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真、姜節泓 對談 楊媛媛 整理
【編者按】本文為“兩米以外的世界：ccva新冠疫期特别研讨系列”第七期的文字整理。在本次線上研讨會上，伯明翰城市大學藝術學院教授、中國視覺藝術中心（ccva）總監姜節泓與紐約大學藝術學院電影學院副教授、亞洲電影與媒體研究所總監張真就疫情的影像記錄、作為公共空間的電影院等話題展開了讨論。以下為對談全文。
姜節泓：大家好，我們這一次是ccva疫情期間的研讨“兩米外的世界”第七期。我們請到了張真老師，來自紐約大學的副教授。我們今天要讨論的核心問題還是跟正在發生，特别是依然在美國和英國蔓延的疫情。也希望能從電影的角度，從影像記錄的角度來做一些探讨。首先歡迎你，張真。在開始之前，想請您談談你那裡的情況，因為英國現在有所好轉，雖然還是每天都有确診，但是政府已經決定漸漸地開啟一些商業場所，包括餐飲和酒吧，美國的情況怎麼樣？
張真：美國大，比較複雜，疫情也比較嚴重。 從二月底三月初開始，我們所在的紐約和紐約州是重災區，也是全國受災情況最嚴重的。但是最近的一個月來，在州長比較得力的上司下，還有大衆和各個階層的配合，紐約和紐約州的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了。是以現在紐約基本可以開始進入第三和第四期所謂的開放，就是說可以去街邊的餐廳用餐了，可以進商店買東西了，但是都要求戴好口罩，到處都有洗手液，慢慢地回歸到一種準正常的生活狀态。
但是比較令人擔憂的倒是美國其他的一些地區——本來是疫情相對比較輕的地區，南方西部現在反而也成了重災區，每天都有爆表的感染人數。美國聯邦政府每個州都有自己的一些特定的自治權和法律條款，但說到底還是一個大的國家，州際之間的邊界也不能完全切斷的。比如說紐約州如何保持比較良好的狀态，同時在全國能夠繼續控制疫情，這還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可能很難秋天回學校上課了。
姜節泓：同樣，我們在家裡上課已經好幾個月了，也不知道九月份能不能如期開學。我昨天去了一趟學校，整個美術學院隻有四個人，兩個保安，一個清潔，還有一個圖書管理者，空空蕩蕩的。辦公室裡的陽光零零亂亂，也沒有人管。
我們看到，在全球疫情蔓延特别嚴重的時候，也引起了一些文化上的沖突。特别是在海外華人、大學裡的一些中國學生，多少會有一些相關的親身經曆。這些經曆很多是不愉快的，比如在疫情初期，亞裔留學生戴口罩，路人的肢體語言，或者從眼神裡面總會流露出來的文化上的一些不同意見。當然，現在戴口罩的人是越來越多了，這樣的異見和沖突也就自然而然地化解了。我不知道在美國是不是有類似的情況，你的觀察是什麼？
張真：美國是一個多種族的移民社會，這種民族大融合的話題，現代一百多年來，一直還是處在熱氣騰騰的讨論中。疫情出現以後，因為中國武漢是第一個承受了疫病之災的城市，是以像川普總統這樣不負責任的人提出了種種指責和甩鍋，也引起了一些本來存在的歧視的爆發。不僅僅是華人，其實很多亞裔都被無辜地誤認為是災禍來源，包括一些從小生長在美國的菲律賓人等等。在一些公共場所，地鐵、餐廳或者街上，無故受到冷眼，我自己都在超市裡，經曆過這種奇怪的眼神。更嚴重的，還有肢體上受到沖擊，甚至被毆打等等，令人氣憤。在弗洛伊德事件發生以後，這樣的一種（針對亞裔歧視的）反應跟最近一兩個月以來的反種族歧視的維權運動又合流了。很多本來對于對美國奴隸制“遺産”，對非裔種族其實不是那麼關心，甚至自己也有一些偏見的亞裔華人，在疫情當中深切感受到了這種被另眼相看的處境，也會去參與這樣的一個新的 civil rights movement（平權運動）。但是也有相反的，尤其是那些比較養尊處優，認同白人至上和川普的一些華人群體，也比較盲目地就走向了另一端。在社交網絡媒體上，這些成了當下美國一個如火如荼的話題。
