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承幹
袁克文
劉承幹與袁克文，一人被稱為“傻公子”，一人為被稱為“二皇子”。劉承幹“傻公子”是魯迅所賜，其時，劉承幹“所獲既富，遂發刊輯叢書之願，擇孤本與罕傳之本，次第授梓，成叢書數種”。對于劉承幹的刻書，魯迅說“有些書則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會刻的，是以他還不是毫無益處的人物”，劉承幹遂得了一個“傻公子”的美名。袁克文是袁世凱二公子，世人以“二皇子”稱之，又其所藏之書多加蓋“皇二子”、“上第二子”、“皇次子章”等章，“二皇子”之稱遂流傳更廣。
但有趣的是，國變之後，生在巨商大賈之家的劉承幹卻不事經營，而是以遺老自居，加入到恢複大清國的行列，并為之奔走張羅。對清王朝的賞賜有着幾乎病态的向往，晚年回憶其獲得内務府職務時還是洋洋自得：“按舊制，内務府大臣以下設上驷院、奉宸院、武備院卿各一員，并滿缺。辛亥後省上驷、奉宸、武備諸署，大臣以下置内務府卿，亦為滿缺。餘以漢人而入内務府，實為異數。當時文靖公寶熙及越千太保紹英、勤恪公耆齡以書賀曰：‘主上畀斯職，蓋視為一家人親之也。’鄭襄勤公孝胥以漢人為内務府大臣，亦在餘後。”
能夠以漢人的身份獲得理應是滿人的内務府職位，劉承幹成為了少有的“異數”，他對此津津樂道，更為難得的是這還在“鄭襄勤公孝胥以漢人為内務府大臣”之前，其得意之情躍然而出。而作為袁世凱之子的袁克文卻無心政治，甚至反對其父稱帝，就在袁世凱為複辟帝制大肆鼓吹之時，袁克文卻不識時務的作了一首《感偶》：“乍着微綿強自勝，陰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去驕風黯九城。隙駒留身争一瞬，蜇聲催夢欲三更。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這首詩被認為是反對帝制的鐵證，是以此詩一出，輿論嘩然，盛怒之下的袁世凱下令将其軟禁，不受父親喜歡的袁克文也最終逃亡上海。
雖然出身不同，相距萬裡，且政治信仰完全相左，本應沒有相聚相識的機緣，然天緣湊巧，兩人不僅相逢上海，還因為共同的藏書嗜好而成為莫逆。劉承幹最早記載兩人交往的時間是在1916年十月十七日：“午後因袁抱存觀察今晚招飲（觀察名克文，前奉天候補道，即袁總統之次子也），特至自來水橋先行往拜，茗談片刻而出。晚出至乾記弄姚慕蓮宅中應抱存之招，以抱存借座慕蓮家也，同坐者為沈仲禮、鄭叔問、廉惠清、将孟蘋，又不識者三人。”
是日，劉承幹受袁克文招飲，可見，兩人相識應比這個時間還早。
因有相同的志趣，兩人很快便相熟，加入到各種名士聚會之中。當然，品書鑒書是其中重要的主題，劉承幹在日記中記載：“（1917年）十二月十一日出至徐積餘處祝壽，以五十誕辰也，坐甫定，袁抱存與高德啟至，茗談良久。抱存帶有宋本書七八種，共同鑒賞，亦一眼福。席間所談皆版本目錄之學，德啟亦甚熟，予對之有愧不如，況抱存年隻二十九，已皆有門徑，其聰敏好學可知。”
回顧兩人的藏書曆程，有頗多相似之處。
出身名門，家資雄厚，為他們的藏書奠定了紮實的物質基礎。劉承幹生父劉錦藻是劉镛的二兒子，因大伯父劉安瀾英年早逝，沒有子嗣，祖父劉镛遂作主将劉承幹過繼給劉安瀾遺孀邱氏。劉镛辭世之後，劉承幹便以“承重孫”的身份繼承了家産。時人以動物形狀的大小來形容南浔富裕的絲商群體，“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之說在當地流傳甚廣。資産在千萬兩白銀以上者稱之“象”，資産在五百萬兩至一千萬兩白銀之間的稱之為“牛”，資産在一百萬兩至五百萬兩之間的稱為“狗”。而劉家為“四象”之首，劉承幹繼承的家産可想而知。