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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外長錢其琛說了幾句話,引起了國際上的劇烈反響有幸報國,不負少年第一位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慎言與慎行

古往今來國與國之間的合縱連橫一直都是門大學問,錢其琛作為我國外交部的首位新聞發言人,1982年在新聞釋出會上說了幾句話,引起了國際上的劇烈反響。

1982年,外長錢其琛說了幾句話,引起了國際上的劇烈反響有幸報國,不負少年第一位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慎言與慎行

錢其琛

1928年1月錢其琛出生在天津市一個溫馨的家庭中,錢其琛是清代大學者,乾嘉學派代表人物錢大昕的六世孫,雖然到了錢其琛父親這一代家世已經不如當年顯赫,但是由于錢父的工作,錢家生活過得還是相對優越的。

錢其琛的父親錢階早年間接受的也是新式教育,精通電氣機械知識和英語,被天津電報局錄用,當了一名電氣機械工程師,天津電報局是清末創辦的企業,屬于洋務派經營的民用企業中較為成功的一個,是以薪資相對來說更高一些。

好景不長,在錢其琛九歲時其父錢階不幸病逝,隻留下了妻子葛氏和連同錢其琛在内的四個兒女,母子四人日子過得十分艱苦。

第二年葛氏将兄妹四人帶到了上海謀生,錢其琛作為家中次子,除了和哥哥一起幫母親分擔家務之外,其餘時間都在刻苦學習,母親對他說,雖然家中日子不如以前好過,但是學我們一定要上。

1942年錢其琛考上了大同大學附屬中學,在大同大學附屬中學學習生活的三年,對于錢其琛來說至關重要。

他曾經這樣回憶,在這三年裡“不僅樹立了自己的人生觀和确定了自己的政治方向,而且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方式。”這個時候他已經有了為國效力的遠大理想,并且為之不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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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其琛沒有過留洋海外的經曆,但是他的英語不管是口語還是筆試都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也是因為這樣,他今後才順利地走上了外交道路。

葛傳槼會帶着錢其琛一起看英文報紙,還陪他一起練口語,俨然将其當做自己的親生兒子一般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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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大同大學附屬中學的這一年,錢其琛便加入了中國共産黨,錢其琛年紀雖小,但主意卻大,很快他便當上了學校黨支部書記,帶領黨員們參加各種學生運動。

日本戰敗之後,美國政府積極推行重新武裝日本法西斯的政策,面向國際公然俘獲日本的侵略勢力,完全視而不見日本法西斯對中國作出的惡行。

消息傳回國内之後,年輕學子們義憤填膺,1948年5月4日,上海萬餘名學生集結在一起,舉行“反美扶日”遊行示威運動,其中就有錢其琛。

經過幾年的黨務工作和對國際形勢的關注,錢其琛的政治嗅覺與外交嗅覺越來越靈敏,加上他一直喜歡讀古代的史書,《春秋》《左傳》中紀錄的國與國之間的合縱連橫,使臣與使臣之間關于國家利益的拉鋸,讓他深受啟發。

1954年8月,錢其琛被派到了蘇聯的中央團校學習,之後便留在蘇聯擔任了中國駐蘇聯使館的二秘,對于中蘇變幻莫測的關系,身在蘇聯的他有着更深的體會,這段在蘇聯工作生活的經曆,也給他看待中蘇關系,進行中蘇關系提供了不一樣的視角。

在蘇聯的工作,讓他對蘇聯人的政治和人民都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相對直覺的接觸,錢其琛不會想到,在二十多年之後的1982年,他要站在時代的風口浪尖,處理曆經風雨的中蘇關系,而他的這次發言,在國内外都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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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5月,54歲的錢其琛出任了外交部副部長,主管蘇聯、東歐的事務。此時距離1991年發生的讓世界局勢為之震蕩的蘇聯解體事件已經不足十年。