這些當然跟電影沒有直接關系，但是回顧美國的電影或者是影像曆史，一百多年來有不少都是有關族群身份等的議題。是以我覺得這樣的話題能夠被打開，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其實也是件好事。當然會比較刺激人，讓人有一種要麼是覺醒，要麼是痛苦，因為它會挑戰你的邊界、你的底線、你的道德、你的政治曆史的知識儲存和你的同情心以及正義感。如果能夠面對，尤其是在疫情當中，大家要怎麼找到一種新的所謂的人類共同體，我覺得這個還是很重要的。
姜節泓：對，疫情是怎麼發生的，科學家們、政客們各有各的說法。對于我們在藝術領域中工作的人而言，疫情的到來讓我們有一種覺醒——看到不同文化之間的看待問題的不同的方式。我們都已經在西方生活二十多年了，研究與教學，以為英文好比是一把可以打開西方世界的鑰匙，但有時又發現那扇門是可以反鎖的。當疫情突然降臨的時候，我們對自己的身份又有一個新的認識——原以為已經被各種利益兌換、文化交流、信仰溝通而磨合圓滑的多元情境突然可以變得如此生澀。本來所熟識的認知在這樣一個外力介入之後，陌生了，讓我們不得不停下來，回頭看看自己是怎樣思考的，他人又是怎樣思考的。通過這樣的一個契機，我們對己對彼都可以另眼相看。那麼，從電影研究的角度來談，疫情給我們帶來了什麼？或者說影像記錄，在這樣的災難面前，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張真：我想在疫情之前，因為有了手機和其他的便攜型的錄放影機、dv等等，在這個自媒體時代，全民記錄已經是一個司空見慣的事情了。是以在疫情當中繼續做記錄，自覺地或者不自覺地，這是顯而易見的一個事情。 但現在疫情還在進行當中，還沒有結束，除了在網上能夠看到的比較簡短的視訊，一些影像日記，一些現場的簡單的非專業的紀錄以外，正規意義上的成片——有剪輯，有聲音處理，有完成調色的專業影像作品和進入公共平台，還是需要一個過程。我想很多作品還在技術制作當中，如果是一個關于疫情的劇本産生，投入制作，估計還是會有一到兩年的時間。紀錄片的現場拍攝是會比較困難，但如果已經進入了現場，或者現場可能就在你的身邊，在你的社群，甚至在你的家庭，成片的過程時間上會縮短。在國内，已經有一些這樣的紀錄片展映了，不是在電影院展映，而是活躍在一些 streaming media（流媒體）的平台上，其實在輿情當中，這些平台反而得到了一個産業上的良機，因為他們可以繼續遠距離操作，隻要有内容他們就可以生存。
姜節泓：你剛才講到 film production（影像制作）這個方面，其實有兩個方面，一是專業制作者的影像生産，講到電影，也有紀錄片，可能需要一個比較完整的制作過程來把它專業化。還有一方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amateur film（業餘影像）。因為現在每個人都有手機，手機的功能越來越強大，不光可以随時随地拍攝，靜态的或者是動态的，還可以編輯制作和釋出。而我們，在這個遍布各地的疫情中，每個人都在第一現場。我相信有太多的人拍過太多的片段，而這些片段又在不同的界面，不同的平台被傳播，被重演。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過程？我們人手一套便捷的工具，可以完全自發地去實施影像生産、傳播和消費。真正的現實隻有一遍，可是，由各種數位工具和平台捕捉到的影像使得這個隻有一遍的現實被乘以二乘以三，二次方三次方地展開。打個比喻，有點像我們面對一個蠻有形态的花瓶，珍貴，易碎，用各種膠帶把他一點點纏起來——這個花瓶就是現實，而膠帶就是影像。那麼，寫實的影像就像透明的膠帶；叙事的、抒情的、表現的影像就好比是附有和花瓶本身有關聯顔色的、有關聯記号、有關聯圖案的膠帶，把那個一次性的現實層層疊疊地包裹起來的。盡管這些膠帶總是黏着在花瓶上，就像影像總要黏着在花現實上——似乎要不斷還原，不斷重複，不斷确定，不斷羁押這個現實。然而事實上，我們卻看到這個花瓶臃腫了，或者說，這樣的一個過程呈現給我們多重的，過度的，甚至是被蒙蔽的現實。
