，原住民涉及白色恐怖案件的人數，就比例上來講，算是非常之高。但了解内情的陳明忠說，山地委員會的組織絕對不止此數，許多人——包括“霧社事件”中花岡二郎的妻子高永清——都曾加入地下黨，但簡吉與農組的人都未供出，盡量保護了他們。
若非陳明忠說出來，這麼隐秘的曆史亦将淹沒了。這也成為我後來寫作簡吉傳的重要來源。
04 1950年陳明忠入獄，被判刑十年。出獄後，他不改其志，一邊做生意，一邊與黨外人士黃順興、康甯祥、餘登發等人時相往來，出錢出力，贊助黨外運動。1976年，因黃順興女兒黃妮娜赴大陸通路，見到過楊斯德等中共高幹，回台被逮捕後，被問及她受到誰的影響最深時，供出陳明忠，他二度被捕。
1981年8月8日父親節，陳明忠家人到綠島探視
這次受盡各種最殘酷的刑求。有人說，刑求逼供有四個階段，能通過第一階段的人很少。到第二階段，就全部供了，連他逼你承認去偷了古井，你也會認。到了第三階段，己經無人能擋了。而陳明忠卻通過了第四階段，不僅未供出其他人，也保護了許多黨外人士。
是以刑求他的人問他：“你到底練了什麼武功，能抵得住？”陳明忠回答：“決定求死，就不再害怕了。”
這一場大刑求，在他身上烙下各種傷痕。腳部因老虎凳而受傷，背部中樞神經受損。後來是在海外保釣運動人士與國際特赦組織的奔走救援下，才得以免于一死。是以他一生都笑稱自己是“最後一個政治死刑犯”。
陳明忠一生信念未曾改變。出獄後經商有成，幫朋友不遺餘力。他二度入獄前一天，才把籌辦黨外雜志《夏潮》的經費交給陳映真，被捕後，即使被打得死去活來，也未曾供出陳映真和其他黨外朋友。1987年，經蔣經國秘書馬英九的幫助，他得以保外就醫。其後數十年，他參與籌組“夏潮聯誼會”、“政治受難者互助會”、“中國統一聯盟”、“勞動黨”等團體。
一九九七年陳明忠夫婦宴邀剛卸任“法務部長”回政治大學任教的馬英九，感謝他當年協助安排保外就醫。
2005年2月27日，為了改變國民黨對“二二八事件“的認知與禁忌，他受邀赴國民黨中央黨部演講，還送給當時黨主席連戰一把象征“和解之鑰”的鑰匙，希望他開啟兩岸和平。這為後來連戰的大陸之行打開先聲。
陳明忠一生帶着理想主義色彩，緻力于兩岸和平統一的志業，像一個古典的人格者，正直敢為，英雄無畏，為公理說話，為曆史見證。
在深秋時節，他的辭世，讓人不禁想起這幾年相繼辭世的蘇慶黎、陳映真、王津平等，從某一種意義上來說，那種帶着理想主義的典範人物，正在走入曆史。而新的一代，将要如何從這曆史映照裡，看向未來呢？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