中蘇的關系自20世紀五十年代起就不斷地産生摩擦,曆經三個十年:十年論戰、十年對抗和十年談判。赫魯曉夫任期内,蘇聯撤銷了對中國的援助計劃,中蘇關系惡化。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後雖然結束了赫魯曉夫去斯大林化的政治傾向,但是他本人對于蘇聯的治理亦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僵化的局面,導緻蘇聯喪失了改革與進步的活力,龐大的軍費開支對蘇聯經濟的長期發展也産生了嚴重的不良影響。

不過他對于中蘇關系的和緩還是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勃列日涅夫走馬上任第十八年也就是1982年,正處在談判期間的中蘇關系發生了一些變化。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來到了蘇聯的中亞地區,在烏茲别克共和國的首府塔什幹發表了一次長篇講話,講話中不出意外地對中國仍然存在着偏見的攻擊,但是在這長篇累牍的發言中,還是捕捉到了改善中蘇關系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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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在講話中明确表示,蘇聯承認中國仍然屬于社會主義陣營,是社會主義國家,還公開了自己對于台灣屬于中國這個認識的立場,最後,他表示,願意改善對華關系,建議雙方磋商,采取一些兩國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蘇之間的關系。

消息很快便傳到了中國,當時中美關系正常化不過三年,中美正式建交之時未達成共識的美國售台武器問題在這一年取得了新的進展,協定即将簽署,經過三年的磨合,中美關系的新架構已經基本确立,此時蘇聯向我們抛來求和的橄榄枝,正是緩和中蘇關系的契機。

1982年3月份,錢其琛還未當上外交部副部長,仍然處在新聞司司長的位置上。

現在的外交部新聞司主要承擔着釋出中國重要外交活動資訊、闡述中國對外政策工作等任務,但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外交部的新聞司還未成立新聞釋出會制度。錢其琛其實早有設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想法,此事正好成為了一個絕佳的契機。

決定付諸行動之後,錢其琛立刻在外交部召開了緊急會議,着手布置新聞釋出會事宜,參考了國外的外交部新聞釋出會制度之後,錢其琛還是決定,中國的第一次新聞釋出會做得簡潔有力一些,鮮明地表明中國的态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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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3月26日,勃列日涅夫發表講話的第二天,中國便做出了回應。錢其琛将中國外交部曆史上第一次新聞釋出會的位址選在了外交部主樓門廳處,後來外交部的新聞釋出會便成為了慣例,每周都舉行,不過這是錢其琛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主持新聞釋出會。

此次的外交部新聞釋出會共有七八十位中外記者應邀出席,他們每一個人都全副武裝,脖子上挂着相機,手中拿這筆雖是準備奮筆疾書,絕不落下錢其琛說的每一個字,對本次新聞釋出會充滿着期待。

作為剛剛與美國建立正常化關系不久,并且實行了改革開放的神秘中國,外國記者們對我們有着十分濃厚的興趣。

值得一提的是,給這次新聞釋出會擔任全程翻譯的是李肇星,李肇星也是我國外交部的一位傳奇外交家。

1985年到1990年間,他一直以部長助理兼外交部發言人的身份面對外國記者,遊刃有餘地回答了許多外國記者提出的刁鑽尖刻的問題,但他最為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1999年對于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這一事件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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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肇星

有能力極強的李肇星作為翻譯,可以說,外交部對這第一次新聞釋出會的準備已經十分充足了。

時間一到,錢其琛便精神抖擻地出現在外交部新聞釋出會的現場,記者們紛紛上前将他團團圍住,錢其琛不卑不亢,目光如炬地看着他們,短促有力地釋出了一個隻有三句話的聲明。

“我們注意到了3月24日蘇聯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幹發表的關于中蘇關系的講話。我們堅決拒絕講話中對中國的攻擊。在中蘇兩國和國際事務中,我們重視的是蘇聯的實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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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發表完畢之後,在場的蘇聯記者紛紛從緊繃的狀态中解放了出來,從他們洋溢着的喜悅的神情中,錢其琛知道這些蘇聯來的朋友一定體會到了聲明中的深意。