張真：你用包裹現實的比喻，我覺得也很生動，我第一個想到的從電影本體理論來講的話——經典的電影理論。法國的巴贊（andré bazin）所說的 photographic image（攝影影像）的本體，它的功能延伸就是一種 mummification（木乃伊化），像把一個法老的屍體包裹起來，讓他能夠embalm（防腐），能夠讓他永存，能夠流傳到後世。這個現實好像是一個剛剛死去的現實，一個屍體包起來一層一層，然後幾千年以後重新被發現，還可以完好無損。但數位時代把這樣的理念也要重新定義了，甚至說要完全颠覆了，原來的工作是一個個體的藝術家，一個攝影師，或者是一個film maker（電影制作人）去完成的，是一個被少數人實踐和操作的過程。這些人則好像是被選擇的一種 priests of art（藝術的牧師），替其他的人來了解和傳達。但現在人人都可以有這樣的工具，去做這樣的包裹，埋葬現實或者留存給後人。
舉個例子，範儉導演的一個紀錄片，在武漢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拍攝的片子叫《被遺忘的春天》，英文叫《the lost spring》，也是前不久在愛奇藝、騰訊上這些平台公開放映的。拍攝團隊從外部走向武漢，深入民間、街道和家庭，甚至醫院的一些場景，去近距離拍攝第一線的現實。但就像你說的疫情的現場無所不在，此時此刻我們坐的地方看不見摸不着的，也都被疫情籠罩着，已經是一個全球的常态。當然，我們所處的環境可能不能說是疫情的第一線——因為我們沒有生病，也沒有醫生在場。有一個在上海的影視機構叫“大象”，他們最近的一個項目就是讓全民成為作者，為了能夠捕捉到武漢第一線的現場，更真實的現實。他們在平台上發出一個号召，号召大家都拿起攝影手機、錄像機，在2月9号人人去拍一段自己身邊的疫情狀況，然後有剪輯也好，沒有剪輯也好，寄一小段素材給這個平台。全民征集來的素材就成了他們一個集體創作的片子叫《餘生一日》。如果讓很多人來參加包裹現實，會有很多重複的，在剪輯過程當中可能很多的重複就被舍棄了，最後的一種成形的狀态，還是有一個master mind（主導思想）還是有一個main producer（主制作人）。這個裡面就産生了一種很有趣的也比較奇怪的一個現象：怎麼樣連接配接業餘電影和專業電影，還有民間影像、自發性的影像制作，好像藝術作品的産生建立了一條實驗通道，在某一種意義上也是妥協，或者是調停這些不同的創作狀态，他們的話語環境和他們的接受機制的這種張力。
姜節泓：中國有中國特别的語境，我們剛才講到的是professional（專業的）和amateur（非專業的）的一種制作上的一種dialogue（對話）或者一種對應。有另外一種劃分方式，即官方叙事和民間記錄。我覺得兩者都很重要，官方叙事有它非常鮮明的一些特征，比如對疫情的官方解讀，以及抗疫的正面報道，來鼓勵群眾能夠積極地應對這樣的一個挑戰。民間又可以更加深入的去講一些老百姓自己家裡社群裡的故事，也有親身經曆的醫院裡的故事，就像你剛才所舉的例子——《被遺忘的春天》。兩者之間的這種呼應和互補才能還原一個真實的中國，也是讓中國的藝術、電影、視覺文化特别有意思的一個地方。
