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 年夏天，海軍上校查爾斯·摩爾（charles moore）在夏威夷參加了橫渡太平洋帆船比賽（transpacific yacht race）。比賽結束後，摩爾和隊友駕船傳回加利福利亞。正常路線是沿着北太平洋副熱帶環流的邊緣，順洋流航行。但是這一次，摩爾決定走捷徑，他要穿過位于高壓中心的大片靜水區域，直抵加州。多年之後，他回憶道：“1997 年出現了極強的厄爾尼諾現象，那是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在其影響之下，太平洋海水的表層溫度也達到了曆史最高值”。異常高溫，導緻整個海面都超乎尋常的風平浪靜。而在經過那片水域時，摩爾發現，水面上到處漂浮着垃圾，尤其是各種塑膠垃圾。2010 年，摩爾對史蒂芬·科拜爾（stephen colbert，美國著名深夜脫口秀主持人）說起當時的場景：那片遙遠的海域簡直就是“一個惡心的塑膠污水池”。
摩爾的新發現很快就得到證明。那一大片散布着大量塑膠廢棄物碎片的區域，通常被稱為大太平洋垃圾帶（the great pacific garbage patch），北太平洋垃圾漩渦（the pacific trash vortex），或是漂浮垃圾島（island of floating trash）。來自全世界各種各樣的垃圾（特别是塑膠制品）聚集在一起，漂浮在大洋的中心，成為了全球問題的又一大象征。全球變暖導緻冰川融化，北極熊難以覓食，而海洋污染的産物，就是這種廢棄物聚積而成的垃圾島。2012 年，一幅特殊的圖像展示了太平洋垃圾帶的景象：各式各樣色彩鮮豔的塑膠廢棄物漂浮在海面上，密密麻麻擠滿了一大片海域。如果不是盯着它仔細看，你幾乎很難發現在這一大片垃圾漩渦的中央有一艘船。這簡直就是環境災害版的《沃爾多在哪裡？》（一個小遊戲，玩家需要在一副複雜，混亂的圖檔中找到主人公沃爾多），考驗我們是否能夠在一大片垃圾中找到船上的那個人。
但是那張照片并不是在垃圾帶拍攝的，而是在馬尼拉灣附近。環流地帶的塑膠污染嚴重程度遠遠不止我們目光所及之處。在接受《地球島》（earth island journal）雜志采訪時，摩爾澄清道：“它和人們印象中以為的垃圾島并不一樣。環流區域的垃圾島，是無論什麼時候你在那片海域航行，隻要站上甲闆，就能看到人類丢棄的各種廢棄物漂浮在海面上。”馬庫斯·埃裡克森（marcus eriksen）的新書《垃圾帆船》（junk raft）揭露了海洋塑膠垃圾污染的真實作狀。研究人員們真正進入到這些垃圾聚集帶，一探究竟。
研究人員發現，照片中所展示的那一大片垃圾島，隻是冰山一角，真實的情況遠比照片中的景象還要糟糕許多。《垃圾帆船》記錄了埃裡克森深入環流中心考察垃圾帶的親身經曆。他和同伴乘坐一艘用 15,000 個一次性塑膠瓶制成的帆船穿越了垃圾帶，最終發現：“垃圾島、垃圾帶根本不足以形容真實情況有多糟糕。”
通過這次“特殊”的航行，埃裡克森和他的同伴喬爾·帕斯卡爾（joel paschal）發現，那根本不是一座垃圾島，而是一大片塑膠碎片的海洋。這些在環流作用下聚集到一起的塑膠垃圾，原本都是完整的，但在海水沖刷和日照侵蝕的作用下，它們被分解成了碎片和微粒。這些碎片和微粒，一部分漂浮在海面上，會吸引魚類和海鳥前來覓食。以前人們對于垃圾島的了解并沒有把“塑膠污染物的分布情況和毒性成分，以及對海洋生物造成的廣泛危害”考慮在内。而埃裡克森則希望通過一系列的調查研究來解決資料匮乏的問題，讓人們能夠準确了解這種現象本身及其影響。與過去的了解相反，我們可以把這些塑膠垃圾看作是一種煙霧，它們不僅僅隻是漂浮在海面上，還會對海底生物的呼吸和食物造成影響。“想象一下，如果你能夠站在海底，擡起頭來一看，隻能看到那些塑膠垃圾”。
埃裡克森進一步解釋道：
“世界最大的河流和人口最為稠密的海岸線都分布在北太平洋副熱帶環流體系沿岸，這些河流将人類産生的大量塑膠污染物帶入海洋，它們分解為塑膠微粒，在海底彙聚，形成了大塊雲霧般的陰影。站在海底，就猶如身處雲霧當中，四周全都是塑膠微粒和碎片。”
