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推送之《我與梅、周、黃》，錄自《上海戲劇》2006年第12期，為王熙春口述，朱永康執筆。王熙春出身平劇世家，曾在上海加入周信芳的扶風劇社，與周信芳合作，合演平劇《文素臣》等戲，深受觀衆歡迎。後從舞台轉入銀幕，主演了多部影片。
梅蘭芳、周信芳、黃桂秋這三位前輩早已謝世，可他們的舞台形象和音容笑貌卻一直萦繞在我的腦海。我的藝術生涯，就是在他們的熏陶培養下逐漸成長的，每念及此，甯不動情！
我1919年出生在南京。母親是平劇旦角演員，父親是教師，自幼就跟父母在南京戲班中生活，8歲練功，9歲能演《打花鼓》、《小放牛》等戲，13歲正式搭班子與趙韻聲挂并牌，很快走紅。那時高百歲正在南京演出，見我有培養前途，便邀我為他挎刀。高是麒門大弟子，對麒派戲無一不精，在他的栽培下，我的技藝迅速成長。在和高叔叔同台演出時，田漢常來看我們的戲，還贈給我一個“美麗的小鳥”的綽号，是以報章上常稱我為“美麗的小鳥”了。
王熙春便裝照片
1935年，黃桂秋與馬連良在南京聯袂演出，大紅特紅。“老生要看馬連良，青衣要聽黃桂秋”成為戲迷們的口頭禅。次年，黃先生獨自在南京挑班，我看了他的演出，佩服得五體投地。當時，我演《霸王别姬》正缺一件黃帔，于是試着請戲院老闆向黃先生商借，不想黃先生一口答應，說：“借帔可以，但要請我看戲唷。”
那場演出，我真是擔心極了，幸好始終沒出什麼毛病。散戲後，老闆宴客，邀黃先生出席。在席上，我對黃先生說“老師您給我指點指點”，黃先生說：“挺好，你能掌握劇中人物當時的心情。”老闆插話說：“黃老闆，姑娘可佩服您哪！您就收她做個徒弟吧！”黃先生爽氣地說：“好啊！”
于是擇日舉行拜師典禮，地點選在夫子廟有名的“都一處”川菜館，擺了四桌酒。戲院老闆主持儀式，出席嘉賓有田漢、陽翰笙、馬彥祥、高百歲、李亦青、趙韻聲等。在香燭前我恭恭敬敬地給老師磕了頭。黃老師贈給我借穿的那件黃帔、一面化妝用的鏡子和一幅繪有海棠花及一雙蝴蝶的畫，從此我便成為黃門第一弟子。那是1936年仲夏。
拜師後，我首先學的是《春秋配》。黃先生教戲一絲不苟，嚴肅認真，他對我說：“要唱好戲，必須會拼音、明四聲、辨尖團、懂轍口。”這就為我指明了演藝進步的方向。因為黃帔的緣故，還教了我三出穿黃帔的戲：《二進宮》、《武昭關》、《賀後罵殿》。那時我給高百歲叔叔挂二牌，他陪我唱《二進宮》中的徐延昭；後來在移風社由周信芳先生飾徐延昭，高百歲飾楊波，都很受歡迎。其它傳統戲如《玉堂春》、《王寶钏》、《三娘教子》、《朱痕記》等，我也都按黃先生的路子唱。戲院讓我排演《弓硯緣》，我沒學過，老師就一個一個動作教我，尤其是“舉硯伸指”這一動作，真是美極了，演出時非常讨巧。《會審》一劇，黃腔與衆不同，［導闆］“玉堂春跪察院一言告禀”，不是“玉堂春跪至在督察院”，老師說：“［慢闆］是人辰轍，而‘院’是言前轍；雖說首句無大礙，但還是轍口一緻為好。”這出戲不僅［慢闆］唱腔新穎，連後面的“叙一叙舊情”也别創新腔，能夠獲彩。後來我在移風社以《會審》首場打炮，周信芳先生飾藍袍，高百歲先生飾紅袍，一炮而紅。雖說是他們捧我，但與黃腔的美妙動聽也是分不開的。
黃桂秋之《春秋配》
抗日戰争爆發，我舉家避難拟赴重慶，途經漢口，被天聲舞台聘請與趙如泉、安叔元、趙君玉、趙小樓（趙燕俠之父）等合作，就耽擱下來。這時黃師也到了漢口，在大舞台獻演。我又有機會去學戲，同時還有厲家班的厲慧敏也和黃先生學戲。我們練唱時稍有不對，老師就“哼”一聲，然後重唱；再不對就叫“琢磨琢磨”。恩師如嚴父，真令學生肅然起敬。
有一天，我演《三堂會審》，田漢和高百歲同時坐在下。原來周信芳的移風社要排演《香妃恨》，高叔叔推薦我擔任香妃一角，并勸我參加移風社。我說我已收了老闆的包銀，有些為難。田漢說：“信芳能邀請你，不易啊！機會難逢，錯過你要後悔的。信芳雖身在淪陷區，但始終堅持抗日宣傳，他是愛國者。你去重慶，也是愛國的表現，但愛國不分地域，何況這對你藝術水準的提高，極有幫助。”這一席話，讓我豁然開朗，于是退還了包銀，欣然同母親和妹妹飛往香港，來到“孤島”上海。
加入移風社後，周信芳和高百歲為我精心安排了三天打炮戲——《玉堂春》、《鴻鸾禧》、《春秋配》。周信芳飾藍袍和莫嵇，高百歲飾紅袍和金松，都甘當綠葉。
頭天登台，我真有點怯。可我還未出場，就聽到一片喝彩聲。偷窺之下，原來是周、高扮演的陪審官在向巡按大人行禮，跪步整齊利落，灑脫漂亮。有他們給我“暖場”，我的膽子一下大了起來，幕内一聲“苦哇”，使的是黃腔，台下就炸了鍋。[慢闆]的唱腔，新穎動聽，一句一好，效果極佳。