張真：對，講到民間，講到獨立電影，當然也就離不開所謂的官方。剛才的例子《餘生一日》，我覺得也是一個比較生動的例子去闡釋官方和非官方之間的那種張力，甚至它的一種連通性，會有一種互相合作，甚至其中有一種對話等等，是以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關系。 關于疫情的官方叙事，我們知道已經開始了很多關于疫情的連續電視劇、紀錄片的拍攝，是以它馬上就會變成一個可以被消費的影視産品，可能會是比較積極的導向。當然可能會有一些民間故事的元素，也有悲痛和眼淚，但是最終一定是鼓勵人們要往前走，希望“用光明戰勝黑暗”。4月4号全國默哀以後，“新的篇章”已經開始了，接下去的就是要全力以赴恢複經濟，商業正常營業，然後要往前重新調整。我看到的一些介紹和社交平台的讨論，估計可能一年兩年以後甚至更快，賀歲大片裡就會有一個抗疫題材的等等。是以我覺得這樣的時刻，民間的進入思考和回報是對主旋律話語的一種對應和補充，更可貴更難得，因為我們做的研究都是要去了解藝術家怎麼樣通過他們的創作和思考，我們通過我們的研究和寫作去書寫曆史，去面對曆史，拒絕遺忘。也就是不要好了傷疤忘了痛，傷疤還是需要面對的，而不是說塗一個粉底就看不見了。我覺得這個可能是藝術文學創作中一個很重要的人文使命——做一個見證。
姜節泓：你講到人文創作，我們知道有作家會以日記的形式來記錄一些疫情的發展以及被疫情彌漫的日常。這樣的記錄形式是古典的，像郵寄的書信，沉着、感性、一筆一畫，超越現實發生的一種“真實”。剛才提到每個人都會拍攝一些東西，可能比用筆書寫要更加友善，是不是也可以叫做影像日記——快捷、即時、分秒必争，又随時可以獲得一種“真實”的假象。在影像制作中，不管是日記獨幕喜劇、紀錄長片、電視劇，不管是自發的或者是官方的，在面對這些影像産品的時候，作為觀衆，我們往往會把自己處于一個挺尴尬的一個境地——期待看到“真實”。然而，無論是刻意寫實的紀錄片或是藝術演繹的賀歲片，所有影像的記錄、影像的拍攝、影像的叙事，都不是客觀的，都會有主觀的選擇，拍攝的 角度，以及鏡頭的取舍和編輯等等。那麼它們是什麼？我覺得如果說“真實”是一座島的話，那麼這些影像大概就是通往這座島的橋梁，它跟“真實”有着必然的聯系，但卻一定不是真實本身，是以說當我們去看待這些影像的時候，去解讀這些影像，去感受這些影像的時候，我們其實是在過這個橋，在無限地接近“真實”，而這個“真實”，在當下疫情這個語境當中，又恰恰是我們自己剛剛經曆過的。
張真：我很喜歡你做的比喻，因為我以前寫詩，經常會形象化地思考。如果說現實是一個孤島的話，我會用“冰山”這麼一個意像的，它可能是浮動的。在它底下，看不見的體量，潮水的漲落都在變化。其實它就是永遠在變化，在我們的觀察當中，在我們通向它的過程當中，它本身也在變化，而不是一個不動的坐标。從地質學來講，我們的闆塊大陸也在浮動，永遠在變化。這樣的時候我去想，觀衆在在手機上看也好，在大螢幕上看也好，什麼東西讓他們産生震動，産生共情？ 對一個作品的判斷，不僅有官方的稽核評判，還有觀衆對它的一個接受和判斷，什麼東西讓觀衆覺得是更真實，更打動人的？那因人而異，但觀衆跟某一主題的作品發生互動的時候，主客體之間産生的共振，其實就是讓我們去了解什麼樣的作品是對你有意義的。我剛才所舉一個具體的例子，範儉的作品，有幾個段落我看了也蠻感動的，都是平常百姓人家，但是導演把他們當成一個主要的角色。連接配接這些點的是一個街道社群的基層幹部，應該是黨員，一位女士，在第一線。 這當中還是有一個平衡的角度，這個角度相對來說是可以被主流的話語認可的，因為這位女士是一個基層幹部，她為疫情奉獻很多，自己小孩的功課也忽略了，犧牲了很多做母親的時間，自願去幫助其他的家庭，這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但同時也是比較正面積極的叙事。從範儉導演那裡了解到，其實還有很多人都在拍攝有關疫情的片子。這就是你說的島或者我說的冰山，當有不同的方式來呈現，就像多棱鏡的各方面。