乘着垃圾帆船，埃裡克森和帕斯卡爾順着洋流，跟随着塑膠垃圾的漂浮路線行進。這一路上，他們遇到了暴風雨，帆船故障，還有腸胃不适等問題，這些都以回憶錄形式記錄在書中。埃裡克森在書中分析了塑膠行業的興起以及塑膠污染日趨嚴重的情況，化學成分使得這些物質越來越難以被分解，有害性也越來越強。書中還揭露了塑膠行業内為了逃避安全處理塑膠污染物的責任而無所不用其極的普遍現狀。當我們到達垃圾漩渦時，一大片塑膠污染物映入眼簾，其中甚至還包括許多應當立即被處理、而不是漂洋過海出現在這裡的污染物。看到這樣的場景，我們感受到，這些塑膠污染物不僅僅隻是生态問題的根源，也展現出了物質社會中人類本性的黑暗面。
塑膠制品并不是從一開始就背負着惡名。1955 年，《生活雜志》發表了一篇名為《一次性生活》（throwaway living）的文章。文章是為了慶祝一次性塑膠而作。文章中還附上了一張照片，展示了一家人愉快地使用塑膠盤、塑膠桶和塑膠刀叉的場景。有了這些一次性餐具，就再也不需要洗碗了。2011 年，蘇珊·弗賴恩克爾（susan freinkel）出版了《塑膠：一個有毒的愛情故事》（plastic: a toxic love story），其中寫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這種一次性産品開始流入市場。然而，那些特别注重‘資源的重複利用’的人，尤其是那些經曆過經濟大蕭條和戰時資源稀缺的人，卻對這種産品厭惡至極。”這一類消費者習慣性地重複使用他們購買的任何東西，直到用壞了不能再用為止。
人類最初發明塑膠，是作為一種替代品，用于取代諸如象牙、骨頭、木材和龜殼這類逐漸減少的自然資源。在 19 世紀 60 年代，《紐約時報》釋出了一篇關于大象大規模死亡的報道，随着象牙梳、象牙鋼琴鍵和象牙撞球等象牙制品的流行，人類對于象牙的需求不斷增長，而這種需求導緻大象瀕臨滅絕。1869 年，為了尋求制作撞球的象牙替代品，美國化學家約翰·衛斯裡·海厄特（john wesley hyatt）通過在硝酸纖維素中加入樟腦和少量酒精，制成了一種可塑性物質，這種物質在熱壓之下可成型為一種酷似象牙的塑膠制品，海厄特将其命名為賽璐珞，這就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塑膠。1907 年，化學家利奧·貝克蘭（leo baekeland）發明了由苯酚和甲醛組合而成的聚合樹脂，也就是酚醛樹脂（bakelite）。而酚醛樹脂的出現漸漸取代了蟲膠樹脂。蟲膠樹脂一種由羟基羧酸的内酯和膠酯構成的固體溶液，是電器工業初期廣泛使用的重要材料，但是它的生産過程卻非常古怪。蟲膠是由甲蟲的排洩物制成的，而 1 磅蟲膠需要采集大約15 萬隻甲蟲 6 個月的分泌物才能得到。這些新型化合物的出現，幫助大象和甲蟲擺脫了困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随着對天然橡膠的需求激增，新型合成材料發揮了巨大作用，并開始占據主導地位。
塑膠的廣泛應用，預示着物質高度自由化的新時代的到來。與經濟大蕭條和戰時的物資緊缺狀況不同，塑膠出現之後，原材料可以直接從實驗室提取，就像是變魔法一樣。商品的制作成本也是以大幅降低。在 20 世紀早期，塑膠工業和化學工業同步發展，石油和天然氣精加工過程中所産生的副産品，被用做塑膠生産的原材料。弗賴恩克爾在《塑膠：一個有毒的愛情故事》中虛構了一個關于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故事。洛克菲勒從遠處眺望他的煉油廠，看到有一束火焰從煙囪裡噴出來。他問身邊的人是什麼着火了，那人解釋說，是乙烯氣體，一種石油精煉過程中産生的副産品。一向讨厭浪費的洛克菲勒随即讓那人去“找出這種氣體的用途”。乙烯氣體成為了聚乙烯的主要成分，而聚乙烯是一種常用于塑膠袋、塑膠瓶和其他塑膠包裝的塑膠材料。據估計，到 2018 年，全球範圍内僅聚乙烯的生産量就将達到 1 億噸。