1938年8月19日，《香妃恨》上演，立即轟動上海；12月9日演《文素臣》，更是瘋狂滿座。報刊甚至還為我專門出了個《文素臣》專集，名流唐大郎、包小蝶等都有詩詞相贈，田漢也特地為我寫了文章。香水、手表、衣着、化妝品廠商紛紛找我做廣告，一時真有應接不暇之感。
王熙春之《香妃恨》
1939年初，安舒元邀我赴香港演出。一天在演《宇宙鋒》時，到了“老爹爹發恩德”唱[慢闆]，剛唱到第二句，我忽然瞥見台下坐着梅蘭芳，心一慌，拖腔時竟掉了闆。
散戲後，梅先生夫婦在馮六爺夫婦的陪同下來到背景。我對梅先生說：“讓您見笑，我掉闆了。”梅先生笑着說：“演戲難免失誤，總體來說還不錯，挺有悟性。”馮夫人接話說：“既如此，您何不收他做個徒弟?”梅先生莞爾一笑。我福至心靈，馬上跪下磕頭。翌日，馮六爺擺了兩桌酒為我行拜師禮，我正式入了梅門。梅老師問我向誰學過戲，我說“黃老師”。梅老師說：“他是我師弟，唱得好。”
我馬上寫信給黃老師，告知拜梅蘭芳為師的經過。黃老師回信說：“梅蘭芳是我師兄，能拜他為師，是你的福氣。”
拜師後，梅老師給我說了四出戲——《宇宙鋒》、《穆柯寨》、《虹霓關》、《三娘教子》。這些教誨，對我的成長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如果說黃老師把我引向了京朝派的大門，那麼梅老師在門内把我又推進了一步。我暗想，這次來香港，真的是來對了。
王熙春與梅蘭芳
那時的我，演藝一帆風順，不僅舞台上出足風頭，而且影界也邀我拍片。先是拍了四集《文素臣》，由朱石麟任編導，由我和屠光啟、劉瓊等合演；接着又拍劇情片《香妃》，由我飾香妃，張翼飾霍集占，李英飾乾隆。由于同我合作的演員都是頂級明星，于是我也一躍而成為影劇兩栖的明星演員了。
1938年10月，黃老師也來滬，先在天蟾舞台為龍山醫院唱義務戲十天，1939年春節正式在天蟾演出，1940年、1941年又兩度應聘，在更新舞台演出，師徒經常有機會晤面。
太平洋戰争爆發，移風社解散，日軍進入租界，人心惶惶，戲院停鑼；待時局稍定，仍有宵禁，不能演夜戲。伶人要生活，隻能在下午至晚8時演出，名為“陰陽戲”，但如無好角兒也不賣座。
北方名角不敢貿然來滬，于是衆人矚目周信芳先生。那時恰好黃老師在中國大戲院演畢，未曾北返，經我撮合，周與黃首次挂并牌演出于黃金大戲院，我挂二牌，俞振飛挂三牌，其他袁世海、芙蓉草、小三麻子、高雪樵、劉斌昆等都是名角。由于時局不穩，演出擔了很大風險。周先生很大度，讓我和黃老師、俞振飛、袁世海都拿包銀，旱澇保收；而自己則與其他演員都是拆賬制，視賣座分成。
他們合作的戲很多，有《劉備與孫尚香》、《紅鬃烈馬》、《四郎探母》、《趙五娘》、《寶蓮燈》等，結果大受歡迎，54天賣座興旺，周先生承包也賺了錢。周、黃自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為日後的合作奠定了基礎。袁世海說：“周黃合作，演出了許多曠世傑作。”誠哉斯言。
黃師也紅遍滬上，獲“江南第一旦”的美稱。這時黃師聲譽已直追四大名旦，有“南黃北梅”之說。1946年在天蟾與馬連良再度合作時，竟出現“奪四大名旦之席”的贊揚黃師的橫幅，可見一時之盛。
進移風社，是我藝術生涯的一個轉折點。可以說，沒有周先生的提攜，就沒有我的今天。周先生在舞台程式上不泥古，在風格上不守舊，能達到角色和演員渾然一體的境界。他能宣洩情感，以情動人，表演引而不發，一發必中，意在形中，形在意中，既有腔調婉轉、推陳出新的唱詞，又有鬼斧神工、隽雅入化的做功，能把一般演員忽略了的地方合理化、人情化，這就是真本事。我很同意錢英郁所總結的“麒派程式五法”——顫抖的手勢，會說話的眼神，曲折傳情的身段，千變萬化的舞步，關聯運轉的“法”。這裡面，包含了藝術規律和科學道理，展現着麒派表演的神韻。
解放後1954年10月，黃師以《别宮祭江》一劇獲一等獎，在陳毅市長主持的華東區戲曲觀摩演出大會上，黃派被譽之為“獨岫群芳”，且再次點演此戲。我也有幸獲獎，師徒二人還為此合影留念，可惜“文革”時被查抄了。後來黃師自組“秋聲平劇團”巡回演出于各地，我也調到安徽，師徒就很少見面了。1978年9月11日黃師仙逝，我帶病來滬奔喪，代表弟子在追悼會上發言，真是痛斷肝腸。
梅蘭芳與周信芳同庚同窗，黃桂秋比他們小十二歲，都屬馬。一位友人曾贈我一幅圖，上有三匹駿馬，書曰“快馬奔騰”，即含此意。可惜此畫在“文革”時被抄，下落不明。今年是黃老師百年大祭，僅以此文紀念黃老師、梅老師和周先生。
（《上海戲劇》200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