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稱山東人，理查德·威廉變成了衛禮賢

來源：大衆日報

原标題：他自稱山東人，從一名傳教士變成一位享譽全球的漢學家，在中國和德國之間充當了“兩個世界的使者”的角色——

理查德·威廉變成了衛禮賢

衛禮賢（1873年—1930年）是十九世紀末來華傳教的德國人，本名叫理查德·威廉（右上圖），1873年出生于德國符騰堡王國的首府斯圖加特，自幼喜歡詩歌、美術、音樂和哲學，畢業于德國圖賓根大學。圖賓根大學是歐洲一所曆史悠久的名校，著名哲學家黑格爾就畢業于這所學校。

1899年，衛禮賢作為同善會（德國魏瑪傳教會）的傳教士由上海輾轉來到青島，自此在青島度過他57年人生中的二十多年。他的兒子衛德明也是一位著名漢學家（以講授《易經》蜚聲歐美），就出生在青島。在這期間，衛禮賢還到過山東許多地方，泰安、青州、曲阜、濟南、濰縣、崂山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還曾兩次登上泰山。

衛禮賢的傳教之旅徹底改寫了他的人生軌迹。他原本是來中國傳播基督教的，可實際上他不但連一個教徒都沒有發展，反而被中國文化所吸引，對中國文化産生了極大的興趣，并為此付出了幾乎畢生的精力！

初到青島，衛禮賢就如饑似渴地學習漢語，并為自己取中國名叫衛禮賢，取字為希聖，由此可見儒家思想對他的深刻影響。衛禮賢還在青島建立了尊孔文社藏書樓，這是當地最早的現代圖書館。當時，西學東漸形成時代大潮，大量的西方著作和學說被譯介到中國來，衛禮賢則逆勢而動，積極向西方介紹和傳播中國文化，在歐美産生了巨大影響。

衛禮賢以一種宗教徒式的近乎狂熱的、忘我的精神狀态投入到譯介中國文化典籍的工作上去，速度和數量都相當驚人。他先後完成、出版了德文譯注的《論語》（1910年）（右下圖）、《老子的道德經》（1911年）、《莊子的南華真經》（1912年）、《孟子》（1914年）、《大學》（1920年）、《易經》（1924年）、《禮記——大戴和小戴的禮儀書》（1930年）等著作。當然，在這其中影響巨大、并且為他赢得世界聲譽的，還是《易經》的翻譯出版。

《易經》翻譯前後花去衛禮賢十年的光陰。衛禮賢本人在《中國心靈》（又譯作《中國精神》）一書中記載了他在青島與勞乃宣、康有為、辜鴻銘等文化名流的交往活動，其中有些内容記載了《易經》的翻譯過程。

不能不說的是，衛禮賢能成功将《易經》譯成德文，有一個人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他就是勞乃宣。衛禮賢在山東前巡撫周馥的舉薦下結識了勞乃宣，他自己在《中國心靈》第十一章《青島的故人們》中記載了他們結緣的過程。當時，周馥要為衛禮賢介紹一位“真正能根植于中國精神”，能夠引領他“進入中國精神的深處”的中國老師，于是向他推薦了勞乃宣。關于這件事，勞乃宣在《韌叟老人自訂年譜》以及寫給羅振玉的書信中也有記述。勞乃宣（1843年—1921年）字季瑄，号玉初，又号韌叟，同治十年（1871年）進士，曾擔任晚清學部副大臣、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出身書香門第，是一位博通經史的飽學之士。同治三年（1864年），勞乃宣娶曲阜孔悅庭之女為妻，成為孔府的女婿。

經周馥搭橋之後，勞乃宣前往青島與衛禮賢合作。他“日與尉君（衛禮賢又作尉禮賢）講論經義”，衛禮賢在虛心受教的同時，也常常質疑他的這位中國老師，他稱贊勞乃宣是“真正出色的嚴謹的人”。在勞乃宣悉心講解下，衛禮賢得以“了解确切而透徹”地翻譯了《易經》。他們兩個人的工作态度都非常認真，衛禮賢在《易經》德譯本第一版的序言中有這樣的描述：他們“在對經文經過詳細的讨論之後才譯出了譯文。之後再從中文回譯成德文，隻有當文本的意義完全被表達出來之後，這一譯文才被認為是有價值的”。

就在勞乃宣、衛禮賢兩人潛心進行《易經》翻譯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勞乃宣不得不退避濟南和曲阜，《易經》的翻譯被迫中斷。三年後勞乃宣才重返青島，與衛禮賢重新開機《易經》翻譯。《易經》譯本是在勞乃宣詳細深入講解的基礎上，加上衛禮賢自己的西學學養完成的，《易經》德文翻譯的成功，兩個人都功不可沒，缺一不可。