埃裡克森緻力于研究調查這些塑膠垃圾從源頭到最後被處理的整個過程。他去過印度德裡的一處垃圾填埋場、馬林郡（marin county）的一個廢物回收中心，以及位于迪拜的一家牲畜診療所。這一路上，他見證了塑膠對環境和生物造成的可怕影響。餓死的駱駝肚子裡塞滿了它們吃過的塑膠袋；塑膠上攜帶的類雌性激素，能夠将一頭白鲸變異成雌雄同體；海龜血液内的塑膠微粒會導緻其産卵量越來越少。有一次，帆船上準備的食物全都吃完了，于是埃裡克森和帕斯卡爾決定釣魚作為食物補給。他們釣到了幾條雙帶鲹，然後放到甲闆上準備開始切魚片。但是，在處理雙帶鲹的過程中，埃裡克森注意到其中有一條魚似乎不太對勁。“那條魚的胃差不多杏仁那麼大，摸上去硬邦邦的。我隻是用配菜刀的邊緣碰了一下，它就裂開了。17 塊塑膠碎片從它的胃裡面倒出來，除此之外，裡面就再也沒有其他東西了。”
埃裡克森在書中陳述的這些故事讓讀者備受震撼，但更引人深思的，是他引導讀者們對于當下這種消費文化和處理方式進行批判性思考。在這樣一個充斥着廉價産品且計劃報廢（為産品設計有限的使用壽命，令産品在一定時間後報廢）盛行的世界裡，我們所購買到的很多東西本身的使用壽命就非常有限。當這些東西報廢之後，我們肯定會把它們丢棄。問題是：“該丢到哪裡去？”埃裡克森指出，所有這些廉價而友善的物品（以及買這些東西的時候附帶的廉價而友善的包裝），必須得有個去處。隻有不到 10% 的廢棄塑膠被回收利用，而剩下的都被送到了垃圾填埋場。但并不保證是“全部”。那些被扔在路邊的塑膠廢棄物，或者在那種管理不善的垃圾填埋場裡，被風刮走的塑膠垃圾，等等，都有可能被吹到排水溝和河流當中，最終流入海洋。
為了防止這些垃圾越積越多，埃裡克森提出了“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的主張，認為應該取締計劃報廢，提倡商品的設計理念應當把較長的使用壽命和重複使用性考慮在内。循環經濟是一種物質循環流動型經濟，依靠生态型資源循環來發展。埃裡克森在書中概括道：
“在循環經濟中，經濟激勵（economic incentives）或者政策激勵（policy incentives）将由一種新型的價值鍊引發。在這種激勵制度下，我們将産品設計師、系統工程師、産品制造商和廢棄物回收人納入到同一個系統當中，成為一個完整的循環。”
埃裡克森的這一主張意味着一個巨大的轉變。過去，制造商隻負責将他們制造的産品賣出去。而在“循環經濟”當中，消費者把産品拿回家之後的使用狀況也需要他們關注。
埃裡克森在書中追溯了美國環境保護主義（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把消費者選擇權（consumer choice）擺在重心的發展曆史，這部分或許對讀者來說最具啟發性。埃裡克森回憶起上世紀 70 年代，美國環境主義者首次倡導了地球日活動，呼籲創造一個清潔、簡單、和平的生活環境。
1971 年，“保持美國美麗”組織（keep america beautiful）拍攝了一部公益短片《哭泣的印第安人》（crying indian），短片中，意大利裔美國演員艾隆·艾斯·科迪（iron eyes cody）飾演的印第安人，在高速公路上看到行駛的轎車中有人扔出一大片垃圾，看着那攤垃圾，印第安人涕泗橫流。這部短片的拍攝得到了安海斯布希（anheuser-busch）、百事可樂和可口可樂等公司的贊助。因為它所傳遞出的資訊，無異于“将塑膠污染的責任推給了消費者”，認為個人應當全權擔負起清理這些垃圾的責任，而市政當局則應當承擔所需的費用。完全沒有被提及的産品制造商，反而成了這種資訊的直接受益方。埃裡克森說：“這是一種戰略，将大衆的關注點轉移到其他方面，進而忽視了産品生産商和産品設計者的應當承擔的責任。不得不說，這種戰略非常成功，當時人們的關注點都完完全全被它引導了。”