錢其琛所說的“重視蘇聯的實際行動”意思就是如果蘇聯果真有與中國修複關系的意願,那麼中國等待着他們做出實際行動。這對已經僵持很久,互相批判攻擊的中蘇關系來說,已經可以算作是破冰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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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釋出會第二天,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中國,國内的權威報紙《人民日報》和國外的美聯社、路透社、塔斯社、法新社還有合衆國際社這世界公認的五大通訊社都對這件大事作出了詳實的報道,紛紛斷言經過這次的簡短交流,中蘇關系或許會為之一變。

此次對話之後,中央開始對中蘇關系進行重新考慮,某天,鄧小平邀請中央的幾位上司和外交部的主要上司前往他家開會,研究中蘇關系問題,錢其琛也在場。

鄧小平指出,中蘇關系的改善是順應曆史的潮流,我們沒必要逆行,但是也要進行有原則的處理,不能他們一放出和緩的信号我們就撲上去。中蘇關系的改善必須以蘇聯主動解決中蘇邊境地區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撤軍;從阿富汗撤軍;勸說越南從高棉撤軍這“三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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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這個方針為指導,中蘇之間的政治磋商也逐漸進入正式籌備的前期準備階段。1982年8月,中國外交部蘇歐司司長低調前往莫斯科與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見面,就“三大障礙”問題進行交流。

8月20日,蘇聯第一副外長馬爾采夫約見我國駐蘇聯使館臨時代辦馬叙生,對此事作出了正式的答複,中蘇政治磋商已經可以提上日程。

中蘇第一輪政治磋商于1982年10月在北京舉行,盡管錢其琛一開始就對磋商做了長期較量的心理準備,但他也萬萬沒有想到,此後共經過了十幾輪的政治磋商,中蘇兩國才結束了幾十年來的僵持關系。

錢其琛在中國開創的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制度延續至今,在中國的對外交流事宜上作出的貢獻可謂是功不可沒,外交部曾經有一位資深的外交官這樣評價錢其琛:

錢部長之是以能夠坦然從容地面對記者提問、是因為他有深厚的高政策水準基礎,又勤于學習,善于學習和通過調查研究積累起來的廣泛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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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其琛之是以能夠擔任主管蘇聯、東歐事務的外交部副部長,與他早年間在蘇聯的學習生活有很大的關系,青年時期所走的每一步路,都為他成為今後的錢其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錢其琛在進行外交工作時總是柔中有剛,剛柔并濟,他與李肇星不同的是,他不是一個言辭一針見血,以相對強硬态度對外的外交家,即使在談判中遇到非常惱火的事情,錢其琛也不會與人大聲争吵,他總是溫文爾雅,語氣十分平和。

必須準确、及時、地作出反應,有力地傳達我方的資訊,這也是他選擇在1982年的那次外交部新聞釋出會上以簡單的三句話結束發言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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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外交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三點的例行記者會随着國民對于政治問題國際問題關心程度的提高,幾乎已經成為了一個全民關注的新聞釋出會。

通過外交部的新聞釋出會,我們能夠準确地知曉我們國家對于國際事件,對于國内事件面向世界的态度,可以說,現在的外交部新聞釋出會已經不僅僅是中國與世界溝通的橋梁,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更是國家與國民對話的契機。

華春瑩、王毅、趙立堅等在國民中人氣很高的外交部新聞發言人,他們的行為和言論代表的是中國的态度,每一個字句都需要斟酌進行。

正如他們的老前輩錢其琛以簡短的三句話拉開中國外交部曆史上第一次新聞釋出會的序幕一樣,他們也實在地做到了“慎言和慎行”。面對國外記者的刁鑽問答,在短而有力地回擊之下,亦不失中國的大國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