姜節泓：範儉的片子我也看了，他講了三個故事。鏡頭的語言很成熟，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接近片尾時候的一個鏡頭——在一個濁日下在晾曬一個口罩，口罩在空中飄舞，像一面旗幟一樣，不知道是勝利還是投降。那麼，從不同的角度選擇的這麼三個案例，也特别有意思，你以多棱鏡作比喻。在中國也好，在世界也好，疫情遍布了所有的地方。我們所面對的所謂的“真實”遠遠不是四面體、六面體、或是任何一個有固定表面數量的多面體，可以一一剖析。它可能是一尊太湖石，有各種各樣的面，還都是不規則的，根本就無法來特定幾個例子概括和描述疫情，面與面之間又有交疊和關聯。這樣一來，片子裡這些案例或者講這些影像叙事角度的選擇，包括前期所做的research（調研），以及選擇過程中的criteria（标準）是什麼？都對整個創作提供了方法上的立場。
張真：你的解讀很有意思，太湖石的比喻我覺得也值得琢磨的。範儉是很有功力的一位導演。他之前拍的關于四川大地震以後的失孤故事，父母唯一的孩子去世了，也是很多家庭中的幾個案例，在獨立電影紀錄片這個領域中，它是一個完成度比較高的作品。我想還可以繼續談另外一個相反的例子——叢峰的一個實驗短片，15分鐘而已，《關于短時間内的某幾個人的經過》，比較拗口的一個題目，我看了幾遍才記住這個名字。這是一個比較概念化的作品，可能跟你研究的當代藝術的一些作品更有共通之處。叢峰之前也是拍了很多片子的一個老将了，但他的片子基本都是處于我們說的民間或者地下狀态的，而不是為了電視台或者像騰訊這樣的公共平台制作的。是以它的這種制作的意向、觀衆的接受和傳播，還是處在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裡面。這個短片是他在疫情當中一些想法的一個crystallisation（結晶），很個人，而不是刻意要做一個紀錄，一個時代的一個史詩，或者一個可以讓幾百萬人幾千萬人幾億人都能夠産生共鳴的作品。同樣是面對疫情，在這部片子裡，完全沒有任何一線現場的影像，既沒有田野調查和實地拍攝，也不是一種業餘的視訊記錄，而是利用和截取了一些現有的素材和視訊。（其中有）4月4号全國默哀的時候，一個武漢年輕女子在屋子裡關了幾個月以後，第一次見天日，拿着手機一邊拍一邊沖出小區門口，來到大街上，好像是叫解放路（特别有意義的一個名字），然後一路哭泣喘息，可能是來自武漢的一個最了不起的長鏡頭。叢峰看了也非常受震動，就把音頻的部分用進了他的作品，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個“聲音藝術”作品。
姜節泓：我自己做策展，如果說我遇到這樣一個方案的話，肯定會說我們為什麼不做一個裝置，放一個老式的收音機，這是我看了這個作品之後的第一個反應。從收音機裡播放出現在視訊中的語音，那些取自于七十年代在中國上映的影片的對話片段，其中包括《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橋》和《小街》，當然還有一個核心的聲音，就是你所說的武漢街頭女子哭聲。作品的視訊圖像非常neutral（中立），一個雲彩的天空，接着是雲開日出的意象，一個灼日在那裡忽隐忽現，畫面和音頻并行，或者說為音頻提供了一個“場景”。這個創作思路可能帶有作者自己的生活經驗，也能給我們帶來一些新的思考，介于回憶與當下，現實和想象之間。而這樣的視訊獨幕喜劇又适合于用社交媒體平台的呈現和傳播，作為一個 artistic strategy（藝術家的政策），從這一點，我們又可以将話題自然地引到了我們近年來常常聽到的一個概念——post-cinema（後影院）。