其實，這麼做根本沒有必要。埃裡克森非常支援生産者責任延伸制度（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他認為這種制度并沒有對生産商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 35 個成員國當中，美國是唯一一個沒有針對塑膠包裝制定相關法律的國家。事實上，這麼做對于企業來說是有好處的。因為埃裡克森發現：“當一家公司願意為它的産品及其包裝的整個壽命周期負責，那麼有關于廢物回收再利用的新技術也會随之蓬勃發展。”
為了争取相關立法的戰鬥仍然在持續進行。2016 年，加利福尼亞州“禁止”雜貨店和便利店使用一次性塑膠袋（并不是真的禁止使用購物袋，隻不過消費者需要花費 10 美分購買一個紙質的或是可重複使用的購物袋，以此取締過去免費提供的塑膠購物袋）。2017 年夏天，有關部門頒布了清潔用品中不得使用“微型柔珠”（microbeads）的禁令（微型柔珠是一種合成的塑膠珠，常用于洗面乳、磨砂用品和牙膏等化妝品和個人護理用品當中，可以起到去角質的作用。但是這種細小的塑膠顆粒很難被污水處理系統過濾，能夠對水源造成嚴重的破壞）。每一步發展，不可避免的會引發争議。但是這些進步标志着人們思考方式的轉變，不再是一味的圖友善，而是開始關注這些垃圾可能造成的影響。同時也意味着人們終于開始注意到那些生産有害物質且從中獲利的公司，希望他們能夠承擔起應付的責任。
《垃圾帆船》這本書中穿插着許多埃裡克森自己的人生故事。他把最美麗的辭藻都用來形容海洋。埃裡克森回憶起一次“特别的”潛水經曆，水中充滿了能夠發光的浮遊生物，他在書中用文字描繪了那個畫面：“成千上萬個生物發光體在我身旁湧動，它們之間碰撞而彙聚的光芒從我指尖傾瀉而出，我仿佛置身于茫茫宇宙星空中的宇航員。”通過書中簡單提到的一些轶事，我們了解了他與妻子之間的故事（他在船上向她求婚，問出了“你願意嫁給我嗎？”之後，立馬又補充道：“還有一件事我必須要說：我想橫渡大洋”）。此外，他還在書中分享了在部隊的時光。第一次海灣戰争期間，他随軍去了科威特。2015 年，他又回到了那裡，考察污染情況，并調查了全球軍事-石油聯合體對海洋污染所産生的影響。
書中涉及到許多政治和辯論相關的内容，但埃裡克森卻巧妙地用個人叙述的方式将這些枯燥的内容融入到故事當中，讓讀者更容易了解和接受。在這次乘坐垃圾帆船穿越垃圾帶的旅途中，埃裡克森也正是這麼做的，他利用各種生動的故事提高人們對于塑膠污染問題的認識。有一次，在航行過程中，他們的帆船差點就要四分五裂了，而在那樣危急的情況下，埃裡克森最為擔心的，除了他的皮膚，就是那些故事了。他在書中寫道：“我們需要用一個好的故事來号召公衆團結一緻，而這一次的冒險，就是一個切入點。”
利用這種看似作秀的方式，吸引公衆對于環境問題、甚至是具體到海洋污染問題的關注，埃裡克森并不是特例。2010 年，大衛·羅斯切爾（david de rothschild）就駕駛了一艘由 12000 個塑膠瓶制作而成的遊艇，從加利福尼亞州航行至澳洲，目的也是為了提高人們對于海洋塑膠污染的認識。埃裡克森在《垃圾帆船》中也提到了羅斯切爾的那次航行。兩人還曾為船的命名問題起過争執，他們都想用“普拉斯蒂奇”（plastiki，音似“塑膠”plastic）來命名自己的船，以向探險家托爾·海爾達爾（thor heyerdahl）緻敬，1947 年，海爾達爾曾駕駛一艘名為康提基号（kon tiki）的帆船穿越了太平洋。或許他們這麼做确實是對的。因為他們的舉動和故事的确将問題推向了正确的方向，吸引了公衆廣泛的關注并推動了實際性的改革。
但是歸根到底，《垃圾帆船》這本書的要點還是在于對問題的分析，個人的故事隻不過是浮于表面的形式罷了。就像相比謠傳中“閃耀着光澤”的垃圾漂浮島，現實中黯淡無光的塑膠微粒“煙霧”問題更為嚴峻——最值得我們關注的并不總是那些閃閃發光的東西。
（翻譯：劉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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