十年磨一劍，衛禮賢的《易經》德文本終于在1924年出版，他在第一版前言中充分表達了自己對中國老師勞乃宣深深的敬意和感激之情。1926年他在《中國靈魂》第一版還刊出了勞乃宣的頭像，足見他對這位中國老師的重視和尊重。衛禮賢後來在回憶勞乃宣時這樣寫道:“他以幽默诙諧著稱，其實他是位真正出色的嚴謹的人，但他卻采取了不拘小節的表現行為方式。他屬于神秘的聖者這類人。”(見《中德關系史譯文集》)

衛禮賢的《易經》德譯本取得了巨大成功，為他赢得了世界聲譽。德文版《易經》出版後，在德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都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一版再版。瑞士心理學家榮格稱其為“無與倫比的版本”。到目前為止，衛禮賢的德文《易經》已經再版了二十多次。以此為範本翻譯的英、法、意大利、西班牙等語言的版本，在全世界廣為流傳。

衛禮賢翻譯的道教典籍《太乙金華宗旨》在西方世界也頗有影響。1927年，衛禮賢将《太乙金華宗旨》譯成德文後，邀請著名精神分析心理學家榮格撰寫評述，榮格以心理學家的視角仔細研讀後大為贊許，稱此書幫他接觸到“中國靈魂的秘密”。1929年，衛禮賢、榮格兩人合作完成的《太乙金華宗旨》德文譯注本出版，書名為《金花的秘密——中國的生命之書》，這是一部東西方思想深度碰撞交融的著作，出版後在西方學術界立即産生了重大影響，随即被譯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日文等多種文字，多種中文版本也相繼問世。通過《太乙金華宗旨》這座橋梁，衛禮賢和榮格實作了跨界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功。榮格說過，“他作為漢學家、我作為醫生恐怕永遠也不會接觸”，“然而，我們在人文領域相遇了”。應該說，榮格充滿贊譽的評述，增強了該書的影響力。

作為一個具有世界影響的漢學家，衛禮賢除了翻譯中國文化典籍之外，還出版了許多種有關中國和中國文化以及風俗人情的著作，如《中國心靈》（1926年出版）、《中國經濟心理》（又譯作《中國人的經濟心理學》，1930年出版）、《孔子與儒教》（1928年出版）、《老子與道教》（1925年出版）、《中國文化史》（1928年出版）、《中國哲學》（1929年出版），以及《中國的社交禮儀》（1906年出版）、《中國女孩出生的風俗》（1909年出版）等等。在上述這些著述中，《中國心靈》一書影響最大。

衛禮賢在中國期間，正值中國社會發生巨大變革的曆史時期：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這些重大事件相繼發生。《中國心靈》的内容很豐富，不僅以一個外國人的視角記錄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而且還記述了作者與一些著名人物的交往，如恭親王溥偉、辜鴻銘、康有為、勞乃宣等；描寫了一些名山大川，介紹了山東的風俗習慣，甚至還寫到乞丐和小偷。第七章《孔府之旅和孔子後裔的婚禮》記載了在曲阜孔府的所見所聞，還有孔子後裔婚禮的盛況。這些内容為西方了解中國打開了一個視窗，這本書1926年在德國柏林出版後，1928年被翻譯成英文，由美國紐約的哈考特出版社出版，在全世界流傳。

此外，衛禮賢還與中國現代詩人徐志摩有交往。據衛禮賢日記載，兩人曾在北京飯店舉行的京城文化名流聚會上相遇。當時衛禮賢在北京德國公使館出任“學務顧問”一職，還應邀到北京大學德語系兼職，講授德國文學和德國哲學等課程，其間結識了蔡元培、胡适等人。徐志摩有一首詩《小花籃——送衛禮賢先生》，是紀念一年前衛禮賢陪他遊覽德國寫下的，發表于1923年3月23日的《晨報》上。德國巴伐利亞科學院所收藏的衛禮賢遺稿檔案中，還有一封徐志摩寄給衛禮賢的六頁信箋手稿。

衛禮賢與中國文化結緣始于一份宗教的使命。他乘坐老式的輪船，以傳教士身份飄洋過海從遙遠的歐洲大陸來到中國，不料被中國文化所深深吸引，轉而譯介傳播中國文化，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他敏銳地覺察到中國文化中蘊含着十分珍貴的東西，“并為這份稀世珍寶而犧牲掉其歐洲偏見”（榮格語），這也正是衛禮賢的不同凡響之處。他“超越了自己的專業，其學問變成了一種對人類的關切”。他自稱山東人，由理查德·威廉變成了衛禮賢，從一位傳教士變成了一位享譽全球的漢學家，在中國和德國之間充當了“兩個世界的使者”的角色, 對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傳播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傑出的貢獻，是一位“偉大的德意志中國人”。

（作者為山師大博士生導師、教授，本文為山東省社科基金項目“傳教士衛禮賢對中國文化的研究與傳播”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