袁克文出身不凡，父親袁世凱娶生母金氏時，已經是清朝駐北韓商務代表，後來更是登上民國總統寶座，生母金氏也是北韓的貴族。袁世凱辭世之前，曾有“口述遺訓”說：“夫餘辛苦半生，積得财産約一百數十萬磅，爾曹将來啖飯之地，尚可勿憂竭蹶。”然據學者考證，這隻是其資産的一部分，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房産、地産。作為袁世凱的次子，袁克文自然用度頗豐，且袁世凱過世之後，袁家有過兩次遺産配置設定，袁克文也分得了不少。
嘉業堂叢書
兩人收書均不計成本，大有海涵之勢，是以能在短時間内積聚起大量的書籍。劉承幹以其雄厚之資，搜羅了大量的圖書，“甬東盧氏之抱經樓、獨山莫氏之影山草堂、仁和朱氏之結一廬、豐順丁氏之持靜齋、太倉缪氏之東倉書庫，皆積累世之甄錄，為精英所鐘聚”，其所散出之書，大都歸入嘉業堂，一時間，嘉業堂典籍宏富，缥缃滿架。正因為劉承幹能對各家的散出之書兼收并蓄，短時間内迅速搜羅了大量的書籍，全盛時藏書達一點三萬部，十八萬冊，六十萬卷，被譽為民國私人藏書第一人。陳乃乾說：“嘉業堂主人劉翰怡宅心仁厚，凡書賈挾書往者，不願令其失望，凡己所未備之書，不論新舊皆購之，幾有海涵萬象之勢。”袁克文收書雖然沒有劉承幹的數量大，但規模亦是不小。倫明說：“袁寒雲克文于乙、丙間，大收宋椠，不論值，坊賈趨之，幾于搜岩熏穴。所儲又多内附物，不知如何得之也。”袁克文的藏書不僅數量多，且精品也多。“抱存由此緻力收藏，而物聚所好，不數年中，宋元名椠萃集百數十種”。兩人在收書上不計成本，不遺餘力，從劉承幹的日記中也可以窺探出一點端倪：“（1917年）六月二十午後缪筱珊來長談而去，伊于四月間托醉愚來說，備述近況漸艱，欲以所藏宋元椠本十馀種，讓售于餘。去歲曾與餘面談，此項書籍本與袁抱存有成約，計值貳萬元，讓售于餘，特改為壹萬捌千元，今則讓至萬五千元。”
日記是劉承幹記錄自己從缪荃孫處購買宋元椠本十馀種，先前袁克文與缪荃孫有成約，以貳萬元購之，後因故劉承幹以一萬五千元将書買下。書籍雖然最終歸入劉承幹，但兩人以如此大手筆收書，一般人是難以望其項背的。
兩人都具有深厚的版本學目錄學功底，促進了其藏書事業。辛亥革命的爆發，四方士大夫寓居上海，為劉承幹提供了向他們學習的機會。“凡京外士大夫避地而來，驅車而去，其為同、光間聞人，每樂與之過從，冀以商量乎舊學”。“往餘以所蓄書質正缪筱珊、葉鞠裳二先生，獲聞流略之學。又因缪先生納交羅君叔蘊，則故撢研金石，兼及目錄版本，與缪、葉同其旨趣者。叔蘊季弟子經，中年設書肆滬上，曰蟫隐廬。其所居與餘居寓廬相望，每過從辄言近日見某書、得某書，條别椠刻源流甚悉。餘服其精博，因資以訪求異書”。與缪荃孫、葉昌熾、羅振玉等一大批版本目錄金石大家過從，劉承幹自然從中收獲頗豐。朱甸卿也提及過學人當時相與過從的盛況：“餘自清季宣統二年設肆金陵，初于版本尚無研究。辛亥後遷至滬濱，得識江陰缪筱珊，貴池劉世珩，吳興劉翰怡、張石銘諸先生，朝夕攜書過從。”袁克文則是師從方爾謙，方“頗通版本，稍有藏書。抱存常以版本之學質于方”，後又将袁克文介紹至李盛铎門下學習版本之學，李盛铎“悅其聰穎，誨之不倦，曾鈔瞿、楊、丁、陸四家書目贻之。半載後學大進，試舉一書，抱存皆能淵源道其始末”。國家圖書館近現代名家手稿文庫中有一冊藏劄（未經正式整理編目，舊編為二十八号），收有李盛铎緻袁克文書信二十五通，從書信内容看，主要是李盛铎幫袁克文“掌眼”，辨析古籍版本，考鏡源流，襄助寒雲收藏，其亦師亦友的關系可見一斑。正是在名師的指點之下，袁克文由此“學大進”，以至于劉承幹在聽了袁克文對版本目錄之學的見解後，有自愧不如之歎。深得其中門徑的袁克文“由此緻力收藏，而物聚所好，不數年中，宋元名椠萃集百數十種”。兩人深厚的功底促進各自藏書事業的發展。
