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我的一切話語，不論是出自别人還是出自我之口，都是謊言。真實的隻有作品本身。”
文 / 特約撰稿 吳澤源
編輯 / 楊靜茹 [email protected]
關于“地下絲絨”（the velvet underground）樂隊，我們還能說出什麼新東西？
對于這個因安迪·沃霍爾的庇護而成名、最終卻掙脫出波普教父桎梏、在搖滾曆史上留下深刻印記的樂隊，我們已經知道得太多。布萊恩·伊諾（brian eno）的那句名言——“‘地下絲絨’首張專輯隻賣了三萬張，但買專輯的三萬人最後都組了自己的樂隊”，硬核搖滾迷耳朵已經聽出老繭。而硬核搖滾迷之外的文青們就算不了解“地下絲絨”到底是怎麼回事，起碼也熟識樂隊著名的大香蕉logo，且很可能聽過他們氣質較為清新的歌曲pale blue eyes（《淡藍雙眼》）和sunday morning（《星期日的清晨》）。
是以，當曾經拍過大衛·鮑伊準傳記片《天鵝絨金礦》和鮑勃·迪倫傳記片《我不在場》的托德·海因斯此次将“地下絲絨”作為拍攝素材時，大家反響并不如想象中熱烈。紀錄片《地下絲絨》像海因斯的兩部音樂題材前作一樣，沒能呈現出搖滾傳奇符号化外表下的真相。但這對觀衆來說或許是一種反向刺激：想了解“地下絲絨”，你不能依賴任何人的說辭，也不能被他們身處的上世紀60年代光怪陸離的外觀迷惑。真相隻能從他們的音樂中尋找。
裡德與凱爾：不美滿卻完滿的聯姻
沃霍爾最初對“地下絲絨”音樂作為亞文化産品的包裝政策，的确重要。但歸根到底，“地下絲絨”的作品屬于盧·裡德（lou reed）和約翰·凱爾（john cale）。他們的互補與摩擦，催生了“地下絲絨”如硫酸和硝化甘油般摧枯拉朽的傑作。
在雪城大學攻讀英國文學的裡德，志向一直是當作家。他的文學導師是喬伊斯專家，他自己的文學偶像則是蘭波、愛倫坡和威廉·巴勒斯。但他同時是50年代搖滾樂的粉絲，他也深知，在他生活的時代，詞句在吉他與節奏的伴随下比在紙上更有力量。于是他将美國垮掉派和法式虐戀文學的特質帶進歌詞，配上他在同志、性工作者與吸毒者等邊緣群體社會中的第一手體驗，和他獨一無二的玩世不恭氣質，便鑄就了像heroin（《海洛因》）和waiting for the man（《等待那個人》）這樣的傳世經典。
但裡德的音樂水準不算理想。他的編曲僅限于基本和弦，完全撐不起其歌詞的豐富内容。而音樂素養恰恰是凱爾的長項，他同時擁有古典樂和現代實驗音樂訓練背景，無論對樂理本身還是對人耳和人腦對聲音的接收處理方式，凱爾都有深入了解。
裡德與凱爾性格迥異，所受藝術滋養也大相徑庭，卻同樣被黑暗與陰郁吸引。任何凡俗健康的樂趣，似乎都讓他們提不起精神，隻有極端的快感與極端的痛感，才能讓他們感受到靈魂的真實核心。在他們的首張專輯中，凱爾的中提琴演奏像抽打身體的皮鞭和受虐者的嗚咽，兩位主唱裡德和妮可（nico）的唱腔，一個犬儒戲谑，一個陰森哥特，斯特林·莫裡森如中世紀地毯般厚重的吉他聲，則聚攏着上述的一切。這張專輯古典而現代，肮髒又優雅，像極了“地下”與“絲絨”兩個詞彙的結合，像是被罪惡和毒液澆灌的花朵。
但在先鋒之外，我們也不能忽略“地下絲絨”充滿人性的柔軟面，尤其是裡德的。雖然高傲暴躁，看上去對人類充滿厭惡，但裡德對不見容于社會的邊緣人總抱有毫無保留的共情心。他在candy says（《坎迪說》）中訴說跨性别者的憂愁心緒，在venus in furs（《穿裘皮的維納斯》）中探讨虐戀，又在some kinda love（《某種愛情》）中吟唱：“沒有哪種愛比另一種更好。”而由他寫作的溫柔情歌pale blue eyes和i’ll be your mirror （《我會做你的鏡子》），更是無需贅述——這些都使得“地下絲絨”在凱爾離去的幾年裡，依然保留着情感層面的廣度。
海因斯濾鏡下的“地下絲絨”：浮于表面的60年代符号
但在海因斯的鏡頭下，裡德與凱爾的廣度與深度，沒怎麼得到挖掘。影片最有價值的資訊，大概是借裡德妹妹之口破除了流傳已久的說法——裡德的父母讓他接受電擊療法，是為了矯正他的同志傾向。但除此之外，整個“地下絲絨”樂隊僅僅是以符号身份被呈現，就像安迪·沃霍爾對樂隊的設想一樣，使其成為波普聲光秀中的背景元素就好，不必在意他們具體在唱什麼。
海因斯幹癟扁平的手法，剛好彰顯了當今時代與60年代的距離。雖然充滿懷舊情結，但海因斯的影像和叙事質地平整、潔淨、缺乏實體觸感，與影片出品方apple的數字美學一脈相承。這剛好是“地下絲絨”美學的對立面，後者用肮髒粗粝的意象和極富侵略性的聲音，試圖在實體層面刺痛你、腐蝕你、挑逗你，使你聞到罪惡的糜爛味道。
是以，海因斯就算盡情在數位影像上套用富有16毫米膠片感的濾鏡，也很難還原“地下絲絨”樂隊的精神實質。這讓他的紀錄片有些尴尬：對新樂迷來說，這部電影除了告訴你“地下絲絨”很酷之外，沒有提供一條更容易接近他們的路徑，對老樂迷來說，電影中泛泛鋪陳的資訊則不過是老生常談。影片沒有對作品本身進行更多引介，也沒有将樂隊置于一個廣闊的語境中，厘清其脈絡、輻射和影響。或許它的意義隻是再次驗證了裡德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