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陳純
說起羅湖，第一時間會想到什麼？邊緣、過時、亟待舊改？
但是在我的叙事裡，被推到“邊緣”的羅湖，卻是我無可取代的中心。
蔡屋圍、湖貝還有筍崗，這些正在重建之處，都是我再熟悉不過的地方。深圳似乎又要重新拉羅湖一把，我的心情也是以變得複雜：為了享有繼續發展的權利，那些載有我回憶的物體将要徹底地消失，但許多人依舊嫌它們消失得不夠快。
▲1996年，深圳，俯視羅湖區
以前我在外面讀書或旅遊，别人問我是哪裡人？我經常含糊其辭地說，我家在深圳。說是深圳，不如說是羅湖。
來自廣東的深圳移民大多聚居在羅湖，潮汕人尤甚。我父親的餐廳在松園路陸陸續續做了将近十年。餐廳的對面是一家百貨公司（後來改成了保齡球館），但我隻對一樓的書店有印象，裡面賣的海南攝影美術出版社出的《七龍珠》，一本是一塊九。
餐廳旁邊有一間股票交易所，每天螢幕上滾着紅色的字，顯示着每一支股票的價格，因為裡面的空調開得很涼，我每天中午都會跑去“歎冷氣”。那時的松園路，道路兩邊頗為繁華，臨街的建築後面雖有不少廢棄的廠房，但更新速度也十分驚人，今年看是廢墟，第二年店面已經整齊得開始營業。後來推土機不再出現，但松園路的生機似乎也逐漸消失，近十四年每隔一兩年經過一次，都沒發現什麼變化。
1993年暑假，我開學插班到紅嶺國小的二年級二班。當時隔壁一班有一個小孩，是我父親朋友的兒子。我去報到的時候見到他，父親随口對他說，你幫我看着他啊。他腼腆地點了一下頭。
後來想起這件事，我隻是覺得那時的教育公平比現在要好一些，因為班上50多個學生，什麼樣的家庭背景都有，最有錢的幾個，住在天地大廈後面（現在那一片已經成了老破小），還有一些，父母就在菜市場賣菜。當時還沒什麼學區房的概念，如果有的話，我也不知道自己後來還能不能上得了重點中學。
我時常去一個發小家，因為他家的電視，比我們餐廳裡的那個清晰多了。那時根本沒什麼數字電視，都是靠天線收的台。他們家能收到tvb和atv，而且還沒有雪花和雜音。直到我上高中，看到清楚無比的電視畫面，都會有一種熱淚盈眶的感覺。
我在他家看過好幾部動畫，有《娛樂金魚眼》、《魔神英雄傳》、《天空戰記》和《美少女戰士》，但印象最深的還是《幻法小魔星》，相比現在隻能看《喜羊羊》、《熊出沒》和《豬豬俠》的孩子，我覺得那時的我們還是要幸福一點。
發小是個籃球高手，我打籃球沒什麼天賦，他不想帶着我打，但他覺得我打遊戲方面還有救，于是周末總是打電話來我家，慫恿我一起去遊戲機室打《拳皇》。那時我們常去的遊戲機室，主要在東門附近的勞工文化宮，華城裡面也有幾家，但“飛仔”太多，他一般帶着我去都會很小心。《拳皇》是飛仔的最愛，他藝高人膽大，有時遇到一些愛爆粗愛拍機的主，也不慌不忙，隻是給人留一點面子，一般不“一抽三”（《拳皇》每隊有三人，一對一輪流上，“一抽三”就是一個打赢了對方三個）。
前陣子我出于懷舊的心态，和朋友去文化宮轉了一圈，頗為震驚。在深圳市區除了螺嶺外國語（以前的螺嶺國小）附近，恐怕再難找到一個地方殘破至此，連湖水都帶着一種下水道的顔色。
▲1995年，東門改造工程開啟，拆遷工作正在進行中...