記得小時候的露天電影，扯起一張大布，爬到在卡車上面凍得瑟瑟發抖，也要看《閃閃的紅星》，總想跳下卡車繞到大布的背後去看個究竟，小孩子的好奇。至于電影院，早在上海分布齊全，大大小小各種各樣，有時倒像是談情說愛的去處，一個最私密的公共空間。近年來的電影院，影音裝置不斷更新，叫人身臨其境，鋪天蓋地的銀幕和聲效，恨不得把看官們一個個生吞活剝了。現在疫情到來之際，要保持社交距離，電影院都關閉了，但好像又出現了一個露天觀影的契機，比如，drive-in cinema（汽車影院），而且往往一票難求，看來大家對于影院體驗的熱情不減。另外，在電影院關閉的時期，本來已經不斷滋長的影視平台更是成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我們平時提及的“後影院”時代似乎提前全面拉開了帷幕。
張真：其實“後影院”跟“後電影”這樣的的概念是聯系在一起的。這樣的“後影院”、“後電影”在某種意義上個世紀中已經開始了。我們還在冷戰鐵幕之後，還沒有來得及看很多電影電視，在很多西方國家先有了電視的沖擊，在某一種意義上已經算是“後影院”的開始。家庭的起房間延伸成了一個接受影像的場所，當然還有像汽車影院這樣的形式。但到了八九十年代進入了網際網路時代，還有數位業餘影像制作和消費的時代到來之後，“後電影”在某種意義上被提到了一個更急迫的日程上。對影迷來說，對那種電影院經驗，對大熒幕放映的熱衷，不管是室内的也好，室外的也好，強調的就是一個公共場所的一種親密聚合。這是一種社交行為，也是一個公共空間的搭建。是以影像的娛樂消費不僅僅提供現代人的精神愉悅，同時也是一種對身份的建立，互相認同的建立。你和人坐在一起，你們肯定是因為同樣喜歡一個電影走到一起來的。更多的是關于現代性現代的公民意識，身份建立的可能性，ta會找到一個知音者、一個共鳴者。是以這樣的一個場所它其實一直還繼續存在，雖然電視後面有錄像，小熒幕各種各樣形式一直在沖擊大銀幕的曆史和經驗。
在柯達克羅姆膠卷基本淘汰了以後，産生了一個巨大的斷裂。很多傳統的photographic studio（攝影工作室）都要關門了，電影院很快的就進入了數位化的革新。就像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聲音電影被發明，進入主流影院以後，早期無聲電影的從影人、放映者也是全力以赴地去面對技術上的革命和轉型，進而給觀衆帶來新的一種享受。是以，電影它一直在不同的技術更新和擴充空間中涅槃，“後影院”也一樣，可以有聲音，也可以有香味，甚至可以有噴水等等，全方位的感官體驗。疫情的發生使得我們為一切按下了暫停，但不代表大影院的時代就結束了，因為大家還是有個希望疫情有一天會過去，我們還是會重新回到公共空間，回到商店、回到餐廳，當然，要回到一個比較封閉的電影院空間，對疫情來說相對比較危險，可能會有一定的滞後。
我們已經在整個二十世紀形成了對電影院空間的一種習慣，一起去“參拜”的社會行為。 有一個說法，電影院是現代的temple（廟宇），對于一個無神論者來說，這個電影可能就是影迷的一個神，電影院就是一個廟宇。現在，“後影院”的時代從實體上好像突然就來到了，全球基本上各地的電影院全部關門打佯了，電影節也都搬到雲上去了，跟你有共同愛好的朋友一起看影的機會被人為地限制，被中斷。但是，大家覺得身體記憶還在，還會有這種向往。是以汽車影院的票才會一售而空。看電影過程中，這個影像本身是什麼不見得是很重要的，反而倒是movie going（看電影）的行為，是已經生長在大家的身體記憶裡面的，在社會記憶裡面，才會一起去分享這麼一種體驗。我覺得這個疫情給我們帶來的一個提示：電影在某一種意義上不是必須的，我們可以生存在沒有電影院的日常裡，隻是要有吃有喝有睡，基本的生存條件有就可以就像caveman（原始人）一樣。但在洞穴裡面也可以畫畫，就像我們家裡面就裝了家庭影院。