寒雲日記
可好景不長，袁世凱于1916年逝世，袁克文失去了重要的經濟來源，很快便到了出所藏易米的境地，其所藏之書也陸續散出。袁克文不像劉承幹那樣，由藏書而刻書，使之“化身千萬”，而是自秘，是以其藏書的詳細情況已很難全面考證，隻能從其有限的記載中得知其大概。其《寒雲手寫所藏宋本提要廿九種》記載有：《群經音義》（宋刊宋印）、《李賀歌詩編集》（北宋刊南宋印）、《春秋經傳集解》（宋刊宋印）、《隋書》（宋刊宋印）、《新編方輿勝覽》（宋刊）、《京本增修五代史詳節》（宋刊宋印）、《韋蘇州集》（宋刊宋印）、《詳注周美成集片玉集》（宋刊宋印）、《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宋刊宋印）、《北山錄注解随函》（北宋刊北宋印）、《絕妙詞選》（宋刊宋印）、《友林乙稿》（宋刊宋印）、《冊府元龜》（北宋刊宋印）、《于湖居士文集》（宋刊宋印）、《春秋名号歸一圖》（宋刊宋印）、《春秋二十國年表》（宋刊宋印）、《春秋圖說》（宋刊宋印）、《唐女郎魚玄機詩》（宋刊宋印）、《黃氏補十家注紀年杜工部詩史》（宋刊宋印）、《佛果圓悟真覺禅師心要》（宋刊宋印）、《舒州龍門佛眼和尚語錄》（宋刊宋印）、《北山錄》（宋刊宋印）、《韻補》（宋刊宋印）、《春秋傳》（宋刊宋印）、《後村居士詩集》（宋刊元印）、《孟子注疏解經》（宋刊宋印）、《廣韻》（宋刊宋印）、《篡圖互注春秋傳集解》（宋刊宋印）。《寒雲日記》也有提及《大學》（宋刊）、《桯史》（宋刊）、《醫學》（宋刊）、《松雪集》（元刊）四種。
唐女郎魚玄機詩
因袁克文散出的大部分藏書為潘宗周寶禮堂所收，是以我們隻能從與之相關的記載中零星得知其中的一二。據雷夢水《書林瑣記》記載，袁克文舊藏珍品有《禮記正義》（宋三山黃唐刻本）、《公羊經傳解诂》（宋三山黃唐刻本）和《柳河東集》（宋寥瑩中世彩堂刻本）。對于前面兩書，寶禮堂主人潘宗周嘗有過記叙：“時項城寒雲公子蔔居滬渎，有友介以相見，兼攜宋刻《禮記正義》、《公羊經傳解诂》二書至，自言資斧不給，欲以易錢。餘方發願買書，亟如所需畀之。《禮記》者，宋南渡後三山黃唐所刊，舊藏曲阜孔氏，海内傳為孤本。餘适構新居，落成之日，因顔曰‘寶禮堂’，以志喜也。”潘宗周寶禮堂藏書樓名正是出于海内孤本《禮記正義》。
寶禮堂所收袁克文舊藏除了如上所述袁克文求售之外，也有袁克文“出押他處，明訓為贖之”的：“（1919年）四月十三日午後與醉愚至外灘工部局捐務處訪潘明訓，出示宋寶慶椠《黃氏補十家注杜工部詩史》，書僅六冊，椠印精良，甚佳也。書系袁抱存舊藏，出押他處，明訓為贖之，連本息費至二千馀元，亦雲巨矣。”
當然，袁克文散出之書也有部分為劉承幹所得。據學者考證，嘉業堂所藏袁克文舊藏就有《春秋左氏傳句解》（十行本）、《監本附音春秋谷梁傳注疏》（宋刊十行明補本）、《舊聞證誤》（活字本）、《祖庭事苑》（紹興甲戌刊蝴蝶裝本）、《書蔡氏傳旁通》（元至正乙酉餘氏勤有堂刊本）、《新刊補注釋文黃帝内經素問》（至元己卯古林書屋刊本）、《新編連相搜神廣記》、《臨濟慧照元公大宗師語錄》（至元刊本）。劉承幹日記中也有關于購買袁克文舊藏的記載：“（1917年）十二月初九日與同文圖書館書賈汪姓買宋本《春秋經左氏傳句解》七十卷，乙部三十二冊，計洋三百八十元，聞系袁抱存出售。”“（1919年）二月二十五日王錫生來，與之買成書，十一種（宋版二、元版五，明版四，共十一種），皆袁抱存之物，計洋壹千四百元。”
可見，劉承幹收入袁克文舊藏的數量應該不在少數。
不久，劉承幹也家道中落，不得不變賣藏書度日，其所藏最為精華的宋刊四史及宋刊《鶴山先生大全集》等也售與了潘宗周的寶禮堂，兩人的所藏之書竟以這樣相同的歸屬作結，不禁讓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