▲1999年10月1日，東門商業步行街開街典禮
羅湖的這些變化，時常讓我感到難堪：一方面，沒有變化就沒有發展；另一方面，羅湖常常是有了變化卻沒有太大的發展，這就好比98年左右，父親花大成本将我們樓下的一片樹林砍了，弄成了肉菜市場，結果虧得屁滾尿流。
在人緣冷淡的中學時光，我建築起的保護自己的文學世界，是有一些物質依托的。我把在紅嶺路和紅桂路交界的那個有陽台的家想象成約翰·克利斯朵夫在塞納河左岸住的小閣樓；把從那個十字路口到紅寶路的那一段距離，命名為克勞德·西蒙的“弗蘭德公路”；荔枝公園湖面上的夕陽，是泰戈爾的守财奴，正在收起他最後的金子。後來小閣樓拆掉了，建起了紅嶺路地鐵站，弗蘭德公路上kk mall拔地而起，那些金子還在，隻是我再也找不到那個年代的光芒。
我的情感結構有一半以上是被這時期讀的書所塑造的，另外的那些，就是羅湖的各種街道建築。他們今天也大多數面臨舊改的命運。
當年在紅嶺路和紅桂路交叉口的“求知書店”，我用吃飯省下的錢買了《莎士比亞悲劇集》、《泰戈爾全集》還有《約翰·克利斯朵夫》，這幾套書至今還在我的書櫃放着。我在書店裡站着看過各種各樣的書，有《魯迅先生紀念集》，有《王小波門下走狗》，有《悟空傳》，有《周漁的火車》，我的中學生活除了書，就是書裡撲面而來的思想和感情在我生活中的延伸。
但2006年大劇院裝修那會兒，書店被一家婚紗店頂掉了，我的精神寄托被壓得粉身碎骨。它怎麼能這樣就被拆了呢？
初三那年第一次接觸《少年維特的煩惱》，我正處于初戀。前陣子把那時的日記和情書翻出來看，一點都不覺得幼稚，反而有點羨慕。
▲1989-2004年深圳大劇院南廣場演出夜景
我很懷念那個天色如墨的下午，我把褲腿卷到七分長，拎着一把老爺傘，心裡砰砰直跳地送她回家，第二天一位女同學恰如其分地說我們的同行是美女與野獸的相遇。我也沒有忘記她第一次帶我去深圳書城（如今的羅湖書城）下面的弘文琴行，拿着我完全不熟悉的樂譜若有所思地哼着，側身用蒼白的手指在琴鍵下按下幾個音符。她家就住在現在的蔡屋圍後面，如今已經納入舊改。
也正因為第一段感情如此讓人失望，我對小曼的喜歡，也很難說不是帶着亦真亦幻的遐想。每個周末，我洗好臉，穿上最好的衣服，經過當時正在建造中的荔園酒店，拐進紅寶路，去到一家能給我安全感的網吧。她不是每次都上，是以我後來經常因為她的貓頭像忽然出現而手指顫抖。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中她答應和我通信，次年四月份她和一個男生戀愛，年底她就飛往澳洲讀書了，這非常符合一個深二代的人生軌迹。
我和她的故事單調得很，國中畢業後我們隻見過兩三次，大部分來自我的想象，我終年走在紅嶺路和紅寶路，回想着她和我說過的每一句話（其實她根本沒和我說過什麼），我以為高一永遠不會結束，她的行程将永遠遙遙無期，我以為希望總是有的，但她走的時候，我甚至不知道是哪一天。
從現在的眼光來看，我那時真是一個朋友也沒有，零二年和零三年的元旦倒數，我都是一個人去的，一種孤獨感油然而生。當晚我在鄧小平像的路口，陸續碰到高中一班的同學、國中六班的同學，還有我同班的一對情侶，插着口袋，或跩着腳步，稀稀拉拉地往中信那邊走。回去的路上我見到一位童年的玩伴和他的女朋友，他站在一個孩子旁邊，掏出五十塊錢給他，然後告訴我這個孩子是個流浪的孤兒。“流浪的孤兒”，我嘀咕着，此後這個隐喻一直在我腦海揮之不去。
▲1990年10月8日，我國内地第一家麥當勞餐廳在東門西華宮正式開業，麥當勞就此成為東門的地标。
我回潮州的時候，自認為是深圳人，我回深圳的時候，又感覺自己什麼都不是。我從小在羅湖長大，但随着深圳“一路向西”，深圳的概念裡似乎已經沒有了“羅湖”。深圳早己變了個樣子，但它還自稱是原來的深圳，就好像我把我曾經最珍視的東西扔了。
但我還自認為是以前的我。我最好的朋友都散落在天涯，在深圳一起長大的那些，我們的關系就像花園角落那将死未死的植物，你總是想着還可以救一救，但卻總是忘記。
在哲學上我被迫和深圳擁護同一種自我理論，我們根本無法通過過去和現在的相似性，而隻能通過某種連貫的叙事來為自我的同一性辯護。
難怪有的人說，深圳這地方，隻擁有金錢，不擁有記憶。
本文作者
陳純 青年學者、教師，研究領域為政治哲學、倫理學、思想史；
一個 羅湖長大的“深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