而一旦走出過洞穴以後，你就要呼吸新鮮空氣，要跟群體在一起，能夠有交流的可能性。我覺得電影院還是不會消亡，國内很多影迷已經是很踴躍地期待下周的影院的正式開放，上海國際電影節據說也是在月底要正式開放，可能一部分的節目不能全部展映，因為要控制人流。看電影之前和之後的這些社會行為，其實跟movie going是一體的，是城市生活的一個很有機的組成部分，它不僅僅是一種消遣，在很多意義上也是一個公民社會的建設和存在的場所。但大家因為有了這次疫情體驗以後，可能就學會做好預備，随時可以回到洞穴。我們是不是可以辦線上影院？可以像你和我現在這樣，可以利用數位的平台繼續産生對話，繼續建立一個虛拟的公共空間。 但是有朝一日我們還是希望能夠見面，跟你握手，有分享一杯咖啡的時間。
姜節泓：看你身後的螢幕，在家直接就把一個影院建起來了。其實從功能上來講，一個家庭影院也可以裝備高端裝置，與專業電影院不相上下，進而達到類似的感官上的享受。而在進入公共的電影院裡，電影在那裡，就像你剛才說的像一個廟宇，就像藝術作品在美術館裡一樣，我們像前去祭拜一樣。在電影院裡，電影本身作為一個 subject（主體）一貫地dominating（主導）着觀衆，主導着空間裡的每一分鐘，不謙讓，不妥協，不道歉。而在家裡的私人影院，主人（觀衆）主導着影像，你可以點選暫停，倒杯茶，打個電話，随時回來。在電腦上，在手機上，在室内室外，在旅途中，在火車上，在機艙裡，處處都是私人影院。那麼大家為什麼還會把汽車影院裡邊播放的老片子——1994年的《lion king》（獅子王）的票子賣光？就像你剛才所說的，我們是需要滿足一種集體經驗。有點像讀書過程中“共同文本”的概念——大家的書單相仿，讀過同一本書，這本書不僅僅提供了茶餘飯後的談資，更是一個智識性的交流平台。那麼看電影同樣，我們如果是看了同一個電影，就可以在同一個語境裡做交流。早年剛到英國的時候，很難了解英國的 pub culture（酒吧文化），風雨無阻，也要喝一杯。在這樣的疫情中，當政府宣布7月4号餐飲逐漸開放的時候，人們在酒吧門口早早地排起了長隊。其實，跑到酒吧裡邊喝一杯跟你在家裡喝可能在味覺上是完全一樣的，但是在酒吧裡邊就是會擠滿人，就是會喝得更加有味道。以前，我們也會和朋友組織一些wine club（酒社），品紅酒，什麼産地，哪個酒莊，酒裡酒外的故事，現在也還是可以雲酌。是以，讀書組也好，影院也好，美術館也好，酒吧酒社也好，賦予我們的遠遠不止一個可以容納人群的公共空間，而是一個同一的語境，為了我們之間的有效溝通，互相認知。
張真：非常同意，我也是很渴望重新回到電影院的體驗。有時候，我們可能會錯過一場首映，或是一部電影，但真正錯過的是一次public conversation（公共讨論），就是從影像中延伸出來的讨論，我們怎麼樣去了解，闡釋，怎麼樣去傳播和交流，這個可能比影片本身更加重要。是以我也是期待這一天的到來。同時反過來說，疫情其實也提供給了很多獨立電影或小制作電影新的空間。那些平時很少能夠進入大的品牌院線，如今，他們反而有空間了，因為人們都在家裡，大家的關注力都集中在小螢幕上，在雲端上，在家庭的private screen（私幕）上，也能找到一種新的可能參與公共讨論的空間。是以“私”和“公”其實也是很辯證的，是相輔相成的。
姜節泓：我們當然期待疫情會早日結束，我們可以恢複到原來的那種日正常範。但是我們在這樣一個暫時變化過程裡，還是發現了很多在疫情沒有到來的時候，那些我們所沒有看見的身體上和意識上的感覺。好的，最後我們感謝張真，謝謝你今天的參與。
張真：謝謝你。再見。
責任編輯：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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